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Voltaire，1694.11.21－1778.05.30)：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柳鸣九编著《伏尔泰哲理小说》收录了《查第格》、《如此世界》、《老实人》三篇文章。

“新文艺外国文学大师读本”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今年适逢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套丛书，奉献给新一代的读者。

“新文艺外国文学大师读本”所选均为世界经典作家，入选作品突出作家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适当也选收一点中篇小说。

《伏尔泰哲理小说》是其中一册，收录了《查第格》、《如此世界》、《老实人》三篇文章。

《伏尔泰哲理小说》由柳鸣九编著。

选本序

查第格

如此世界

老实人

查第格

一、独眼人

摩勃达王临朝的时候，巴比仑有个青年名叫查第格，天生的品性优良，又经过教育培养，虽则年少多金，倒能清心寡欲。他毫无嗜好，既不愿永远自以为是，也肯体谅人类的弱点。大家都奇怪，他尽管颇有才气，却从来不用冷嘲热讽去攻击那些渺渺茫茫，喧哗叫嚣，各不相干的议论，也不指斥那些大胆的毁谤，无知的论断，粗俗的戏谑，无聊的聒噪，巴比仑的所谓清谈。他记得查拉图斯脱拉①在《经典》第一卷中说过，自尊心是个膨胀的气球，戳上一针就会发出大风暴来的。查第格尤其不自命为轻视女性和压制女性。他气量很大，按照查拉图斯脱拉有名的教训，对无情无义的人也不怕施恩；那教训说：你吃东西，总得分点儿给狗吃，即使它们会咬你。查第格明哲保身，无出其右，因为他专门跟哲人来往。他深通古代加尔提人①的学问，当时人所知道的自然界的物理，他无有不知；他也通晓古往今来的人所知道的玄学，就是说微乎其微。不管当时的新派哲学怎么说，他深信一年总是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太阳总是宇宙的中心。大司祭们神态傲慢地说他心术不正，说相信太阳自转，相信一年有十二个月，都是与国家为敌。查第格听了，一声不出，既不动怒，也不表示轻蔑。

查第格有的是巨大家私，因此也有的是朋友；再加身体康健，相貌可爱，中正和平，度量宽宏，感情真诚，便自认为尽可以快乐度日。他和赛弥尔订了婚。以她的美貌、出身、家财而论，算得上巴比仑第一头亲事。查第格对赛弥尔的情意，深厚而高尚；赛弥尔对查第格的爱情也很热烈。结缡的佳期近了，两人正在幼发拉底河滨的棕榈树下散步，向巴比仑的一座城门走去；忽然迎面来了几个人，拿着刀箭。原来是少年奥刚的打手。奥刚是一位大臣的侄儿，听了叔叔门客的话，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毫无查第格的风度和品德，但自以为高明万倍，所以看到人家不爱他而爱了查第格，懊恼透了。这嫉妒是从虚荣心来的，奥刚却错认为对赛弥尔爱得如醉若狂，决定把她抢走。那般抢亲的人抓住赛弥尔，逞着兽性动武，把她伤害了，使一个连伊摩斯山上的老虎见了都会软心的少女流了血。她哭声震天，叫道：“哎哟，亲爱的丈夫呀！他们把我跟心爱的人儿拆散了呀！”她不顾自己的危险，只想着她心爱的查第格。那时，查第格把勇敢和爱情给他的力量，全部拿出来保卫赛弥尔。他靠着两个奴隶帮忙，才打退强人，把血迹斑斑、昏迷不醒的赛弥尔送回家。她睁开眼睛，见了恩人，说道：“噢，查第格，我一向爱你，只因为你是我的丈夫；现在我爱你，可把你当作救我名节，救我性命的恩人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心比赛弥尔的心感动得更深。也从来没有一张更迷人的嘴巴，能用那些火热的话比赛弥尔吐露出更动人的感情；那是最大的恩德和最正当的爱情激发起来的。她受的是轻伤，不久就好了。查第格的伤却更凶险：眼旁中了一箭，创口很深。赛弥尔但求上帝保佑她爱人早日康复。她一双眼睛日夜流泪，只盼望查第格的眼睛重见光明。但那只受伤的眼长了一个疮，形势危险了。他们派人赶往孟斐斯请名医埃尔曼斯。埃尔曼斯带着大批随从来了，看过病人，说那只眼必瞎无疑，还把瞎的日子和钟点都预言了。他道：“要是伤在右眼，我就能医，但伤在左眼是无救的。”全巴比仑的人一边可怜查第格的命运，一边佩服埃尔曼斯医道高深。过了两天，疮出了脓；查第格完全好了。埃尔曼斯写了一部书，证明查第格的伤是不应该好的。查第格根本不看那书。到了能出门的时候，他立刻打点一番，去拜访情人；他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赛弥尔身上，要保住眼睛也无非为了她一个人。赛弥尔已经在乡下住了三天。查第格在半路上听说这位美人明白表示，对于一只眼的男子有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她上一天夜里已经嫁给奥刚了。一听这消息，查第格当场晕倒，痛苦得死去活来。他病了好久，但理性终究克服了悲伤，遭遇的残酷倒反指点了他一条出路。

他说：“一个在宫廷中长大的女子对我这样狠毒这样任性，还不如娶个平民罢。”查第格便挑了城里最本分，身家最清白的一个姑娘，叫做阿曹拉，和她结了婚，在情爱弥笃的温柔乡中过了一个月。可是他发觉阿曹拉有点轻佻，喜欢把长得最漂亮的青年当作最有思想最有德行的人。P1-4

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他的《伏尔泰传》中曾经这样说过：“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这句话代表了不少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批评家对伏尔泰的评价，它虽然不无夸张，但的确也反映了伏尔泰在当时影响之大。

伏尔泰以令人惊异的充沛精力在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作者，他的文学创作，悲剧、喜剧、史诗、哲理诗、哲理小说都丰富多产，十八世纪末，由博马舍编辑出版的第一个伏尔泰全集就有七十卷之多，还不包括他卷帙繁浩的全部书信；他在当时享有巨大的声誉，被视为思想界的泰斗，整个欧洲都倾听他的声音。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阿鲁埃，1694年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正当“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晚期，法国封建君主专制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个时代“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即将全面破落的面貌和征候，在伏尔泰著名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中曾有忠实的记载。路易十四逝世时，他是二十一岁，亲眼看见“巴黎人在热望自由的气氛里舒了一口气”，路易十四葬礼的那天，他在去圣特尼的路上，看到了沿途乡间小酒店里群众欢庆痛饮的情景，不禁对此产生深长的思索。

中学毕业后，他在担任驻外使馆的秘书和法庭的书记期间，虽混迹于贵族纨祷子弟的圈子，但目无封建等级制，敢于与贵人分庭抗礼，针砭时尚，抨击前朝政制，以锋利的谈吐和俏皮的警句闻名。由于言谈中对摄政王不敬，他被逐出京城，他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又在一首诗里讽刺了宫廷，于1717年被投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蹲了十一个月。

1726年，他来到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在英国居住了三年，考察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研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就，形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他把自己的观感和心得写成《哲学通讯》一书，鼓吹政治改良、信仰自由和唯物主义。

l729年他回到法国，1734．年，他的《哲学通讯》出版，立即被扣上“违反宗教、妨害淳良风俗、不敬权威”的罪名遭到查禁，巴黎最高法院下令逮捕伏尔泰。他逃离巴黎，在偏僻的小城西雷、他女友夏德莱夫人家里住了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写作了不少史诗、悲剧、历史著作与科学论著。

这时期，他又曾一度得到宫廷的信任，1746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后又被派往德国执行外交使命，被任命为法兰西史官，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他又因得罪了路易十五不得不离开巴黎。

伏尔泰不断遭受专制政体的损害，但他总是不能牢记教训。1750年，他又怀着对开明君主的幻想，接受了普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来到柏林。他被当作宫廷的点缀品加以利用后，又遭到了这个专制君主的侮辱。一连串的教训终于使他总结出了这样一条经验：“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他分别在洛桑、日内瓦以及法国瑞士边境的菲尔奈购置住所，庆幸自己“终可幸免君主及其军队的搜索”。

从此，伏尔泰进入他战斗的晚年，他继续写作了不少重要的作品，他著名的哲理小说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特别是从1760年后，他定居在菲尔奈这块官方难以追捕的地方，从事写作的同时，又进行了政治社会的斗争。当时，整个法国和欧洲不时流传着一些化名或匿名的文章和小册子，猛烈地抨击反动教会的宗教迫害、专制政体的草菅人命等黑暗现象，它们都是来自菲尔奈，出自伏尔泰的手笔。反动政府不断焚毁这些小册子，但它们仍不断出现。伏尔泰这种抨击时事、制造进步舆论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62年，反动教会制造了十八世纪有名的宗教迫害冤案卡拉事件，伏尔泰对这个惨无人道的案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为蒙冤死去的卡拉及其受迫害的全家的昭雪而斗争，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菲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1778年，伏尔泰像一个“知识界的王者”凯旋式地回到巴黎，并且在他的悲剧《伊兰纳》上演的时候，受到了观众的欢呼和加冠，达到了光荣的顶点。不久，他于同年的五月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法国“七星丛书”所收集的伏尔泰的全部哲理小说共廿六篇。其中较早的几篇：《如此世界》、《梅农》、《小大人》、《查第格》写成于他去柏林之前，在苏城曼纳公爵夫人家避风的期间，其他的一些篇，包括《老实人》、《天真汉》、《耶诺与高兰》、《白与黑》，则都是写于他的晚年，主要是在菲尔奈的时候。我们知道，伏尔泰生前是以史诗诗人和悲剧诗人著称的，他把史诗和悲剧的创作视为他最主要的文学工作，而把他这些中短篇的哲理小说当作他的“小玩意”、“儿戏之作”，当他在曼纳公爵夫人的府上朗读最初几篇短小精悍、哲理洋溢、意味隽永的小说受到欢迎、被听众要求付印时，他曾再三拒绝，认为不值得出版。然而，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后直到今天，伏尔泰的悲剧和史诗早已没有多少人去读了，但他的哲理小说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特别是他的《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已经成为十八世纪启蒙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作而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宝库，被广大读者视为人类精神的杰作。

顾名思义，哲理小说的特点在于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而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则是以宣传其启蒙思想为目的。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并未像后来的狄德罗和卢梭那样，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显著的贡献，提出一系列正面的主张和方案，而是为廓清这一基地对封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了扫荡和破坏，他以此为己任，在自己书信的末尾几乎都加上了缩写的“铲除卑鄙”的口号。他的哲理小说正是他这种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特别是因为这些小说写于他阅历已深、学识丰富、思想成熟的老年，其阐明哲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艺术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就使得它们成为了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

作为这样一种思想武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总是用来揭示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他的第一个重要的短篇《如此世界》虽然写的是一个神话故事，但却表现了伏尔泰自己对法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小说中的柏塞波里斯城就是影射巴黎，小说所揭露出来的种种黑暗现象就是法国的现实。

同样，中篇小说《查第格》的故事虽然伪托于古代，但也有着现实社会的影子。查第格婚后不久爱人就变心，甚至想把他的鼻子割下来给新情人治病的情节，是对法国上流社会腐败的男女关系的讽刺；查第格几次无辜被捕入狱、险些送命的经历，是暗指当时司法机构的草营人命；小说中国王宠信淫邪放任的女人，把国事败坏得一团糟，是对国王路易十五耽于声色的影射。伏尔泰通过查第格主观上力求“明哲保身”、但灾祸总是不断降临头上的经历，企图表现出一个政治黑暗、人情险恶、人人都不得自由、不得安宁的社会现实，小说中这一社会图景正是伏尔泰所生活的法国君主专制社会的写照。

《如此世界》和《查第格》中揭示现存社会不合理的主题，到了《老实人》中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它以“一切皆善”的学说为对立面，把原来的主题提升到了新的哲理的高度。“一切皆善”的说教来源于德国十七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这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舆论。伏尔泰的这篇小说就是无情地嘲笑这一为神权和王权辩护的哲学。他在小说里安排了两个主要的人物：鼓吹这种哲学的邦葛罗斯与信奉这种哲学的老实人，通过这两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善。面对着这样的世界，老实人觉醒了，对那个可悲的哲学家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他最后作了这样的总结：“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难啊”，而这，也正是伏尔泰对自己的时代社会发出的感慨！

在批判揭露的针对性方面，《天真汉》比其他的哲理小说又更为直接，它既不是通过半神话式的故事、伪托于古代的异国，也不是通过影射和旁敲侧击，而是把故事安排在十七世纪末路易十四的法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直率的指责和批判。在这里，作者巧妙地通过一个在加拿大未开化的部族中长大的法国血统的青年的天真性格与法国社会现实的矛盾，表现了这个高度封建文明化国度的荒诞。这个天真汉“想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纯朴的思想习惯，竟然为周围的社会习俗、宗教偏见所不容，这就足以揭示这个社会的荒诞、不合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他按照这个社会要求、以圣经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天真地按圣经行事时，却偏偏引起了骇世惊俗的后果，这就更有力地暴露了在封建专制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标准与是非标准，暴露出是非的颠倒、表里的不一、理性的沦丧以及“宗教德行”的虚妄、宗教狂热的荒谬。

伏尔泰是一个明显具有两重性的作家，他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反对派，又是欧洲君主的座上客；既是贵族阶级凌辱的对象，又是他们尊奉的文化知识界的头面人物；既是一个勤奋的智力劳动者，又是一个从投机商业中牟取了巨额钱财的资产者。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复杂，表现在他的哲理小说里，就是强烈的反封建性往往与明显的保守性是那么尖锐地同时并存：

如，在《如此世界》中，他虽然影射法国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但与此同时又在不合理的现实中去挖掘合理的因素，一方面把用来影射巴黎的柏塞波里斯城描写成一个堕落的、本来应该招致神怒而遭毁灭的城市，另一方面又描写这里有“贤明的君主”、有“连续不断辛苦了四十年、难得有片刻安慰的大臣”。小说的最后，又由神决定“让世界如此这般下去”。

又如，在《天真汉》中，伏尔泰世界观中的缺陷也在主人公的身上打下了烙印，使这个人物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对君主的看法、对宗教和教会的看法上，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他虽然身受专制政体的迫害，他的爱人也是这个罪恶制度的牺牲品，但小说的最后，“由于特·路伏大人的提拔，天真汉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得到了正人君子的赞许”，也就是说，他被统治阶级笼络过去，成为贵族上流社会的一员，而这个社会本来是与他纯朴的性格完全对立的。伏尔泰最后让贵族资产阶级的“文明社会”同化了主人公的天真，天真汉和现实社会的妥协，也正反映了伏尔泰思想上的妥协。

再如，即使是在伏尔泰的理想的黄金国里，也有“贤明的国王”，看来，他把这一点看作是黄金国之所以成为幸福国度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查第格》里，为什么主人公会有种种不幸的经历？伏尔泰认为原因在于没有贤明的君主，对国家的管理不当，后来查第格当上了宰相，以哲学家的方式治理国家，允许言论、信仰自由，反对教派成见和宗教狂热，最后又当上国王，成为了一位贤君：“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国内的政治以公平仁爱为本。百姓都感谢查第格”。伏尔泰通过这一番描写显然是企图说明，改变现实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开明君主政治。从《查第格》到《老实人》，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始终没有摆脱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即对开明君主的向往，并且一再把它作为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案。

不过，伏尔泰毕竟是一个吃了君主专制政体不少苦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虽然怀着开明君主的幻想，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找不到这样的君主，相反，他所见识过的欧洲封建国君还一一使他受过损害和屈辱，那么，如何才能消除现实生活的不合理、如何才能建立比较合理的生活呢？也许是由于以上原因，他在自己的哲理小说里，似乎并没有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与黄金国同样远渺微茫不可求的开明君主的身上，而是进行了新的探索。他把自己探索的结论写在《老实人》的结局中。最后，老实人和他的同伴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种种苦难、见识了满目疮痍的世界后，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在一起生活，他们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分工负责进行耕作，他们不时也探讨生活的意义，结果认为只有工作才能使人“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得出了“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样的结论，并且把它当作了他们生活的信条。这个结尾可以说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片段，“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句话也具有着某种箴言式的概括性，既是伏尔泰所提出的医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方案，也是他所主张的人对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作为医治不合理社会的方案，它显然比对开明君主的幻想来得脚踏实地；作为对待生活应采取的态度，它在当时统治阶级糜烂不堪、社会风气腐败恶浊的历史条件下，也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不妨说，它正是当时整个一代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启蒙思想家那种实干的精神和努力工作的态度的某种富有诗意的概括。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完美的艺术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部作品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根本保证。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创作中，他没有模仿某种过时的僵化的文学传统，而是根据其启蒙思想内容的需要，找到了适合的艺术形式，通过短小精悍的篇幅、灵活自如的叙述、滑稽的笔调，在半神话式的或传奇式的故事里注入哲理寓意，达到影射讽刺现实、宣传启蒙思想的目的，这就使他的哲理小说同时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学创作之高低，本来就有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的区别，而以阐释哲理为目的的作品往往就更容易流于概念化和直接说教。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在艺术上的可贵处首先在于避免了这种通病。他既善于通过形象来表现哲理，也善于从生活形象中发掘哲理，因此，他在小说中极少有直接的说教，总是让形象本身向读者启示某种寓意，而且，还应该承认，小说中的某些哲理本来是很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而伏尔泰在这方面也做得颇为成功。如他在《如此世界》里要说明现实社会善恶并存的复合状况，就构思出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用最名贵的金属和最粗劣的泥土石子混合起来，塑造一个小小的人像，去向神灵汇报，而他表现“让世界如此这般下去”这一妥协改良的思想，则是通过主人公向神灵的这样一段陈词：“你是否因为这美丽的人像不是纯金打的或钻石雕的，就把它毁灭掉。”在这一段描写里，我们尽可以指出伏尔泰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的局限性，但不能不承认这里有着巧妙的艺术构思。

要选择合适的形象表现哲理，最重要的是要求形象本身具有典型性、概括性。伏尔泰在哲理小说中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他所运用的形象一般都能表现出事物的本质，他所描绘的人物都能体现十八世纪社会阶级关系的真实。他写贵族、写教士都抓住了该类人物的本质特征，用简短的几笔就突出了要害；他写专制政治的黑暗、天主教会的反动、残酷，都是通过典型的事例，足以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而他写世态人情，往往选用最有代表性的细节，略加描述，即烘托出整个的风气。因此，在他的哲理小说中，颇不乏艺术典型化的精彩片断。

伏尔泰哲理小说中的形象描绘既具有优秀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典型化的共性，也具有伏尔泰本身的特点，夸张滑稽，意味隽永。伏尔泰的描述有时近似漫画，他对细节的真实毫不在意，总是采取夸张的手法，把他描写的对象的某种特征加以夸大，虽然并不构成酷似现实的图景，但却突出对象的本质。由于他是以不合理的现实作为描写对象，因而他常常把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夸张到了荒诞的地步，以荒诞的叙述来表现十八世纪没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荒诞本质。这种荒诞图景的色彩不是阴森可怕、压抑低沉的，而是充满着作者的嬉笑、揶揄和嘲讽，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基调，一种明亮的色彩。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显然深受《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在体裁样式、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伏尔泰都从这一部东方的故事集里得到不少借鉴，他的哲理小说叙事流畅自如，简繁得当，传奇色彩很浓，颇能引人入胜。他显然还从拉伯雷那里吸取了营养，继承了十六世纪这位人文主义作家那种开朗乐观的精神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只不过他不及拉伯雷那样气魄宏大，风格粗放，而多一层十八世纪那种精致的文明化的色泽。至于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既然二十世纪有位优秀的法语作家曾经这样讲过，“因伏尔泰之功，法语才得以在十八世纪中风靡全欧，才成为语言的光荣”，那么，我们也就无需再作其他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