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上编
第壹部分 子弹库楚墓
说明
1942年的盗掘
1973年的发现
图版
一 长沙地图和发掘地点
二 墓葬平面图
三 棺椁
四 帛画
五 竹笈和帛书
六 铜兵器：剑
七 玉璧（附组带）
八 陶器
九 漆木器
十 纺织品
十一 冥币
第贰部分 相关文献
说明
文献
一 晚周缯书孜证
二 发掘简报
三 发掘简报二
四 关于楚帛书流人美国经过的有关资料
五 蔡季襄与柯强交涉的有关信件
六 蔡季襄托傅佩鹤与柯强交涉的有关信件
七 蔡季襄托昊柱存与柯强交涉的有关信件
八 舒尔特斯带帛书入美之经过
九 赛克勒先生的遗愿
十 辛格医生的回忆
十一 柯强的回忆
十二 子弹库帛书在美的借存记录
十三 27位国际学者联名致毕齐信
第叁部分 相关照片
一 长沙
二 长沙：雅礼大学、雅礼中学和湘雅医院
三 1930年代的长沙盗墓
四 蔡季襄和他的家人
五 上海：明霞村5号，1937～1943年蔡季襄住过的地方
六 上海：昊宫大酒店，1946年蔡季襄住过的地方
七 上海：戤斯康公寓，1945～1946年柯强住过的地方
八 李零
九 白荣金
第肆部分 楚帛书年表
说明
楚帛书大事年表（1897-2013年）

下编
第伍部分 帛书图版
说明
图版
一 四时令
二 五行令
三 攻守占
……
第陆部分 帛书释文
第柒部分 《四时令》老照片
第捌部分 《四时令》摹本
第玖部分 帛书文字编
第拾部分 参考书目

附图一 《四时令》（弗利尔一赛克勒美术馆2012年提供）
附图二 《四时令》摹本（最新修订本）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设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缝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文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年），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裹，研究战国文字，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文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王国维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年），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年）；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年）。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着作比集大成的着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此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受限，许多现在觉得非常简单的字，当时大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海博物馆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义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某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綫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户纸，一捅就破。文字破译，用不着饶费口舌。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