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九日（12月1日）早起。冷水浴。实相寺、钱硕人、傅君汝勤先后来谈。十一时顷出门拜徐菊人尚书，未会。到宪政馆，饭后到部。肃邸电约与逵臣及两厅丞、两参事同往府中一谈。与仲和同车往，四时半散。到燕寿堂，与二伯父公请费仲深、章一山、王君九兄弟、何济川、吴赓夔、周赓咸、黄蓉阁晚饭，君九先散，八时半饭罢回寓。
十月二十日（12月2日）早起。秦闻诗来谈，饭后到部，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本年应行颁布之《厅州县自治章程》当由民部起草，已由尚之参事草就，月内即可具奏，本日余为草折稿一通。四时半散，与伯平同到东安市场，并电约仲和来饭。先与伯平打球一盘，事毕而仲和来，因共饭，仲和作主人。饭罢又共打大小球各一盘，至九时顷而散。子涵在寓，又共手谈至十一时顷。
十月廿一日（12月3日）早起。冷水浴。到修订法律馆。饭后到芥子胡同访王胜之年丈，将叶焕彬吏部属赠之书籍数种并致胜之书一件面交，谈半时许回东城，到民部与尚之讨论《府厅州县自治章程草案》，四时半散归，修改《自治章程草案》。
十月廿二日（12月4日）早起。冷水浴。到宪政馆，与柳溪商定咨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执照格式，并电稿数件。又与伯平商改《府厅州县自治章程草案》，三时顷携稿赴部，示尚之，尚之以为然，属书记写稿。四时半散，访伯棠侍郎，未见，到醉琼林应曹巽轩招饮，未终席而回。
十月廿三日（12月5日）早起。寄父大人书一件。诣庆王府投一刺，谒朗贝勒，未见。到伯平家饭，延逵臣有嫂夫人之丧，顺道往吊。回东城，访陆闰生，不值而归。六时顷与君卣、秀英同到东安饭店饭，饭罢购物数种回寓。
发信：长沙上父大人。
十月廿四日（12月6日）早起。陆闰生来谈，与同车到宪政馆。饭后到部，阅定《府厅州县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清单，酌改数处，交民治司缮折。沈雨人侍郎为郎君授室，往贺。孙子涵到津迎其夫人，以本日早车来京，赁居西城武功卫，往访之，行装甫卸，四弟、柏侄等方助之整理，屋小物多，几无容膝之地，喜生亦随外姑在此，略坐即去。以宝瑞臣侍郎招饮往赴，十时顷散归。
收信：父大人与四弟书，内附列陈善馀、胡伯平书各一件。
十月廿五日（12月7日）早起。冷水浴。与卣同车到武功卫孙宅，余旋往法律馆办事。饭后回到孙宅，谈至三时半，与卣携喜生同回，纡道至东安市场，入购女兜及食物数事而归。胡子靖白湘来京枉顾，谈片刻。
十月廿六日（12月8日）早起。于晦若侍郎来谈。到宪政编查馆，李柳溪建议就各部现行职掌分别事理，何者属于国家行政，何者属于地方行政，按部列表，为说以明之，名日《行政纲要》。将来厘定官制、编制预算，均可以是为标准。表成示余，窃叹其用意之善。讨论至五时顷，以资政院事与同诣伦贝子府，五时顷各散。实相寺君及其夫人约仲和、润田及余夫妇在正金银行住宅晚饭，余自贝子府径往，遣车归迓卣。坐客除宾主男女八人外有下濑、石丸两君，十一时顷散。
收信：张云抟。
十月廿七日（12月9日）早起。拜徐菊人尚书，未会。到宪政馆将李柳溪所编《行政纲要》表式交还，讨论厘定官制问题。吴向之方校改现行律草案，因痛陈旧律之万不可用，谓若欲以此保存礼教，则唐宋元明何以亡国？余戏言公论诚新奇可喜，若使文襄有知，必将与公为难。刘仲老因言八月以前似不闻公有此论，向之甚窘。三时顷到部，旋诣肃府，邸令明日午后约柳溪阁学同来一谈。四时半回寓，闰生电约晚饭，伯平在坐，共谈至九时顷而散。
P64－65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人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人“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近代著名学者、外交家。
《汪荣宝日记》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年中无一日间断，反映了清王朝最后三年中的社会风貌和重要历史事件。其间汪氏供职民政部，同时在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多处重要机构兼职，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成员，其所交往如善耆、那桐、徐世昌、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杨度等，皆一时名流，日记所述完整保留了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其中协纂宪法的记述，是研究清末立宪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汪荣宝日记》曾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过，但复制图像模糊、行草笔迹难以辨认，影响使用。今由整理者全文整理标点，并制作人名索引，颇便使用。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1900年入南洋公学堂。后赴日本留学，历任资政院议员、驻比利时公使、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汪荣宝日记》为其宣统元年至三年的日记，其中记载了他每日的活动、交往、感受以及创作的诗作、刻就的印章、起草的奏电、信函、文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