每过些日子，我就会到田间去，无论有没有要做的事儿。我去和那棵树说话，说说这些日子发生的事，说说父亲熟悉的生活。它很有兴趣。它有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说这事应当怎么做，谁谁谁小心眼多不可信赖要防着他点儿，谁谁谁曾借过我们三十块钱都六七年了还没还，要记得提醒他。有时，它也说说在田里看见的事，谁家的羊吃了我们家的麦苗他装作没看见也不去管，草应该除了，哪片地里麻雀特别多该扎些稻草人了等等。它跟我谈起我的弟弟，说他心太浮，太懒，得好好地管管他。
在父亲变成树之前我是有名的闷葫芦，不习惯和谁多说话，但在父亲变成树后我的话多了起来，我努力把我看见的想到的记下，好到田里和那棵父亲树好好说说，我有这个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这棵父亲树的生长，它的话却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含混不清，沙子把它的口已经全部塞满了，我发现，随着树的生长，父亲在上面的眉眼也越来越不清晰，它们渐渐成了纯粹的树皮的纹裂，突起的树瘤……一年之后，这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但不再和我说话，再后来发出的嗡嗡声也没有了。它长成了单纯的树的样子，无论是树干还是叶片，在它那里，“父亲”的成分慢慢消失，尽管父亲是长成这棵树的种子。
无论如何，我还是将它看成是我的父亲，我会一直坚持这种固执。
秋天的时候，我在长有树的那块地里种下麦子，麦收后，我和那棵树认真地商量了一下，是种玉米还是高粱?父亲在的时候喜欢种点儿芝麻，我也坚持了父亲的这一习惯，在靠近树的地方种了一分地的芝麻。芝麻在熟的时候很占人，麻雀、喜鹊都喜欢和人争夺，而村上有些人，也习惯在芝麻地里干些小偷小摸的事儿，所以父亲在的时候每年芝麻的收成都不是很好。在芝麻成熟的时候，我尽量把自己种在地里，尽量让自己长成和父亲并排在一起的树，驱赶想来偷食的鸟，和那些偶尔路过的叔叔、婶婶、兄弟们打个招呼……我得承认，在父亲变成树后，我越来越习惯在田间待着，我突然有了太多的话想说。之前不是这样，当然，之前，我也不习惯和父亲总待在一起，我们很少有什么话说，我弟弟也是这样。我们一家人都属于那种寡言少语的闷葫芦，在一起的时候自己都觉得闷。可父亲变成树后，我竟然有了这样的改变，我突然发现，和这棵父亲树说话有这么多的乐趣。特别是它不再和我交流之后。
当然，回到家里，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嘴还是同样笨拙，话多的是我的老婆。她指责我的弟弟越来越不像样子，又耍些怎样的小奸猾以为她看不出来；我的弟妹又是如何话里有话，钩心斗角，总想在她的面前占个上风，而她又如何应对，将她压了下去。当然还有些东家西家的长短……我在她说这些的时候其实也有话想说，但想想，最终没有说出来。一直是这样，我之所以是闷葫芦，是因为话都自己闷着不想将它们说出来，说出来，可能伤人。我想我的父亲，我的弟弟也是这样。不过，我的弟弟的确越来越……唉。
在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年我弟弟家有了一个男孩儿，这本来应当是个令人兴奋的事儿，然而，这个孩子却是一个，瞎子。这件事对我弟弟一家的打击很大，远比贫穷和被人轻视的打击更大，好像他们做了一件很不堪的事儿，抬不起头来。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就像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再压了一块石头，而且，它不会被卸掉。有一次，我弟弟在田问，和我谈起卸掉石头的想法儿，他肯定想过多次了，我抬头看了看地头上那棵父亲树，它在黄昏里显得有些模糊，但我知道它在。我说，兄弟，不行啊。父亲在那里看着呢。他要知道……
我弟弟，只是说说而已。
在父亲离开我们之后，家里遇到的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艰难。种地收益很少，而种子和化肥却变得很贵。打过农药，能捕虫的益虫益鸟被药死得不少，而对害虫的作用反而不大，它们飞快地繁殖，不得不再打更多的农药。前面的那条河也时常干涸，有水的时候也是发臭的黑水，据说这还是县里花钱买的，不然连这也没有。我和弟弟也曾想人股做鱼粉生意，在我们村上做这个生意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发了财，但我们俩既没有资金也没有销售关系，又笨嘴拙舌的，做业务员肯定不够格，所以没有人愿意我们人股，这个门路根本不通。我弟弟给人扛过几天的麻袋，但只有几天而已，那样的苦他实在受不了，而且钱给得很少，还得欠着。我和父亲商量，和那棵高大起来有了阴凉的树商量，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虽然收益少，肯定富不了，但人总得吃饭不是?但总归是，饿不死人不是?
问题是，我的弟弟有了变化。因为这个瞎眼的孩子，他时常会和自己的妻子发生争吵，无非是些鸡毛蒜皮，他要用这些鸡毛蒜皮来散掉自……
李浩的写作，有意识地与当下各种汹涌的潮流文学拉开距离，甘愿冒险走上一条偏僻艰辛的道路。他的作品血肉鲜活、烟火繁重，举重若轻，形神兼备；灌注着现代哲学观念，带着形而上的追求，执著而从容地发掘着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建构着他所理解的诗性和人陛。他的清醒、固执和精进的艺术姿态在当下平庸懈怠的文学语境中尤其显得醒目。
——庄重文文学奖颁奖词
至今还记得初次读到布鲁诺·舒尔茨那三篇小说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得那种不适和震动，那种疼痛与寒冷。当时，给我如此强烈感觉的还有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大坝》。1999年，在余华《温暖的旅程——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中，布鲁诺·舒尔茨的短篇极短，我记得我一气读了其中的两篇，《鸟》与《蟑螂》，不得不停下来——一是要回味，感觉，二是多少有些舍不得读下去。还有一篇，4000余字的《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我在小说的营造中陷入，难以呼吸。我记得那时正是正午，我却感觉不到窗外阳光的厚度，我却在犹豫：仅剩下的这篇，读还是不读?读完之后我还能读什么?没错儿，面对它，就像一个孩子面对自己喜欢的、但所剩无几的关食……
三篇小说，写下的均是“父亲”。这个父亲在小说中三次“变身”，分别变成了“鸟”、“蟑螂”和“螃蟹”，甚至在后两次，他都面对着可能的死亡。不过，变身三次的“父亲”依然是同一个人，你会在其中寻找到在他身上身边弥散的强烈气息，你会凭借其中的气息将他认出来，从鸟群中，从蟑螂和螃蟹中。这个父亲：他遭遇了挫败，这个挫败大约是致命的，足以让他一蹶不振，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挫败让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作为“魔法师”和创造者的布鲁诺·舒尔茨，紧紧抓住挫败和“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的真实，让父亲隐藏在鸟群中，“一开头，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浑然一体的爱好”，不过后来，随着鸟蛋的孵出，情况发生了“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反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是不公开的”——他成为了鸟群中的一只，尤其像那只一动不动、“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的秃鹰，甚至，父亲会偶尔地发出鸟叫声……进入到灰色时期的父亲用他的夸张抵抗着蟑螂的入侵，然而他那种有些神经质的抵挡却作用相反，蟑螂的某些因素进入到他的体内，“白天他还能用身内剩下的一些力量来抵制，同他的着迷作斗争；但是夜晚，他完全被控制住了。”随后就是，《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这一次，他完全不顾我们家境的日渐窘迫，距离实际的事务走得更远。父亲在“最后一次”中变身螃蟹，至少是类似的生物，它在逃，一次次——它躲避的可不单单是脚踩到它身上去的危险，不单单是。对这个“父亲”来讲，“实际的事务”竟然那么可怕，他料理不来，他经受了挫败，于是只得逃避，用一叶障目的方式。
当然“父亲”的逃走不可能彻底，成为喜剧：《鸟》，父亲的幻觉被粗暴的女佣打破，她用自己的力量驱赶了所有的鸟儿，使这个父亲成为“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变身为蟑螂的父亲也许死去了，还是那个女佣，她把一些死虫扫进畚箕然后烧掉，布鲁诺-舒尔茨心境复杂地猜测，“他会不会可能是其中的一只呢?”最后一次逃走，有了螃蟹模样的父亲最终遭遇了“谋杀”，它被母亲煮熟……
以“河北四侠”之名，张楚、李浩、刘建东、胡学文出此一套书。为什么叫“河北四侠”呢?这四位倒真是四条汉子长在河北，但平曰里以小说为业，“以武犯禁”的事并不曾干过，精神上也未必以侠义自许，一个“侠”字不知从何说起?
或日：“侠”，在此处是指向某种地方历史记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两千多年前，荆轲、高渐离从这里走出去。迨至今日，这种命名中或有诉诸历史、建构身份的意图。
好吧。那就先谈谈历史。
我中华广土众民，文化之天下性与文化之地方性相表里。一方面，圣人之道行于天下；但另一面，异土殊俗，每个地方又自成天地、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我是谁”的问题，首先是我的祖先在哪里、我生长在哪里，乡土与籍贯是编户齐民的法律身份，更是一重文化身份，寄托着我们最自然、最基本、最牢固的认同。中国人就据此在茫茫天下互相辨认，相亲相依。
这种身份意识在帝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沉积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缘关系。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是什么地方人；而我是什么地方人，其中预设着我的地方在帝国版图上的位置、它与帝国中心的关系。温州人至今认为自己是偏卑草野之人，谁都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广东人敢为天下先，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自认化外之民，他们都在帝国边缘的位置上发展出独具力量的认同。而河北人，他的位置就游移不定，说来话长。若说到战国时期、易水河边，那时河北的位置倒是清晰的，胡服骑射、慷慨悲歌，它是华夏文明的边缘或前沿，有时就是一盘棋上的弃子，直到唐宋一直如此。元代以后，北京忽然成了帝国的中心，而河北忽然成了畿辅、直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它都在困惑于这个辇毂之下、天子脚下的位置。当代以来，很少有哪个省的省会几度迁移，这虽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也颇具象征意味；似乎在河北，这个省会放在哪里其实是不要紧的，并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省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的中心。河北是如此接近于帝国的中心，以至于它没有自己的中心和重心。
北京成为帝国的中心，是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是最靠近长城、最靠近黄仁宇所谓“37度线”的帝都。定都于此，对元朝来说，是背靠草原而面向城市和农田；对明清来说，则体现着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长期冲突中的战略意志。与长安、洛阳不同，这个帝都的建立，从来不是出于文化和经济的考量。长安依托着关中平原，洛阳、开封依托中原；而作为帝都的北京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并不依靠它的周边地区。它从广大的帝国汲取财富和知识，它的周边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地理上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河北拱卫着京师，在经济和文化上，帝都不是它的产物，而它只是帝都延伸出来……
李浩编著的《父亲镜子和树》是河北四侠集结号系列之一，《父亲镜子和树》试图完成对人、对时代、对人物命运和精神趋向的内在追问。其中，诸多小说在发表时就引起较好反响，曾入选多种年选、精选集，获得河北省文学振兴奖和多种奖励。部分作品并被译为英、日文版本。
《父亲镜子和树》是李浩的精品小说集，集中选取他最为用心、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父亲”的书写的篇章。“父亲”，在李浩的文字里是象征，寓言，精神代指，关于父亲和父亲时代的书写，李浩试图完成对人、对时代、对人物命运和精神趋向的内在追问。其中，诸多小说在发表时就引起较好反响，曾入选多种年选、精选集，获得河北省文学振兴奖和多种奖励。部分作品并被译为英、日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