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倒是让我平静了一些。我哥是对的。是我太没出息，一辈子都被别人约束和管理。当然，这跟我哥多少有点关系。我七岁那年，一个仲夏夜，我哥带着我到护城河边玩耍。河边常有许多人散步，那晚大概有个得了脑膜炎的病人也在散步。第二天我开始高烧，我妈是第三天抱着我跑去医院的。医生说，再迟一天就没救了。后来烧退了，大家都以为我恢复了正常。可某天下午的第二节课上，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我毫无反应，一动不动，眼睛大睁着，死鱼似的瞪着老师。老师气冲冲走到我面前，正要发作，我却浑身绷紧，开始剧烈地颤抖，白色泡沫从嘴角汩汩地溢出来。我的父母从此为了儿子的癫痫症愁眉不展；我哥从此成为我家的公敌；我也从此失去了一切自由。可我对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下午记忆模糊，我甚至不记得老师曾经叫过我的名字。我仿佛突然来到一座山洞，伸手不见五指，四周有怪异的声响。我试图听清楚那是什么，但它很快被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叫醒了。那是我前座的女生发出的。她尖叫着：秦朝阳尿裤子了！
我妈坚持每天骑车带着我上下学。风雨无阻，直到初中毕业。她本打算让我读附近的师范中专，毕业后就到我家附近的小学校教书，但我固执地考取了重点高中，而且坚持不让她再接送我。她曾经非常担心，怕我在上学或者放学路上突然犯病，咬断自己的舌头或是钻到汽车轱辘底下去。尽管我发作得并不频繁，起初是每月两三次，之后渐渐变成两三个月一次。再后来，一年也不过一两次。我认为我只不过是在做白日梦，再次梦到了漆黑的山洞。我哥同意我的看法。不仅同意，而且添枝加叶：他也梦到过他弟弟在某个山洞里找到了什么宝贝，而且他记得我出生那天，他曾听到窗外遥遥的锣鼓声，夹杂着什么“解放人类”的叫喊，虚虚实实缥缥缈缈，像是从天上传下来的。他因此推断，我在山洞里找到的应该是能够解放人类的东西。我妈破口大骂：你做白日梦呢？你弟弟出生那天，路口的大院儿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跟你弟弟没半根葱的关系！
尽管我妈恰巧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那天生下了我，她却并不觉得我跟解放全人类有什么关系。她其实算得上是个客观实际的人，除了对待我的病。她始终坚持认为，我的癫痫并未痊愈，需要特殊护理，而且一直护理到我高中毕业。她坚决反对我报考外地的大学，我无论如何拗不过她，所以隔三岔五地遭到大学同学们的奚落：秦朝阳！你妈又给你送东西来了！冬天是棉衣和热水袋，夏天是短裤和清凉油，什么都躲不开宿舍同学的眼睛。什么也躲不开我妈的眼睛：宿舍枕头边的武打小说、教材里夹的明信片、女同学借给我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大学三年级刚开始，我妈就四处活动着替我安排工作，所以当我告诉她，我决定去美国读研，并且已经拿到奖学金的时候，她歇斯底里地大吵了整整一个晚上。 美国是我临时的天堂，让我享受短暂的自由。本打算享受得更长久些的，可我认识了叶子。如果说我妈是一座钢铁铸成的监牢，叶子就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圈。前者是头破血流地想要冲出去，后者却让我没有勇气迈出一步。
圣诞节我带着叶子回到北京，心里存着一点侥幸：叶子有着南方人的柔顺乖巧，或许能成为我妈的好伙伴。这是我一生里最错误的决定。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我妈像疼爱亲生女儿一般地疼爱叶子。但在新年后的第一通越洋电话里，她大哭大叫，把叶子说成强盗，夺走她风里雨里用自行车驮大的儿子，要把他永远地监禁在美国。夺走了当然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南方女人口蜜腹剑，蛇蝎心肠，有可能就是看上了我随时会发羊角风死在大街上，所以才肯花功夫来迷惑我。那是我第一次摔电话，以后却成了一个改不掉的坏毛病。第二天我妈又打来电话，委委屈屈地向我道歉，说不想回国也成，她和我爸的积蓄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在美国买房子。
我和叶子最终还是回了国，这是让我妈勉强接受叶子的条件。我在矿业研究所找了个研究员的工作，研发找矿的机器人。叶子则四处给人上英语课。这不是我们曾经期待的生活，但反抗必定是有代价的。毕竟我还是胜利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为我独立自主的婚姻而自豪，直到母亲去世多年后的一个清晨，我从梦中醒过来，突然意识到，任何女人走进我的生活，都必然成为母亲的敌人。因此，反对叶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放弃在美国的自由。我从来没胜利过，是我妈取得了永久的胜利。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清晨的阳光正钻进窗帘缝隙，在我赤裸的脚踝上留下细细的一缕。我莫名地想到戴着镣铐的犯人。我戴的是用薄纸剪成的镣铐，比钢铁的更为残酷。
所以，死又有什么可怕呢？至少，我是真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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