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精要丛书》是安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安徽地域文化的大型丛书，重在阐释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奋斗精神。

沈葵主编的《安徽历史》以历史为主题和切入点，叙述和解读从古至今安徽文化的框架、内涵、传承轨道和发展趋势，力图从微观和专业的层面上反映安徽省的社科成就，让热爱安徽文化的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和理清安徽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力图以通俗、朴实、宏观解析的方法，向读者介绍、宣传安徽历史。

沈葵主编的《安徽历史》记述了上至尧、舜、禹时期，下至当代的安徽数千年的政治、经象、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发展变迁史。《安徽历史》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撷取安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主要人物、辉煌成就和灿烂文化，连点成线，系统两完整地勾勒出安徽历史的演化脉络，是一本概述安徽历史的通俗读物。

引言

一、文明的开端与成长

 1.皖、皖山和皖河

 2.大禹治水传说与部族方国

 3.吴楚争霸与寿春城

 4.淮河流域地区的文明

二、农业文明的兴盛

 1.政治变革与王朝更替

 2.人口迁徙与社会整合

 3.江淮和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4.文化的扩张与进步

三、向商业社会转变

 1.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2.经济社会的新趋向

 3.明清文化

 4.徽州文化

四、近代化的冲突

 1.康熙六年：安徽省建置

 2.近代化的涤荡

 3.从淮系集团到北洋皖系

 4.传统经济的近代转型

五、以革命方式推动近代化

 1.划时代的安徽人

 2.革命与建立皖西根据地

 3.抗日战争

 4.解放战争

 5.皖江地区的近代化

六、建立新安徽

 1.恢复与开拓的八年

 2.探索曲折的二十二年

七、改革开放的时代

 1.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2.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

 3.小康与现代化之路

唐代皖南地区的人口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由官府组织或护送的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情况比较少见，但在民间，人口南迁现象仍然存在。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的原因主要出于迁徙人自身。如，某北方官员调任南方某地任职，其家庭甚至亲朋也一并迁往。这一时期的江淮地区不是北人南迁的主要目的地，因为此时的江淮地区人口已经趋于密集，皖南山区则因为可耕地较少，容纳不了过多的人口，也非北人南迁的首选地。江浙地区凭借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成为人们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安徽地区只是北人南迁的过渡地带，即，迁徙的人们经历江淮及过江皖南后，再向东南赴苏南、浙北等地。

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陡成政治常态，及至战乱分裂，社会秩序大乱，人无长居，流离失所。皖南地区再次成为人口避乱躲灾的可选之地，许多朝廷命官、将军，甚至皇亲国戚，隐姓埋名，长居于此。据绩溪上庄胡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即为李唐皇室避乱南迁至上庄后改李为胡，繁衍生存下来。近代文人胡适为其杰出代表。一批批北方农民百姓也迁徙至皖南沿江地区，从事农耕生产劳动。皖南地区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据宋代史书记载，是时，安徽地区15个州、县中，位居皖南的宣州、池州和歙州自耕农为主的主户数都在10万以上，其中宣州高达12万余户，而位居淮北的颍州、亳州和宿州等自耕农为主的主户数均在4万至8万之间，远远少于皖南诸州-。联想到当年先秦至唐时期的淮北及淮河流域地区农业兴盛、人口众多，而皖南地区刀耕火种、人烟稀少的史实，不禁感慨，沧海桑田，人口地域分布之变幻莫测，地覆天翻了。

宋元时期韵徽州人口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人口大规模迁徙告一段落。经济繁荣、政权相对稳定的宋朝和统一的元朝，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少有改动。只是在北宋与南宋的更迭时期，宋金、宋元战争又引发出多次人口迁徙潮，多为避乱的难民。由于这个时期的安徽地区再一次处在双方冲突交战区域，所以，人口迁徙或避难目的地并非于此，特别是江淮地区，人口反而相对减少。这一时期的安徽地区仍然“扮演着”人口迁徙的过渡带角色。直至南宋末年元朝初年，安徽地区人口相对固定下来，其中，皖南地区人口增加迅速，是为当时安徽地区人口增加最多的地区。据史书统计，北宋元丰初年（1078年），徽州6县有主户10万余户，近百年后的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达到12万余户，净增2万余户。若考虑到期间在徽州发生的方腊起义而导致人口剧减的情况，人口增加的数量显然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至元代，徽州人口已经增加到82万左右6昔日的“荒蛮之地”已经不复存在，农业文明的兴盛期到来了。

关于人口迁徙的小结

综上所言，秦至元朝的1500多年，中国人口由北向南迁徙的结果是使南方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在安徽地区，则是江淮及皖南地区的人口得以增长，改变着原有的人口地域分布，引发经济地理分布发生变化。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后，淮河流域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人们背井离乡，迁徙四方，农业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与皖南及沿江地区人口增长、经济提升形成明显反差。又经历明清两朝，直至近代，安徽淮河流域地区原本光彩照人的农业文明未能持续下去，反而被后来居上的江淮和皖南地区超越。所以，就安徽地区而言，人口南移的结果是经济文化重心从原先的淮河流域及淮北地区转移到淮河以南的江淮及皖南地区。放大至全国看，也是如此。经过不断的人口迁徙，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经济文化很快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苏湖熟，天下足”是这种转变的最简洁的表达。

宏观层面的社会整合

所谓社会整合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人口变动与分布、阶级和阶层、组织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由秦至元的1500多年，以武力达至的朝代更迭、分裂割据实际上也是社会整合的一种表达路径，但过于血腥，付出代价太大。从西汉、唐、宋几个统一王朝历史看，社会整合的路径则相对平稳、顺畅。总之，无论通过哪种路径，在这1500多年间，社会整合都在不断地演进，中国封建社会由此成长、成熟起来。

1500多年间，作为国家一个部分的安徽地区社会整合主要来自于外力影响。中央王朝的更替、割据分裂势力的消长等，都对安徽地区社会整合产生着重大作用。如，汉初高祖废除秦朝郡县制，分封诸王，等于把社会组织结构又恢复到了先秦时期；杨行密建吴国，占山为王，却善起用非血缘之平民为将吏，也打乱了原先的阶级阶层界限。类似的社会整合从个案上看，作用不大，但经1500多年的累积，其变迁效果，不可熟视。

阶段与阶层的变化

秦汉时期，安徽淮河流域地区的农民以自耕农为主。这些自耕农即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看，还不够准确。因为这个时期的农民在政治、经济诸方面还多少要依附于贵族、豪强。其农民阶级的身份也并非终生不变，一有风吹草动，也可“登高一呼”，占山为王，成为统治阶级。与之相对的地主阶级在这一时期也并不“纯粹”，大多是侯王或贵族出身，还有不少既参与政权又控制土地的豪强，用今天的话说，豪强既从政又占地。到1000多年后的宋元时期，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战争和改朝换代，原先的所谓侯王贵族早已被消灭，豪强也多沦为“流民”，大多数地主不再与中央王朝或割据势力有直接的政治联系，成为纯粹的土地拥有者和所居乡村的代言人，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得以确定。而农民阶级中有部分自耕农因多种原因出卖或失去自己的土地，沦为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在经济上比自耕农更为贫穷。至宋代，农民阶级受控于贵族、豪强的情况不复存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社会组织架构已经固定下来了。

人际关系与社会精英

1500多年间，安徽地区人际关系上的最大变化在于血缘、家族和地域关系的逐步淡化。东汉至五代，淮河流域地区一批批世族高门迁徙皖南、江南后，逐渐分化、分散，血缘趋远、地域趋广，声名消失。例如，龙亢（今怀远）桓氏，在东汉是世家大族，后因战乱迁徙江南，至东晋时仍有权势，曾一度把持政权，又数百年后，无觅踪影，血缘家族再难聚拢了。再看人口迁徙的方式，汉至晋时，多为一个家族宗族集体性迁徙，三国周瑜、鲁肃即是如此，他们都是带数百族人一并南迁。至五代十国时，人口迁徙呈现“个体化”，即一个家庭或几个乡邻家庭相约迁徙。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人们的地域关系被淡化、削弱。从社会整合趋向上解释，是社会走向成熟的体现。

所谓社会精英，主要是指那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譬如知识传授者、乡村社会维护者、在朝清官、退休回乡的官员等等。1500多年问，安徽地区的社会精英经历着一个在阶层方面由上向下延伸、在人数方面由少向多增长的过程。两汉至隋唐，社会精英多为“谋士”、“士族”，只为侯王贵族服务，知识被极少数人垄断。隋唐设科举后，一方面开通了各阶层上升通道，这在秦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使得教育兴起，知识开始向下延伸。至宋代，安徽地区设有数十所书院，传授知识，培养精英。特别是在皖南地区，一些地主、退闲官员、读书人，、族长等成为乡村社会的维护者。这些所谓“乡绅”即是社会最基层的精英，同时也是自秦汉以来社会精英发展变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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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历史是中国悠久、浩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段如明朝甚至起着主导的作用。

安徽位于中国中部，沿江近海，这一自然地理位置，自有人类居住以来，无有改变。但是，从5000年来安徽地区的皖北、江淮和皖南三大地理区域文明成长与变迁上看，安徽的“位移”又是巨大的。先秦至宋代以前，皖北地区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和带动，率先“崛起”，成为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典范；宋以降直至近代，皖南地区人文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独领风骚，甚至扮演着中国农业文明的“领头羊”角色：近代以来的百余年，横跨长江两岸的皖江地区艰难曲折地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转型，成为安徽近代化的先行者，至当代，皖江地区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安徽加速进入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三角地区。纵观5000年来安徽人文经济社会的时空变化，一言以蔽之：从石器文明中脱颖而出的农业文明成长、成熟到发达并逐渐被后来居上的工业文明取代。这就是安徽历史的基本“路线图”。

文明在词意上属意象性词汇，是与野蛮、蒙昧相对应的。从历史学上解读，文明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的文化。当然，这里的“较高阶段”、“较高文化”是相对之前的“阶段”、“文化”而言。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立场观察解释，人类社会文明又可分为石器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由此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粗略地勾勒出来。安徽历史亦当如此，绝非除外，也是从蒙昧中挣脱，走向文明，并一步步提升文明的程度，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真、善、美是人文社会学者追求的目标，历史学者也是如此，但真、善、美历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永恒的标准，她会因时、因地、因个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历史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除了刻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外，这一观点值得认真思考，因为每位历史学者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经历，对历史也各有不同的解读、看法，对史实、史料的把握也有多寡之分，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制衡学者对历史的解读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者都处在他所在的时代，对历史的理解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时代、环境无形的影响和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安徽历史》是安徽省文化宣传基金项目《安徽文化精要》丛书之一。《安徽历史》力图以通俗、朴实、宏观解析的方法，向读者介绍、宣传安徽历史，若能达此目的，实乃作者之荣幸。

《安徽历史》由沈葵（一、二部分）、祝凤鸣（六、七部分）、段金萍（三、四、五部分）编写，沈葵作最终修改并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