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趁47军主力部队赴川黔参战之际国共两军在长江以南形成焦灼态势，素有“中国盲肠”之称的大湘西地区亦是战事吃紧。台湾派遣特务吴刚(化名张冕)、杨文华欲联络湘西地方武装、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豪绅，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发动暴乱。柯山临危受命，带领苗族战士小石，辗转在湘西中心地区——沅陵、所里(现吉首)、永绥(现花垣)、古丈、辰溪、凤凰等地，展开秘密侦查缉捕行动……

湘西，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它孕育了贺龙、沈从文、黄永玉、汪曾祺、宋祖英……这里风景如画，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之一；这里民风旷野，赶尸、落洞、巫蛊等，充满了神秘色彩；这里是孙中山所说的“中国盲肠”，300余年的土匪横行，让“湘西匪患”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1949年前后，为了完成建国大业，面对湘西107晚余众的土匪，四野王牌47军从林海雪原直奔这片蛮荒之地，身负重任并受毛泽东亲自表彰的“南工团”秘密南行，十年的剿匪战斗宏大展开。原47军军长曹里怀痛惜回忆：“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

作为当年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本书作者之一倪进留下了剿匪战斗的真实记录，经另一作者朱新开的精彩改编，让你身临其境，酣畅淋漓而不能自拔。本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长篇军事作品。

第一章　投敌阴谋/1

第二章　机智讯问/6

第三章　险遭暗算/13

第四章　疑似敌特/20

第五章　受困伏击/28

第六章　潜入匪区/37

第七章　明争暗斗/43

第八章　奉命撤离/50

第九章　收枪禁闭/58

第十章　女军医探视/67

第十一章　再受密令/73

第十二章　诱捕劣绅/80

第十三章　夜行擒敌特/90

第十四章　奔袭追逃/99

第十五章　日籍炮兵/108

第十六章　战地医院/117

第十七章　苗族妹子/124

第十八章　秘密粮库/133

第十九章　身份遭疑/142

第二十章　勇探赶尸路/151

第二十一章　反被敌擒/160

第二十二章　短刀连毙命/168

第二十三章　智斗女匪/175

第二十四章　友军伏杀/183

第二十五章　秘密情报员/189

第二十六章　女匪逃逸/197

第二十七章　违命另行/204

第二十八章　力伏水匪/212

第二十九章　外籍间谍/218

第三十章　朝鲜籍战友/223

第三十一章　临危再出击/229

第三十二章　试劝顽匪/237

第三十三章　解救女兵/245

第三十四章　战地情仇/252

第三十五章　短兵相接/258

第三十六章　月夜袭敌穴/267

第三十七章　对峙悍匪/275

第三十八章　搏命反攻/282

第三十九章　生死追击/289

第四十章　尾声/296

后记1 /297

后记2 /304

军部所在地分前后三层院子，前院是湘西行署办公地，而军部占了后面两层。由于湘西行署的建制还不完善，因此军部与行署部门之间互有重叠，人员彼此也比较熟悉。柯山一路和熟识的工作人员点头打着招呼，走进了预审科办公室，干事金昌浩正在和一名小战士聊着什么。

见到柯山，小战士连忙站起来，试探着问道：“你是柯干事吧？”

柯山点点头，已经猜到他就是聂科长说的那名苗族战士。

“通讯员石金生向您报到，请指示！”小战士挺胸立正，尽管军姿已经像模像样，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孩子那通有的腼腆。他长着一对小虎牙，黑里透红的圆脸庞上，散发着少年英俊之气，但从那有横纹的额头上看来，好像远不止16岁了。一双乌黑的眼睛在上下打量柯山，一字浓眉紧压在眼眶上，左手带着一只银镯。黄军装虽然几乎盖到两膝，但腰里束着一根皮带，皮带的右侧挂着一只用布套套着的搪瓷铁碗，反而显得精悍。

石金生，这个名字柯山早已听说过，他是湘西首批报名参军的苗族战士，令其大名远扬的是，第一个晚上便把军被尿湿了，又不好意思去晾晒，竟然跑到没人的地方用火烤，差点儿烧着了。

要知道，国民党留下的湘西，自古以来有“四多”——匪多，枪多，山多，鸦片多。在这里，百年来官匪不分，县长就是匪首，匪首也就是县长。他们奸淫烧杀、拉丁抽夫、派枪派款，匪匪相争，连年制造战乱，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安生。市场上商业萧条，而鸦片和吗啡的交易却非常活跃，一坨坨摆在街道边的露天地摊上，就好像东北推车卖的切糕。货币甚至被鸦片顶替了，人们只要有鸦片，就可以换取到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苦只苦了老百姓，在官匪重重压榨下，喘不出一口气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用破布棕皮遮掩着。像石金生这样的苦孩子，说不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盖上像样的被子，也就难怪舒坦得……想到这里，柯山不禁一笑，连忙招手让他坐下，然后倒了碗水。

小石接过来一仰脖，便“咕咚咕咚”地喝干了。

柯山又给他倒了一碗，开起玩笑来，“少喝点儿，小心晚上发洪水。”

小石不好意思地笑了，“接到任务后，我就赶了40里路来报到了。”

这时，侦察科通讯员小汪推门探进头来，“柯干事，聂科长让我通知你去一下。”

柯山答应一声，然后转向小石，说道：“你先休息，等我回来再聊。”

“嗯。”小石怯怯地答道。

柯山随小汪来到城西的沅陵中学，这里由于战乱已经停课，被临时改作了关押重要犯人的场所，兼具军需仓库。

聂科长已经端坐在审讯桌后，先示意柯山坐到门后的椅子上，然后对小汪说道：“可以了。”

一会儿，两名战士押着一名身着国民党校官军服的男子走了进来。

聂科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卷宗摆好，问道：“你叫邓德乾？”

“是。”对方将脚跟一碰，立正答道。

聂科长摆一摆手，示意他坐下，开始正式讯问。

提问都是根据柯山之前拟好的提纲，因此他只是做着重点记录。从外表上看，邓德乾有30岁左右，中等身材，虽然是一脸的沮丧，不过举手投足间透着受过正规训练特有的干练，回答问题也算干净利落，虽然有些避重就轻，但总体上还算顺畅。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之后押来的是杨清熙。他一进来便瘫坐在了木椅上，完全显不出那近一米八的大个子。消瘦了许多，脸上尽显疲态，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完全不是柯山记忆中的那个运动场上的高中锋了。

几个月的南工团同学经历，让柯山对杨清熙有了一定了解。  杨清熙，原是以体育运动闻名遐迩的辅仁大学学生，足球、篮球、游泳样样得心应手。在北平集训时，他绝对是文体活动中的活跃分子，特别是在运动场上，那矫健的身姿不知吸引过多少女学员的目光，其中便有苏隽雅。目前，苏隽雅在所里县(现吉首市)军管会工作，自己此去永绥就会路过那里。若得知杨清熙出事的消息，这个矜持且柔弱的大家闺秀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住。

杨清熙平时表现也很积极，在南下途中经常帮助弱小的同志。后来战局出人意料的迅猛，这就需要南工团自武汉继续南下，任务也从“接管城市，’向“到农村中去”、“到部队中去”转移。一些人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当时杨清熙还主动去做思想工作。不过，当他知道自己被分配到湘西工作时，却几次找到领导要求调到其他的地方……柯山看过讯问笔录，杨清熙对自己叛变原因的供述是：匪首周兴派人告诉他，其大哥杨清明已经为党国尽忠，因此将他的父母接进大山里“供养”起来了。

如果杨清熙最后被分配到了其他地方，周兴就不可能派人与他接洽上，也许……想到这里，柯山的大脑中突然闪出一个疑问，随即用手向聂科长比划了一个“9”，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脸——9，是指讯问提纲中第九个关于联络人的问题；指脸，是表示要着重讯问联络人的长相。

聂科长稍稍扫了眼提纲，不动声色地问道：“你说过，和你联络的人是一个老头儿？”

“是。”

“你们见过3次面？”

“是。”

“你说过，每次见面都是晚上，所以没有看清他的长相？”

“是。”

“那除了听口音，你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判断出就是同一人？”

“除了口音，”杨清熙想了想，“对了，他说话明显漏风，应该缺牙。”

听到这里，柯山猛然想起在邮政所里那老头儿讨好的一笑。随即，用手比划出“人”字，又打了个问号。

聂科长问道：“你说过，当时和你联络的不只那老头儿一个人？”

“是。”

“你并没有直接见到其他人？”

“是。”

“那你怎么知道不只一个人？”

“我们分手时，那老头儿总会轻咳一声，那人也会回应一下。”

“你能确认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吗？”

“差不多吧。”杨清熙想了一下，“虽然那人没有说过话，不过听声音好像年龄并不大，而且女里女气的。”

柯山的心中，不得不对聂科长那敏捷的思维和巧妙的问话暗生佩服。

当杨清熙被警卫战士押走后，柯山将自己对邮政所及那祖孙二人的怀疑，向聂科长做了汇报。

“对于敌人将情报摸得如此准确，我也产生过怀疑，并安排人进行过秘密调查，包括邮政所。你也看到了，刘忠教每次都会规规矩矩地离开，并不具备在旁边监听我方人员打电话的条件，因此最终将侦查重点放在了内部。”聂科长顿一顿，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你提到的那祖孙二人的情况也很重要，如果他们与杨清熙交待的联络人是同一拨人，那-／厶……”

“报告！”外面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原来是小汪带着石金生来了。

“柯干事，咱们的主力部队要回来了？”小石一脸的兴奋。  “你怎么知道的？”柯山却是一脸的疑惑。

“外面已经贴出‘热烈欢迎入川参战主力部队凯旋’的标语了。”小汪在一旁兴冲冲地说。

“回来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县城里号房了。”小石抢着说道。

柯山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聂科长，可对方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不过，这一笑已经足够让他的疑问瞬间化解——贴出的标语，不过是在以此震慑蠢蠢欲动的敌人；先头部队号房，应该是下乡驻剿的部队回撤，一方面可以集中兵力，另一方面也是在大造声势。

“哈哈，是不是等不及了？”聂科长模棱两可地说道，然后转向柯山，“你们先去食堂吃饭，我还有工作要安排一下。”

小汪领着柯山、小石来到食堂。等了一会儿，聂科长也到了。

看着眼前那刚认识不久的高粱米饭，小石拿着筷子有些犹豫。

“快吃吧，这可是坐火车走了好几千里地来的，吃了它可以长见识。”聂科长笑着说道，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柯山一眼。

柯山非常清楚那其中的含义。由于湘西地区刚刚解放，当地的群众基础并不好，加上地方政权还没有巩固完善，所以只能临时保留部分旧政权人员以便开展工作，围城乡的吴显贵便是其中之一。这同时则加重了老百姓的疑虑，土匪武装又四处散布“国军马上就要反攻，共军不会久留湘西”的谣言，并枪杀、胁迫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因此征粮工作一度受挫，目前不得不从北方调运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见识没长，屎倒是缩回去拉不出来了。”小石小声嘟囔着。

“哈哈哈！”聂科长忍不住大笑起来，亲切地拍一下小石的头，“等情况好转，老百姓理解了咱们，香喷喷的白米饭让你吃个够。”

“小石，你是永绥人吧，说说你们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听说永绥的橘子很有名呢。”柯山趁机问道，以便提前了解当地的情况。

“橘子都让东家吃了。”说着，小石眼圈一红，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

见此情况，柯山与聂科长对视了一眼。毕竟以后要在一起出生入死，柯山决定先对小石有个了解。

……

P6-9

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是一次酒桌上的闲聊。我的一个朋友说起他父亲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还说起他父亲遗留下一部小说底稿……

遗稿《野菊》，作者仰山。遗稿是一叠泛黄起皱的信笺纸，从大量的勾画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所倾注的心血，从已经褪了色的蓝色钢笔字迹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1956年”，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底稿标注的时间。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

仰山，是我的朋友倪浩的父亲倪进的笔名。倪进，曾任第四野战军第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47军，曾在1949年南下进驻湘西地区时肩负剿匪重任；湘西，曾历经数百年匪患。

夜已深，灯火阑珊的北京的夜，却久久不能静，就如同我的心。我的思绪，在试图透过这叠泛黄起皱的手稿，回到那个似乎已然久远的年代。

下班铃响了。通讯员老赵今天特意把铃摇得又快又响又长，每逢过节会餐，他都是这样拼命地摇。总务室发戏票的窗口围满了人，左边小黑板写着“今晚电影《马兰花开》；京剧《唐明皇游月宫》；文化馆八时举办化装舞会，希望同志们各显其能积极参加”。

街上比往常热闹，合作社的露天摊子五光十色，保靖洋东梨、广东香蕉、东北苹果应有尽有；吉首农具厂为农民赶制的新式农具，一车车穿过马路，沿着川湘公路连夜开往各县。大街上，到处都是挤着买货的人群。头上缠着青色帕子的苗族农民们，选足了自己需要的肥鸭后，匆忙赶路回家，一个个脸上发出了芙蓉般的笑容。

这是《野菊》的开篇。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留下一个字条，写着“等你好久也不回来，我和孩子上街去，一会儿就回来。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我心里不免暗暗发笑，老了老了还一个劲地吻你吻你。可也别说，将近四十岁的人怎么能说老呀！

我从孩子手上接过包袱、篮子。筠把买来的物品一样样拿出来指给我，说：“这是广东月饼，每人两块；这是上海的凤尾鱼。我想你一定要喝点酒，这是青岛的白兰地。”她把酒瓶摆在我面前，满意地望我笑笑。”

桌子上的食物快吃尽了，小尧爬上椅子，扑到我怀里，一股劲亲我，好像有什么请求似的。我是善于了解孩子们的心情的，忙说：“我的小鸽子，你是让我……”没等我说完，她们已会意到了，异口同声地说：“是的，对的，请您讲故事。”从她们那愉快的声调里，可以听出那小心眼儿该有多急。我不能冲淡孩子们的高兴，答应了她们。可是那些“常娥奔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类的童话早已讲过了的，自己也觉得厌烦。说实在的，肚子里早就被她们挖空了，编一套又没有那样的才能，一时有点窘。看了看筠，向她求救，那是白费，她也正等着听故事。正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一眼看到桌上的野菊花，给我提示了线索，好像得了救命星。

我溜了孩子们一眼，说：“就讲这野菊的故事吧。”

但是，这题目并没有打动她们的小心眼。小庆说：“得啦！野菊有什么故事，谁还不知道它能发芽，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了。”

“不呵，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那是——”

之所以有这么一大段的摘录，是想通过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试图考量这部手稿体裁的性质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遗稿开篇中提到的《马兰花开》，正是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秦怡主演的电影；文中有妻子“筠”和女儿“小庆”“小尧”等3个人物，也正符合倪进当时的家庭状况，而他的妻子原名就叫刘淑筠(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刘酷)……这部遗稿还附有《给yien的一封信》。

“yien”是谁？无从考证，但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她)应该是一位编辑。信中有一段作者的自我介绍：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但是那等于吃白饭了。……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正是鬼子统治东北。日本话是‘国语’，而真正的国语每星期只有一节，语文是最次要的课程了。……爱好文学还是(19)55年才开始的。由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名“文学新人”的倪进，在这部小说中必然会选用更多的写实性内容。也就是说，倪进在《野菊》的开篇中，应该是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的市井民生图——1956年的湘西重镇吉首。

那么，“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的纪实性呢？

《野菊》共五万余字，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提到：书中的主人公小石、柯干事实在并无其人，不过他们都是从很多的模特儿身上提炼出来的。而在我的相关采访中，了解到其中一些情节确实曾经发生在倪进本人身上，不过是做了文学加工。

除了对这部手稿纪实性的考量，一些相关信息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比如底稿开篇写到的那张字条的落款——“吻你。筠”，以及《给yien的一封信》中的“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显然，倪进并非一名普通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随后的采访和相关史料的查阅，也印证了这一猜测。

南工团 倪进，一名解放前夕从东北流亡关内的知识青年，在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8月南下后，编入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倪进转入地方，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湘西地区的剿匪工作至1959年才全面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这个渐为模糊的称谓，却隐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追溯历史，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直接参与推进社会进程的事件堪有几例：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举世公认惠及当代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千万热血青年弃笔投身救亡运动，其中大批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文革时期，单纯盲动的红卫兵组织堪称中坚力量，随后的上山下乡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洗礼。相比之下，在1949年前后，无数知识青年呈建制地武装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建设的史实，却鲜有人知。事实上，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亦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这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半军事化团队，其创建源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局势。

1948年，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将有4万名干部缺口，并找到“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人，要求及时开展工作。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1948年8月，华北大学(现人民大学)成立，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1949年2月，华北局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随着全国的解放，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旨在招收知识青年以培养新政权干部的大学，如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地的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等。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月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3个分团，其中一、三分团驻地北平，二分团驻地天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南工团除了公开招生外，还将东北野战军政治教导团、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等作为骨干班底，并从正定抽调了1000余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补充进来。

南工团学员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四野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报名者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外，还有因战乱留滞平津地区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职员和技术人才，甚至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的学生自发‘转学”加入。

国学大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他在《解放期中之清华》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学期于(1949年)三月三日起上课，学生中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及区政府工作而休学者，达二三百人，现在在校上课的学生共一千八百余人。不过，最早被南工团录取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编为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南工团成立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明、李立三等先后为学员们上过大课。

7月18日，北平市各界人士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倪进的爱人刘淑筠作为军属代表坐在了主席台上。如今80余岁的刘淑筠记忆力还非常清晰，从那慈祥的外表完全想象不出她曾有过一段决不平凡的经历。

刘淑筠，高小毕业，这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讲，已经是高学历。1950年4月，刘淑筠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由于丈夫倪进随47军驻守湘西，经组织安排，是年12月逆赴朝大军车流，只带了单程路费携两名幼女前往湘西，并参加革命工作，任职47军保卫部秘书科。

刘淑筠的四叔是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姑爷爷是地下党(对外的身份是天津的一个大资本家)。她的父辈多是铁路司机(当年张作霖被炸皇姑屯时的火车司机便是她家的邻居)。这一红色背景，曾经令她在为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土匪“仗义执言”后免遭处分。当时湘西匪患猖獗，她却拒绝配枪，其个性可见一斑。

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4月21日，二野发起渡江战役；7月29日一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先后在河南开封、鸡公山等地驻训，少数学员被陆续抽调走，其中便有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部至湖北武汉，随后分别派往四野各作战部队以及到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分配到四野的南工团学员每军有二三百人，倪进继此成为47军保卫部的一名干事。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

与南工团一样，先后南下的还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倪进的妻妹刘淑敏及其未来的爱人杨维勤，便是与1500名华北大学同学一起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大队”南下的。据刘淑敏、杨维勤回忆，105大队沿途还陆续编入了中原人民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当地干校的学生。刘、杨至湘西地区参加了组建地方政权的工作。

对于南工团学员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热血青年的历史评价，恐怕借用叶剑英在“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上的讲话最为公正，“南下工作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动身较迟，但你们面前的路更长。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过解放全中国的伟业。”

湘西 在南工团学员中，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比如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比如著名剧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的恩师，便是我国文坛巨匠沈从文。沈从文的原籍，便是湘西重镇凤凰县。遗憾的是，当年汪曾祺随团南下至武汉，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的工作，因而与恩师的故乡失之交臂。否则，除了《芦荡火种》(后改编成样板戏《沙家浜》)，我们也许还会看到他的关于湘西剿匪的力作。不过，沈从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勉城》，散文《湘西》、《湘行散记》。

在沈从文的笔下，读者总会随时领略到湘西那纯朴粗犷野性的乡情民风，以及那秀丽清新幽美的山水风光——中秋月下对歌，端午龙舟竞渡，新春舞龙耍狮子放烟火；迎亲的花轿，办丧事的饶棺，泅水捉鸭子的水手……那水、竹、塘、码头、碾坊、吊脚楼、茶垌的街道，碧溪苴的白塔以及青山间的雾霜风雪……一经作者的浓描或淡写，则成为一幅幅意境邈远的水墨风景画。这一切，通过同样出自凤凰县的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笔表现出来，又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领悟。

即便是匪，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是那样的蛮悍之中不失豪气，却并无匪气——游侠者，是沈从文给出的一个称谓。在《凤凰》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

沈从文在15岁小学毕业后，便“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湘、川、鄂、黔四省边区生活”。他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部任书记、司书等职，有5年时间。对于湘西，对于湘西人，沈从文因此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故乡的情结及文人的情怀是否令其忽略了某些东西？总之，也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另一个湘西。

在中国的鸡形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山地便是大湘西，所含的地域有慈利、张家界(原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原永绥)、吉首(原所里)、泸溪、凤凰、新晃(原晃县)、麻阳、怀化、芷江、辰溪、溆浦等二十多个县、市，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少数民族。

湘西毗邻川、鄂、黔、桂，系由湘入川黔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著，但由于这一地域山高林密沟深洞多，交通闭塞，政令鞭长莫及，历代被视为荒蛮之地，并有诸如“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之类的记述。自明末始至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甚至曾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中国的“盲肠”。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匪众已达10万有余。民间流传歌谣谓之：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如此一来，“湘西匪患”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对于湘西的“匪”，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势必会有不同的表述。客观的说，这里有反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的志士豪杰，有割据一方恃强凌弱的地方武装，也有迫于生计剪径林莽水泽的山寇蛮贼。

贺龙，新中国开国元勋，出生在大湘西地区的桑植县，“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1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对阵“湘西王”陈渠珍，并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是任弼时，在1948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以充实干部队伍的主张)。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并且改编了部分游杂武装，随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湘西子弟曾行进在讨袁护国军的队列中(贺龙曾任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湘西子弟曾组建队伍冲杀在战场最前沿；抗美援朝，万余名湘西子弟又随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其中两人成为全国战斗英雄，100多人立功受奖。麻阳籍战士陈启尧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二级战斗英雄”勋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本书中的“匪”，当然指的是我47军奉命抄剿的那些武装人员。

当年，湘西匪势也极为复杂，盘桓于此的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正规军，潜伏的特务组织，或坚决反共或摇摆不定的地方武装，还有青红帮、袍哥会等黑恶势力等。人员有国民党地方官员、国大代表、议员，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山寇蛮贼，其中不乏黄埔军校、国内名牌大学乃至有留洋背景的武装人员，当然还有被裹挟的当地农民。再者，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原因又造成他们对“外来者”的敌视……

这些武装人员参与对抗的动机各有不同，将如何区别对待？他们之间既欲相互依托，又因“世仇’而暗生猜忌，将如何分化瓦解？招安反水曾是他们获得利益的常态手段，将如何防备其在背后施放冷枪？再加上民匪不分的地域特点，我军的剿匪任务之艰巨也可想而知。事实上，部队的人员伤亡很大，军长曹里怀曾痛惜地回忆道：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

47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其前身是1947年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首任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在1949年出任38军军长，当年打响解放湘西第一枪的正是38军，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万岁军”)

47军 所属各师的前身在编入10纵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

第139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1师，历经改编，以红六军团第17师建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著名演唱家郭兰英那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南泥湾》，歌颂的便是该旅的事迹。1947年9月，编为10纵第28师。

第140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359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总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北满、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等战役战斗。后编为10纵第29师。

第141师的前身，是1947年在吉林省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1师。后编为10纵第30师。

10纵肩负过东北剿匪任务(包括《林海雪原》的“坐山雕”原型谢文东)，更有过与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正面交锋。对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对10纵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第10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0纵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7军。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47军编入四野第13兵团建制。

同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9月中旬，作为主力前锋的38军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十余座县城；随后，47军、46军136师等部奉命进入湘西剿匪。

10月底，47军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第3兵团入川作战，湘西地区仅留建制并不齐全的140师驻守，匪患继而泛起猖獗。倪进的《野菊》便主要以这一阶段的剿匪过程为背景。

1950年1月，47军入川主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至1951年2月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万余人。

在我采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还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47军，当时编有日本籍和朝鲜籍(族)军人。日籍军人多为炮兵和卫生兵，朝籍(族)军人在3个师中均有在编。

1949年初，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请求军事支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3个朝鲜师：164师、166师、156师。前两师分别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后者随四野的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年7月20日，164师、166师分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5师、第6师，入朝；1950年4月18日，156师加上包括47军在内的朝鲜籍战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7师，北上入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据时任47军政治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刘杰老人回忆，当时47军抽调了约两个营的朝鲜籍指战员，均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沅陵集中后北上。而该军在1951年2月入朝参战时，又补充进了湘西子弟，其中便有部分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他们或直接补入部队，或编入担架队和运输队。

补记 据杨维勤老人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观过47军的一次军史展，其中并没有湘西剿匪的内容，甚至在场的现役军人也并不了解这段军史。“作为正规部队，历来以正面战场的恶仗硬仗为荣。”杨维勤老人说。可见，是现代人审视历史的角度及阅读心理的转变，成就了《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反之，文学作品又为人们重现了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断。然而，历史片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本书前言如此大篇幅交待历史大背景的目的。

在此需要补记的还有，南工团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团队，其学员的组成必然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历史的考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抉择。在学员中，有因身体或视力不佳难以适应行军任务而被劝返的，也有中途开小差临阵脱逃的，王倬便是其中之一。1960年，王倬因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骗取20万元人民币而被执行枪决。据时任47军保卫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孟文野、张华老人回忆，在湘西剿匪时期，曾有两名南工团学员组织叛变投敌，事发后被抓获。本书便是以此为引子展开全文。之所以记述这段历史，除了欲还原当时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最主要的也是为了映衬绝大多数热血知识青年，面对残酷现实进行抉择的坚定性。

孟文野、张华老人还回忆到，在行军至洞庭湖乘船赴常德途中，女学员郭家敏夜间不慎落水，最终连尸体也未找到，她，应该是南工团牺牲的第一人；女学员阎静珍在湘西下乡发动群众时，被土匪枪杀。另据杨维勤、刘淑敏老人回忆，学员邹立汉与区委书记王芝(倪进遗稿中有一个区委书记形象——王纯)下乡时被数百土匪围困，邹持冲锋枪抗击，不幸被俘，残忍的匪兵将其碎尸三段，又放入磨盘碾磨；湘西当地学生王光旭，也是在下乡工作途中被土匪截杀……事实上，这些热血知识青年在不惜流血牺牲，亲手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在用行动改造一个旧的自我。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描述的内容之一。

正是随着有关史料不断被搜集挖掘，尤其是无数热血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走到解放全中国最前线的史实的再现，我不禁升出一股创作冲动。而“知识青年握笔的手拿起了枪，对阵的却是国内最为蛮劣的匪”，如此强烈且极具戏剧性的对阵，也只有历史之手可以如此地神来一笔，这让我不禁将视线锁在了湘西。当然，大前提还是倪进等前辈的经历和遗稿，才促成了这一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也就有了这部以《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的出炉。

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书中涉及的史实部分必然会有瑕疵，在此希望读者朋友予以及时指正！另外，本书为长篇小说，必然有文学虚构描写，切勿对号入座。

父亲的手稿定格在——1956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已过半个世纪。

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苗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

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El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西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在叙旧时会谈起当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很小，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只知道父亲时任47军保卫处干事，后来做过预审科科长。据他的战友说，父亲当时很有名，多次立功受奖，湘西有名号被捕获的土匪，他基本上都参与审理过，包括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据母亲回忆，枪决陈子贤前，父亲还和他长谈一晚。

2007年，我和朱新开为了重新撰写本书，特意前往湘西采风，先后走访了花垣(原永绥)、沅陵、辰溪、麻阳(原麻西口)、凤凰、吉首(原所里)、张家界(原大庸)等地，令我感受颇多。特别是在沅陵，我们拜访了47军军部旧址(现湘西剿匪纪念馆)，这里是我父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的两个姐姐也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虽然整个环境已有很大变化，但还是能够找到母亲描述过的历史痕迹。我们又通过沅陵市公安局郝世武同志的帮助，前往目前已改做看守所的原沅陵监狱，当我走进还摆放着当年老家具的审讯室时，时光仿佛回到了1949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看到父亲在审讯桌后向对手射去的威慑目光……

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南工团战友基本都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这也预示着他们家庭的曾经相对富裕)，一生坎坷却刚直不阿。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父亲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到1978年平反，大大小小的运动就从没落下过他。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他身心遭受摧残的年代里，却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向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感染着家里的每个人。姐姐曾这样回忆道：那时，父亲在北京远郊区劳动到天黑后才能回家，只要孩子们还没睡，他就会拢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学习情况；每到节假日，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猜谜语、讲故事，至于小提琴、二胡、唱歌、滑冰、游泳等，都是父亲的拿手好戏。而作为具有绝对红色家庭背景的母亲，能够对父亲始终保持不离不弃，除了对爱情的忠贞外，应该还来自父亲对生活的那份热爱所随时随处表现出来的个性魅力。

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善于钻研，1959年从湘西下放回京后，曾在顺义县(当时隶属河北省)杨镇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当年就被评为“优秀教师”称号，家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已经褪色的奖状。文革期间，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市郊区强制劳动，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在十多年的劳动中，他凭着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从门外汉成为了一名优秀工程师，并多次获得单位嘉奖。

父亲的毅力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倍受疾病煎熬。1996年，他被查出一种肺癌(医学叫间皮瘤，当时患者存活记录是一年半)，医生预测还有三四个月时间，可是父亲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最终坚持了6年时间，连主治医生都感叹这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里，病魔已经把他摧残得痛苦万分，人瘦得几近皮包骨，几乎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氧气袋，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守军人本色，每次坚持上餐桌吃饭，临终前一小时还坚持自己上厕所……  父亲临终前，我和姐姐守护在他身边，他的头脑仍很清醒且反应敏捷，当时需要给他做抽血化验，因为血管已经太细只好从大腿动脉采血，护士的动作有些不够熟练，他马上用力抬起头微笑着对护士说：“你能不能快点儿？我怕来不急了。”一分钟以后，父亲“走了”，告别了这个让他一生遭受磨练又让他热爱留恋的世界。

写到这里，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这里有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更有对那个燃烧着激情的理想年代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