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伦理学史专著，作者从厘定伦理学、伦理学史等概念入手，对中国从上古到宋明时期的伦理学作了系统的探讨，不仅叙述了各个时代总的特点，而且就各时期的重要流派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前言 /1

序例 /1

绪论 /1

第一期 先秦创始时代 /5

第一章 总论 /5

第二章 唐虞三代伦理之萌芽 /6

(一)儒家 /12

(二)道家 /27

(三)农 /39

(四)墨家 /41

(五)法家 /47

第一期结论 /59

第二期 汉唐继承时代

第一章 总说 /63

第二章 淮南子 /65

第三章 董促舒 /71

第四章 扬雄 /74

第五章 王充 /77

第六章 清谈家之人生观 /80

第七章 韩愈 /87

第八章 李翱 /90

第二期结论 /92

第三期 宋明理学时代

第一章 总说 /93

第二章 王荆公 /96

第三章 邵康节 /99

第四章 周濂溪 /102

第五章 张横渠 /105

第六章 程明道 /108

第七章 程伊川 /112

第八章 程门大弟子 /115

第九章 朱晦庵 /117

第十章 陆象山 /121

第十一章 杨慈湖 /125

第十二章 王阳明 /127

第三期结论 /131

有神论 墨子学说，以有神论为基础。《明鬼》一篇，所以述鬼神之种类及性质者至备。其言鬼之不可不明也，曰：“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夫君臣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之人，疑天下之众，使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是以天下乱。”然则墨子以罪恶之所由生为无神论，而因以明有神论之必要。是其说不本于宗教之信仰及哲学之思索，而仅为政治若社会应用而设。其说似太浅近，以其《法仪》诸篇推之，墨子盖有见于万物皆神，而天即为其统一者，因自昔崇拜自然之宗教而说之以学理者也。P41-42

蔡元培，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原字鹤卿，后改仲申，号民友，又改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深感清廷腐败，渐生反清之志；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思以教育救国，遂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与章太炎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立即取消清朝钦定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于共和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美育的教育方针，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主持制定与颁发了“壬子癸丑学制”。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1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中国学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自蔡元培以个人人格与学术自由融合主持北大，将中国大学风气推向顶端之后，迄今人们还只能在对蔡氏北大的怀念中摸索大学的建设。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在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年，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对于蔡元培，原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则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中国伦理学史》是中国第一本伦理学史著作，也是蔡元培在学术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用西方伦理学的模式和理论来叙述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蔡元培对于撰述《中国伦理学史》具有相当的情感，他说：“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尚无伦理学史，迩及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风如烛。几有互相衡突之势，苟不得吾民族固有之思想体系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因此，在留德期间，他以木村鹰太郎、久保得二两个日本学者的著述为主要参考，作成《中国伦理学史》。

书中把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展开、深入)时代三个阶段，将三个时代的伦理学家的思想分别加以论列。蔡元培认为，中国的伦理学以先秦最为繁荣，是伦理学的极盛时期，其后从两汉以迄宋明，虽然思想家辈出，但其学说均未超出先秦伦理学思想的范围。就《中国伦理学史》所列人物而言，从先秦至于宋明，其间思想家大多得到历史公认；唯在该书关于清儒伦理思想的附录中提出三个人，黄宗羲与戴东原亦为其他学者所重视，但俞正燮则是蔡元培首先提出来的。蔡元培以为他们三个人“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他们的言论与清末民权、女权主张有所暗合。  蔡元培以为从先秦肇始，中国思想家关注伦理领域，注重人的道德存在，而“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是中国伦理学的主流。儒家以为在精神思考领域，一切皆是伦理学的范围；在儒家以外，自成一家之言者有八家，而以墨、道、名、法为主的各派别均以伦理思想为主。

《中国伦理学史》在先秦儒家思想的阐释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它认为从尧舜禹三代以至孔子、《中庸》、孟子，以“中”为其伦理思想之主干；(二)对儒、墨、道、法等各家伦理思想的差异，注重从地理文化环境的根源上来加以分析，以道家属于南方思想，儒家属于北方思想，而法家则被视为折中南北、儒道之学；(三)将韩非看作先秦儒道法三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不是将荀子看作集大成者；(四)根据功利论与动机论的比较，书中认为儒家与各派相比，采取了折衷主义立场，故成为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主流。

在书中，蔡元培认为汉唐伦理思想属于“继承”时代，无甚创见，确为定论。比如两汉时期，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体现为粗鄙的神学比附论。不过。对于两晋以及唐朝玄学与佛学的意义，似乎有所忽视。书中注意到汉唐以迄宋明，伦理学家们常常以宇宙本体论上的建构为其伦理思想的基础，表明天道观(本体论)与人道观(伦理学)的问题，在传统伦理学为主的思想发展中，彼此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

而宋明理学作为先秦儒学的深化与展开，《中国伦理学史》主要是指儒学在其经过两汉晋唐“继承”之后，最终完成为“儒教”。在评价朱熹伦理思想的意义时，蔡元培认为：“盖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时代，不过具有宗教形式，而至朱晦庵时代，始确立宗教之权威也。”汉武帝时因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言，儒已然具有教丰性质与形式，但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尚有诸多距离，只有通过宋明理学，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讲学授徒，尤其朱熹著作经由政府颁布为考试标准，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日益深远，最终成为一般群众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儒由此而正式成为教。

总体上,两汉以迄宋明，伦理思想的范围没有突破先秦的藩篱，中国伦理学思想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取得发展。个中原因，蔡元培分析认为有四点：其一，没有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其二，没有逻辑学作为伦理思考的手段；其三，政治与宗教的结合阻碍了伦理思想的创造；其四，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其他国家、民族的伦理思想做比较。

综上所述，《中国伦理学史》虽然作为“第一本伦理学史”，不可避免地带有草创特征，但从今天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实际来看，蔡元培这本奠基之作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

                     陈卫平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