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了一位中国父亲想方设法阻挠女儿嫁给日本人的种种经历，但最终，爱情力量冲破了民族偏见与固执，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主人公王中国十分要强，但骨子里很自卑。他先偷渡到日本谋生，女儿女娲随后也到日本留学。女娲与日本青年佐佐木相爱，遭到他的反对。女娲与佐佐木私奔，王中国寻找未果。后来，女娲和佐佐木分手，回到父亲身边。王中国很高兴，却无法接受女儿被佐佐木玷污的事实，决定冲洗她的身体。女儿挣扎中失手杀了父亲。弥留之际，王中国掩护女儿逃走，并自焚而亡……死后的王中国仍不想放过佐佐木，当他知道佐佐木是真爱女娲后，才变得宽容了。

这是一个长期经历苦难的民族的寓言。

主人公王中国十分要强，但骨子里其实很自卑。他生了女儿，取名女娲。他对女儿既苛刻，又溺宠。后来他偷渡去了日本，住在以个叫做“阵地“的中国人聚居点。日本曾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大的侵略者，但这个国家又因为其地缘和文化，给中国走向世界以很大启示。他被现代化所吸引，做着“国际化”的梦。

不久女娲也来日本留学，她参加了“地球村合唱团”，认识了日本青年佐佐木。他们相爱了，但遭到双方父辈的强烈反对，“阵地”里的中国人也认为这是历史屈辱的重演。女娲抗争，半夜出走，大家满东京打捞，找回来后，用掉包计欺骗她嫁给一个中国人。骗局在婚礼上被识破，女娲绝望离去，投奔佐佐木。在寻找女儿过程中，王中国遇到各种人，有日本人，在日华侨，也有外籍华人，他们争论中国的出路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女娲和佐佐木未能幸福相爱，彼此也不自觉地受历史记忆的影响，从相爱到相恨。女娲跑回父亲身边，父亲觉得她已经被玷污，不能接受她。在纷争中，她失手杀了父亲。弥留之际，王中国出于爱女儿本能，掩护女儿逃走，并向警察署打电话，声称是为抗议日本的欺凌而自杀，然后点燃了火……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步

后记

1

护士告诉我生了女孩，我的心登时沉了下去。

那时我还年轻，忐忑不安在产房外面等。我记起许多年前等待高考揭榜。考上大学了，毕业了，工作了，结婚了，要生孩子了，人生真是没完没了的考试。

护士从产房进进出出。就在一刻钟前，就是这个护士，还对我说：“没问题，放心！”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当然我知道护士指的是平安生产，跟我关心的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关心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母子平安？当然是。妻子在里面叫，叫得很惨，受刑似的。是我把她推到这境地的。妻子本来还想再玩几年，可是我要孩子。都说分娩是个坎，在阳界和阴界之间，有时候跨过去了，有时候就跨不过去。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妻子就要跨不过去了，我就要见不到妻子了！这预感把我的心捆得死死的，所以当那个护士出来，我立刻想：她要问我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了吧？可是她没有问，从我身旁过去了，于是我拉住了她。

“没问题吧？”我问。

“没问题，”护士答，“放心。”

我的心被赦免了似的，活络了起来。

但很快，这心又被揪了起来。到那护士第二次出来，我就向她提出，要进产房看看。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提出这要求了。果然，护士说，不行，这是违反制度的。

什么制度不制度？人家国外都行。外国都是让丈夫进产房，握着妻子的手，给她力量。我曾从报纸上看到报道。你们真是没人道！我想。但纵使没人道，人家还是让你老婆生了。是个女孩，母女平安！我的心却沉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只关心妻子平安与否，我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

怎么能这样呢？同一个护士，同一张嘴，你一会儿让我放心，一会儿又告诉我生了女孩！反复无常。我开始怪那护士，好像她给了我孩子性别的承诺。尽管我也知道怪她没道理，可这时不找个人怪罪一下，怎么办？还有那个乡巴佬，他也被告知生了个女孩，他登时腿就软了，跪在了地上，哭了。就是这哭声，也把我哭丧气了吧！接着不到五分钟，护士就告诉我，生了女孩了。都说生孩子这种事，是一串一串的，前面生男孩，就噼里啪啦全是男孩，要是女孩，就稀里哗啦全是女孩。

眼下，这乡下人还趴在那墙上哭。莫大块头的一个汉子，居然哭得跟女人似的。他的手攀着墙壁，好像要把身子拉起来。但是拉不起来。我能体会得到那艰难。那手很黑，布满筋络，但是干枯，没血色，好像是一只死掉的手，挂在墙上。就在二十分钟前，这手还在夹香烟。“抽支烟，气一顺，全顺了！”他说。他分给我，我不抽烟，他就自个点上了。可是那烟一会儿就灭了，烟头有个大烟梗。他觉得不妙，慌忙丢掉，又抽出一支，手一抖，居然先撒出来一个烟梗来。他不敢点了，“操”“操”地骂着，把整包烟扔了，跑去买新的。回来抽着一支“大中华”，仍怕灭了，抽一口，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看看火。

我笑了。真不明白为什么乡下人这么重男轻女。生男生女又有什么关系？我说。“有关系！”那乡下人说，“大有关系呢！男孩是自己的，女孩是别人的！”

这种论调我早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老家人甚至不给女儿好东西吃。封建愚昧！

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批评了他几句。我是当老师的，习惯于教育人。都说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好像就是说那句话：“封建愚昧！”这词太好用了，像喷虫剂，一摁就喷出去，心到手到，不需要经过大脑，所以也记不住了。好像我还说：“都什么时代了呀，还男尊女卑！”对了，我一边说，还一边站起来走。走，转过来，又说，又回过去走。为什么要走呢？是为了显示力度？运动产生力量，好给对方以威压。但又好像是要自己给自己鼓劲。我不停地说话，其实那毋宁是说给自己听的。我走得越来越急，说得越来越快，转身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一刻，一个护士抱着一对婴儿走过来，我心头一紧，不说了，迎了上去。但那是昨天出生的别人的婴儿，护士抱他们去洗澡。我尴尬了，掩饰地说了句：

“长得跟小猫似的。最后怎么变成我们这样了？哈哈，人是多么奇妙啊！”

那乡下人也笑了。然后继续说。但是说到哪儿了？记不得了。“说啊，说啊，这个这个……”我只能这样支吾着，延续着说话的状态。“简直封建愚昧透顶！”我记起来了，叫道。我记得最后是把乡下人驳得体无完肤了。他只能狡辩，他越是狡辩，我越反驳，我的思维就越是转得快，越不需要经过大脑，全凭惯性。乡下人被激怒了，粗着脖子喊：

“你们城市人懂个屁！咱农村有实际问题！”

我应：“什么问题？还不就是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嘛！”

“不是！”乡下人辩，“我们农村，没有男孩，谁来干农活？没有儿子谁给养老？生了女儿，到头来全是泼出去的水！”

泼出去的水！真是了。养了半天，都是别人的，操他妈的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抱着女儿，人家问：忙啥呢？我就答：

“这不，在抱别人老婆呢！”P1-4

这本书写了五年。关注我的朋友也许还有印象，2003年一些媒体询问我写作计划时，我曾透露过写一个叫《操》的长篇。后来改名为《中国》，就是现在这《大势》。

一部30万字的书，居然写了五年，这置于当今中国写作出版背景中，是太慢了。我本来就写得很慢，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与其是写作，勿宁是发呆。我曾说过作家的基本姿势是发呆，而不是书写。只是这小说写得更慢了。其中有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的原因（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也有身不由己的原因，比如为了有个稳定的饭碗去考博，只得把小说暂放下了。做毕业论文时，接受导师的提醒，为了不至于让创作思维影响学术研究，又搁置了近半年。好容易博士通过了，毕业了，工作了，又被工作单位安排了个写书的任务。其间家里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再加上我的《冒犯书》遇到了麻烦，还一度让我要弃笔。但终究没有弃笔。一个爱写作的人喊弃笔，其实不过是自己跟自己赌赌气，对迫使你弃笔的世界，连撒娇的功效也没有。到我再次开始写，已是2007年的年底了。

这小说绝大部分是在我所在学校的工作室写成的。说是工作室，其实是个楼梯间。它小得不能再小，但是僻静。感谢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写出了许多东西。这里几乎没什么设施，曾经，当地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来采访，她环顾了半天，惊异在这个城市，居然还有这么简陋的地方。从窗户看出去，窗外树影婆娑，还有高高垒起的青苔斑驳的墙，这也造成了这房间的阴冷和潮湿。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监狱。我自己把自己整天关在这监狱里，紧张地写。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不能写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身体已出现了故障。当时我只觉得所以紧迫，是因为我2008年3月要去参加一个赴西南的笔会，我已经答应了。我本来可以不去，但能见到几个老友，还是想去一下。其实恋旧也是衰老的徵兆。但其实，我更是奔着自由而去的。但我又预感我这次去，飞机可能失事。没有理由的，就是这么想。如果我死了，那么小说就无法完成了。我要赶在我去之前，把小说写完！欲速则不达，有一天，我病倒下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

完成小说已不可能，最后还剩下个尾巴。我把小说电子稿发给我身边的一个好友，他也是作家，并在稿子末尾空白处写上一个我十分信赖的、也应该有能力让它面世的评论家朋友的通讯地址，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书稿交给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他？一是怕吓着他，二是怕显得矫情，可笑了。但也许可笑的还不是莫名其妙觉得自己会死，谁都会有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更可笑的也许是，把作品看得比命还重。我是把作品看得很重的人，许多年前我所在的小区发生火灾，虽然起火的是邻座，但火势直逼我们的窗户。大家纷纷撤离，搬贵重东西。妻子拿了存折，我抱起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手则搂着一部长篇的手稿（那时候还是手写）。

当然我是平安回来了，得以写完小说。但接着国家不平安了，从“藏独”事件，到“奥运圣火”风波，民族情绪高涨，我惊异我的想象成了事实。其实这种情况是常会发生的，比如我写《抓痒》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网络成人视频，只是凭想象杜撰的，后来才发现，居然真有其事。也许是因为直觉吧，作家往往是那种敏锐感觉到什么的人，而未必是确实看到了。其实在我们的梦中也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梦见过的情景，后来居然在现实中看到。写作就是一个异常逼近现实的梦。

然后是“汶川地震”，就离我去的地方不远。它让我再次相信死离我很近，也许上次西南之行让我跟死擦肩而过，但躲得过了一次，未必躲得过两次、三次……其间我的小说稿也处在生与死的边界，死亡，重生，再死亡，再重生，一如既往，我的出版经历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我的写作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世界，其法则还依然故我。假如这样，再大的灾难，也是白受；再倔强的个性，也只是虚弱，一如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想，“汶川地震”应该让我们改变什么，也包括写作者。仿照泰奥多-阿多诺的名言：汶川之后写作是可耻的，如果还只是写作的话。

但改变不是简单的事。看过小说稿的人，总说这小说表明了我写作的转向和突破。但突破与转向是不同的，突破是朝着一个方向的进发，有力量的延续性，而转向则没有。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这写写，那写写，要有一个恒定的写作面目，更不能什么时髦写什么，像小商小贩。只追求改弦易辙，那与其是新生，勿宁是毁灭。一个作家的关注和思考以及趣味，要有个一惯性，一猛子扎下去，哪怕死路一条。而突破正是在这死之上的生。《大势》确实跟我以前的作品不一样了，但其实，我原来的写作也并非像被普遍解读的那样，背景性的东西常常被忽略了。这时代的阅读太潦草。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赵无眠先生，他同意我在小说里中引用他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这是他所著《百年功罪》（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版）的一部分，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最初就是在网络上读到的，甚为赞叹，也让我在多年后写作《大势》，不能自已地想到它。2007年，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了它的日文单行本。

作者

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