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萧军先后有过三位妻子，本书作者王德芬便是萧军的第三位妻子。18岁的王德芬，告别了温暖的家庭，50年来与萧军相伴相随；从兰州到西安转成都小住，经重庆奔赴到延安；过张家品、齐齐哈尔返哈尔滨；去往佳木斯、富拉尔基，回到沈阳后发配抚顺……最后落户北京。在这半个世纪的夫妻生涯中，腥风血雨，坎坎坷坷！来自政治的；来自经济的；来自精神的；来自病痛的；来自天灾的、人祸的……铺天盖地的打击，却并没有摧垮他们这一代革命夫妻的信念与意志：“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建立和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也没有放弃他们对人类社会应尽的责任——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八个儿女。

本书真实的讲述了他们一生的经历，希望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读书兴趣，更愿作家萧军的读者们、研究者们能从中寻觅到一些可供注意的线索。

本书是风雨岁月丛书之一。

本书分苦恋、踏上征途、在革命圣地延安、从延安去东北解放区、到了终点站——北京等五个部分，讲述了王德芬与萧军共同走过的50年风雨历程。

前言 萧耘／1

第一部 苦恋／1

引子／1

初遇／2

重逢／3

一件礼物／5

家庭晚会／5

“小有天”便宴／8

白塔山茶馆／9

心声／10

求婚／10

试探／12

突然袭击／13

第一封情书／14

“中山林”郊游／16

“逐客令”／18

冲突／19

“软禁”／20

一张“签”纸／21

一串小红珠和一包小石头／22

“陶乐春”联欢会／22

重游“中山林” ／23

忍——心上插着一把刀／24

计划／26

胜利了／27

第二部 踏上征途／29

新婚之夜／29

一位忧郁的小朋友／30

一对快乐的夫妇／31

奇怪的团长／3l

我的两个小弟弟／32

一位四川姑娘／32

在成都安了家／33

他当了报社编辑／34

爱情的动摇／34

朋友们／39

邻居们／40

青年艺术家王大化／42

女儿的诞生／43

中共元老林伯渠／44

抗日英雄段文郁／45

一位远方来客／48

萧军去“旅行”了／48

到了重庆／59

第三部 在革命圣地延安／70

到延安边区“文协”定居／70

延安保育院和中央医院／72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74

延安作家俱乐部／81

王实味事件／83

下乡去当老百姓／86

回到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93

终于到了“鲁艺” ／96

去东北解放区路过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张家口 ／98

第四部 从延安去东北解放区／108

路过张家口／108

到了哈尔滨／l 16

“鲁迅文化出版社”的创立／144

《文化报》的创刊／145

“鲁迅社会大学”开学了／146

下乡去参加“土改” ／146

萧军入党／155

《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156

离开哈尔滨去沈阳／160

下放抚顺煤矿／169

创建“抚矿京剧团” ／171

京剧《武王伐纣》连台本戏的演出／173

第五部 到了终点站——北京／184

在后海北沿安了家／184

旧地重游——去青岛／185

萧军当了考古研究员／193

萧军弃文学医／195

三部作品的命运／197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20l

“四人帮”倒台了／236

乡居生活／238

野草诗社的成立／244

中共中央为萧军平反昭雪／246

为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249

“庆祝萧军文学生涯五十周年”四次大会的召开／251

“萧军资料室”的成立／258

不治之症的突然袭击／260

初遇

1937年我18岁，是苏州美专高二的学生，过了暑假就要升高三了。  我的姐姐德谦比我大五岁，原是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思想“左倾”，爱好文学，崇拜鲁迅先生，爱读左翼作家的作品，常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上投稿。只因在校组织学生会、读书会、办墙报等比较活跃，被校方视为“危险分子”，被勒令退学了，之后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继续专修文学。

放了暑假我到上海去找她，约好在一起度过假期。我们借住在她的一位朋友吴渤家里。吴渤是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他俩是在报纸上打笔仗认识的，真是“不打不成交”啊！姐姐性格开朗、豪爽，对人热诚、坦率，丝毫没有一般女孩子那种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劲头，因此她和吴渤之间能够做到兄弟相称，保持着纯洁的友谊。

那时已是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后，吴渤为了抗日救亡，准备上前线，受军训去了，一两个月不会回来，临走，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姐姐。他的家是个小亭子间，夏天正西晒，白天像个小蒸笼，热得我们头昏脑涨吃不下饭。晚上，因为小铁床上臭虫太多，咬得我们睡不着觉，用蜡烛一烧床缝，鼓溜溜红通通大大小小的臭虫，就像炒嘣豆一样，噼噼啪啪掉满一地——吴渤平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有一天姐姐抽出一本递给我：“你瞧！这是田军写的《八月的乡村》，一部抗日的小说，这是他的成名作，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鲁迅先生给此书作了‘序言’。田军是吴渤的朋友，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认识他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他是一万多人送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出殡的时候我也去了。后来我和吴渤到鲁迅家去看望许广平先生，见过他和萧红，他们是一对青年夫妇作家，都很有才华。田军还有一个笔名叫萧军，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都写得很好，是个很有名气的东北作家。”

我在南京汇文女中上的初中，那是个教会学校，那里的学生和外界是隔绝的，受不到当时政治潮流的影响。我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爱好美术，考进了苏州美专，那也是个“世外桃源”似的学校，我是寄宿生，很少外出，除了按时上课学绘画，业余时间自己练练钢琴以外，只看过一些庐隐、谢冰心、丁玲等女作家的作品，其他书籍是接触不到的，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因此比起我的姐姐来，我的头脑就简单、幼稚得多了，尤其对于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就更无知了。

姐姐既然说《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好书，值得一看，那就看看吧！对于书中的人物、情节……我都是陌生的，也想象不出它的具体形象和情景，当我看到描写唐老疙瘩和李七嫂的关系那部分时，我就更不能理解了，反倒起了一种“反感”一也许是因为在我的头脑里，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封建道德”和“正统观念”的残余吧？书没看完，我又还给姐姐了。《八月的乡村》虽然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进步小说——，然而，我却不是它的读者。

7月下旬有一天，姐姐带我去拜访许广平先生，上了电车以后，姐姐忽然悄悄对我说：“你看那边那个人，就是《八月的乡村》作者田军。”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在两节车厢之间过道门旁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浓黑的头发，棕红的脸色，虽然有点瘦，但很结实，很像个游泳健将。上身穿着白色短袖针织网球衫，下身是白色西式长裤，脚穿一双尖头皮鞋。他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报纸。姐姐拉着我的手走了过去，很尊敬地笑着和他打招呼：

“萧先生您好！还认得我吗？咱们在吴渤家里见过，这是我的妹妹王德芬。”姐姐又为我介绍：“这就是萧先生。”

我向他点了点头，他也向我们点了点头，还欠了欠身子，一句话也没说，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报纸了。他那冷漠、严肃的态度，给人一种不善交际、略嫌高傲的印象。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再和他攀谈，离开了他。我心里想：姐姐真是多余！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我父亲原在上海、南京工作，1935年带着家属(我母亲和两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到甘肃工作去了。我姐姐在上海，我在苏州，我哥哥德彰在南京，他比我大两岁，是金陵大学一年级电机工程系的学生。我们都是寄宿生。

由于时局动乱，学校停办，如果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交通一断，邮汇不通，我们三个人的生活立刻就会发生困难，所以我父亲在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特意到上海、南京将我们接回了甘肃。

重逢

1938年年初我家居住在兰州市炭市街四十九号前院。路西的大门，狭长的院子，三间北房，两大夹一小，三间南房，也是两大夹一小，房前都有很宽的走廊，四间大屋子里都有半间屋大的火炕。通过一个圆门，后院住着房东孙炳兀老先生和“甘肃省民众教育馆”馆长柴若愚老先生全家。

我和姐姐住在西头圆门旁那间北屋里，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东头靠近大门那间北屋里，中间是储藏室。哥哥和吴渤住在我们对过西头那间南屋里，隔壁是厨房，厨房东隔壁是厨师的住处。吴渤是我姐姐约他从上海到甘肃来，一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

姐姐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简称“妇女慰劳会”)任宣传部部长，主编《妇女旬刊》。哥哥是西北抗战剧团剧务主任兼演员，我是临时演员，并在妇女慰劳会帮姐姐画画墙报报头，每星期去国民党省党部三次，教教那里的职工唱唱抗日救亡歌曲。我们姐弟三人都是义务职。吴渤和中共地下党员丛德滋创办的民众通讯社以及八路军驻兰办事处都有密切联系。

我们曾应柴老先生的邀请于2月初在民众教育馆连演过3天陈里霆和崔嵬编的抗日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我们是以“王家兄妹小剧团”的名义演出的。德彰扮演卖艺的老头，我扮演老头的女儿香姐，11岁的弟弟德威扮演打鼓的小伙计，姐姐和吴渤扮演剧中的观众女学生和抗日的伤兵。由于剧情强烈的时代感和演员埋伏在观众中，形式新颖，收到了逼真动人的效果，顿时轰动了整个兰州市。接着又为抗Et部队中苏联飞行员和苏联运输兵以及西北抗战训练团做过几次慰问演出，因而结识了各界许多朋友，家里常常宾朋满座。带着新安旅行团刚到兰州不久的汪达之先生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伍修权(当时化名吴寿泉)及党代表谢觉哉老先生成了我家的常客。都看了我们的演出，对我们倍加称赞和鼓励，吴渤为了增强兰州进步文艺运动的领导力量，写信邀请正在西安的塞克和萧军来兰工作。

1938年4月28日清晨，我和姐姐刚刚醒来，忽听院内有响亮的皮鞋走路的声音，有人在问：

“吴先生在这儿住吗？这儿有姓吴的吗？”我掀开窗帘隔着玻璃往外一看，见到两个人的背影：一个大高个，穿着一件浅色风衣，手里拄着一根手杖；一个比他矮的戴着一顶灰色呢帽，穿着一件深红色皮大衣。我惊喜地向姐姐说：

“是塞克和萧军，你看是不是？”姐姐一看，也高兴地说：

“是，是他们，快起床！”等我们收拾停当，走到院里，客人已被吴渤请进南屋去了。吴渤来问姐姐：

“萧军和塞克他们一共来了五个人，刚到兰州，还没有住的地方，你看，暂时先住在咱们家行吗？”姐姐立即同意了，吴渤进屋去了，这时萧军正走出来，姐姐和他握手表示欢仰。

“萧先生您好！还记得我吗？咱们在上海见过，想不到今天会在这么远的兰州又见到了……这是我的妹妹王德芬，在上海电车上见过一次，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真对不起！”他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平时向来不爱和谁开玩笑，看到他那腼腆样儿，不禁冲口而出讽刺地说：

“人家是大作家，哪会记得我这个小人物呢！”没想到我这句话使他更难为情了，咧开了红润的嘴唇，露出了又白又齐的牙齿，讷讷地说：

“哪里，哪里……”脸更红了，他的窘态和在上海电车上见到的那次可大不相同了，那时候态度是多么“冷”啊！现在，却使人感到“热”了。

吴渤陪他们去长途汽车站取回了行李，同来的除了戏剧家塞克、作家萧军，还有舞台灯光专家朱星南，作曲家王洛宾和他的妻子话剧演员罗珊。小罗和我们住一屋，其余四位就都住在哥哥屋了。

当天晚上正巧我们又在民众教育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请他们都去看了。在这些内行面前，我们这不是班门弄斧吗！我在舞台上总像见到台下那几张熟悉的笑脸在盯着我，我这个“香姐”也不成其为“香姐”了，老想往后台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演完这出戏的。散场后，也许是出于礼貌吧，又受到了他们几位的夸奖，这个说：“不错，不错！”那个说：“很好，很好！”……

一件礼物

第二天早晨，萧军拿着一个浅灰带绿、颜色很雅致、仿龙泉窑大开片花瓶，送到我们屋来放在了桌子上，瓶颈上绕着几道鲜艳的朱红色串珠(那是小姑娘最喜爱的一种椭圆形小珠子)，瓶内插着两枝刺梅，一枝长，一枝短，黄花、绿叶、红珠，调配得多么美啊！使我们的小屋顿时增添了春天的气息。四五月份正是刺梅、芍药、丁香、牡丹……盛开的季节，兰州街上卖各种花的很多，萧军真是一个有心人啊！他怎么知道我爱花呢？我很欣赏地微笑着向他点点头表示了谢意。

P2-5

我的父亲人生81年，先后有过三位妻子。

15岁的那年，在家乡——辽宁义县下碾盘沟村(现属凌海市)，他的父亲为他娶了第一位妻：她长萧军一两岁，美丽而娇小，认识稍许的字，每当在外省读书的少年夫君回乡的时候，她很乐得呵护着他，成为他聊谈的伙伴儿。更是那老岳丈，每年总要用瑞雪埋覆上几坛子上好的枣儿，红通通的，留给出外当学兵的姑爷子解解嘴馋……然而，一次性命攸关的口角使他们小夫妻后来竞分了手。

25岁那年，在北国冰城哈尔滨，萧军遇到了21岁的张廷莹——她即将临产，被人骗押于旅馆中，失去了行动自由……拖欠的几百元食宿费没有着落，将被卖入“圈儿楼”(妓院)。危难之中，侠肝义胆的萧军毅然伸出双手拯救了她！这就是他的第二位妻一一后来为文坛所瞩目的女作家萧红。

萧军后来在评介他们这六年的婚姻时说：“……我和萧红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这是历史的错误！历史也做了见证，终于各走各的路；各自去寻找他和她所要寻找的人！……”

前两位妻子，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人一生育过，却夭折了……父亲生前曾提及。

1938年的春末，在兰州，30岁的萧军遇到了一位姑娘，由她兄弟姊妹组成的“王氏小剧团”以青年学生的满腔热情宣传抗日，尤其成功地出演了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竞轰动了那小小的山城！而她，正是这剧中主角——卖唱姑娘“香姐”的扮演者。

起始，“香姐”并没有即刻“爱”上这位“流浪汉似的”青年作家，尤其如她母亲所说：“……离过两次婚，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还是革命的、危险的人物！”出于对爱女前途与幸福的考虑，母亲最终“狠下心来”将女儿软禁了！然而，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外表看似柔弱而听话的乖女儿，却有着强烈的“五四”新思想，一时的隔绝，倒促成了女儿一世的决心：与萧军同行！

这便是萧军的第三位妻子——王德芬--__我的生身母亲。

18岁的王德芬，告别了温暖的家庭，五十年来与萧军相伴相随：从兰州到西安转成都小住，经重庆奔赴到延安；过张家口、齐齐哈尔返哈尔滨；去往佳木斯、富拉尔基，回到沈阳后发配抚顺……最后落户北京。

在这半个世纪的夫妻生涯中，腥风血雨，坎坎坷坷！来自政治的；来自经济的；来自精神的；来自病痛的；来自天灾的、人祸的……铺天盖地的打击，却并没有摧垮他们这一代革命夫妻的信念与意志：“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建立和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也没有放弃他们对人类社会应尽的责任——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逢年过节家庭聚会便是“二十几口儿，两大桌”的壮观。

母亲原想出版一本《萧军王德芬书信集》，以纪念她与萧军的这份姻缘。我理解母亲的这一心愿，更看重父亲当年那火样的、十二分投入地爱的挚诚与狂热！尽管有些朋友在看过了母亲零零星星刊发出的她与父亲的“情书”，并为近八旬的老母亲如此“开明”与“坦率”而感吃惊！我却觉得这实在是难得的蛮有情趣的事——经过了五十年的东奔西走、水火兵刀、颠沛流离、天灾人祸……多少资料、文稿以至两个小妹妹的性命都损失掉了，惟独这批“情书”竟然失而复得完好无损，不能不说是“天意”！历史的真实是值得珍视的，谁没有从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谁没有过青春的浪漫与幻想？我对这“历史”充满着尊敬。

到了后来，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而这一对老夫妻有时却像似两个孩童，“拌嘴”的机会多了，当着我们的面竞各不相让般地“翻小肠儿”、“兜老底儿”……儿女们常常是一会儿保妈，一会儿保爹，但终于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没“屁大会儿工夫”老两口儿又都说说笑笑和好如初了，就跟没那么回事儿一个样儿！——反倒抱怨儿女们不该跟着“打派仗”！嘿，你说我们该有多冤……

所以，夫妻间的是是非非、磕磕碰碰，局外人无可评说，尽可管住你自己的舌头就是了。

母亲写这本《我和萧军五十年》是很认真的，我也非常尊重母亲的这一份努力，也希望它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读书兴趣，更愿作家萧军的读者们、研究者们能从中寻觅到一些可供注意的线索——尽管有些认识我“不敢苟同”。

“文化大革命”中，已成为“囚徒”的父亲，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由牢笼里给孩子们传出来一封“诀别”的信，真情、客观、凄楚地向家人们殷殷叮嘱着：

亲爱的孩子们——请尊重我的话：

要好好友爱，

好好关心你们的母亲！

她身体多病，

又没经过什么风浪的折磨，

她天真得犹如一个孩子！

我爱她，可怜她！……

二十八年来，

我也给过她数不清的苦痛！

她是这世界上惟一能谅解我的人。

尽管我们的思想常难一致；

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人作风

——各不相同，

但我们却是不可分解的一对！

为了爱的缘故，

她为我决然地牺牲过温暖的家庭；

跟着我犹如两片浮萍似的东漂西泊……

辛苦同分！

正当这本书在积极运作即将出版的过程之中，2001年10月29日中午，母亲竞突然离世了！

说“突然”，也不尽然。因为整整一个酷暑到秋末，母亲一直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不断，几进几出医院抢救，受尽了苦，吃遍了药。在母亲离世前，我到医院去看望她，她对我讲了最后的“故事”：

“这几天，我常常想起你们小时候的事，你出生的那天，真冷，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半地下的石头窑洞里，没有火……村儿里也从来没有过医生和助产士。于是，爸爸就勇敢地亲自为你接生，一慌，就站错了位置！应当站在侧位，他却站在了产妇的正前面，结果，你一出来，羊水一破，哈！竞喷了爸爸满头满脸满身一身花！”

这个“故事”，我真的不知道听爸爸妈妈讲过了多少遍，然而今天听来，仍然感到很亲切，很是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父母对我们的生养之恩，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成倍成倍地加深，加深着……天，晚了，看上去母亲心态很平稳，病情也有所控制，精神头儿也似乎是有所“回升”，当我约好第二天一早就来看望她时，她笑微微地说：“再见……”抬起的手臂上，插着各样的导管，这，竟是我们母女的永别。

医生说母亲的生命力很强！真不多见。我手中的数张“病危通知单”就是证明。但，终究是没能够挽住了她的生命！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几个年头了，母亲也“走”了，我斗胆为母亲的这本书写上了这些话，心中感慨万端，悲伤至极……

200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