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统介绍蒋日关系的演变历程，从蒋介石早年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及政治活动到蒋政权建立过程中双方的秘密交涉；从蒋介石治国、治军理念中的日本情结到中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以及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后蒋日关系的演变等等。本书作者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对蒋日关系做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蒋日关系的全貌。

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模式化的误区，主要着眼于对其妥协、退让一面的研究，而未能对蒋日关系的两面性加以具体分析。因而，如何客观公正地阐述蒋介石与日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是非恩怨，便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书作者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对蒋日关系做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蒋日关系的全貌。从青年蒋介石赴日留学到辛亥革命后避难日本，再到寻求日本支持、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直至走上抗战道路。作者吸取了近年来民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段历史作了客观的介绍。对战后蒋日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人们对这段历史也知之甚少。在本书稿中，作者引用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对战后这段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

本书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客观地对本书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全面的分析，如关于留学日本对蒋介石的影响，作者引用了蒋介石的讲话，详细地说明了留日这段经历对日后其对日政策的深刻影响。作者并不局限于陈述蒋的一己之见，而是加以分析，指出了蒋介石对日看法的片面性。再比如，关于蒋介石留日期间是否加入革命团体“丈夫团”的问题，蒋介石与“刺陶案”的关系问题，等等，都依据可信的资料作了考证。本书不仅学术性较强，而且文笔优美，语言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如对日本“白团”在台湾活动的叙述等。作者治学严谨，行文规范，所有引述资料、观点均加明注释，符合学术规范。

序

第一章 留学日本

 一、引子：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留日潮

 二、从浙东山村到东洋求学

 三、蒋介石在日本军校学到什么？

 四、辛亥革命后日本成为蒋介石的避难地

第二章 对日避让，走上九一八之路

 一、日本干预北伐使蒋介石济南受辱

 二、策动张学良易帜

 三、九一八事变

 四、“试问国际间有无正义”？

第三章 抵抗、交涉中失地误国

 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二、日本策动“满洲独立”

 三、“剿共”误国，痛失热河

 四、长城抗战与城下之盟

第四章 敌乎？友乎？

 一、对日“外交战”

 二、是敌人还是友邦？蒋介石检讨中日关系

 三、“绝对没有这个‘何梅协定’！”

 四、日军利诱华北政要

 五、提出“御侮之限度”

 六、西安事变“纳谏”抗日

第五章 走上抗战道路

 一、七七事变调兵遣将

 二、誓死保卫首都

 三、血战台儿庄

 四、德、英、美介入调停

 五、指挥武汉保卫战

第六章 对日军事攻势与国际攻略

 一、督导中期抗战

 二、发动“冬季攻势”

 三、三次长沙会战

 四、对日正式宣战

 五、出席开罗会议

 六、在中南战场的战略失误

第七章 “通敌”内幕

 一、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二、在汪精卫投敌前后

 三、对蒋介石的诱降攻势

 四、抗战末期与日伪的勾结

第八章 战后对日本“以德报怨”

 一、“不念旧恶”宽恕日本战犯

 二、放弃日本战争赔偿

 三、神秘的日本“白团”

 四、签订对日和约

 五、“忘恩负义的日本！”

 六、与岸信介结好

第九章 蒋日关系走向末路

 一、风雨飘摇中的蒋日关系

 二、与佐藤结好

 三、蒋日关系走向末路

无论从什么角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风云人物。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在20世纪曾经大起大落、几上几下、执掌中国统治大权几十年之久的历史人物来说，他与日本的恩恩怨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起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复杂因素的历史链锁中，青年蒋介石负笈东瀛是这个历史大幕的序声。而青年蒋介石——一个浙江省偏远山区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是怎么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求学的呢？这是因为，此前，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变和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激流，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和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留日潮。是这个历史大事变和大激流，把青年蒋介石从社会历史的边缘，带入了社会历史的大舞台。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轨迹来看，近代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几千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国由天朝上国之尊而坠落为被强国宰割、压迫并不得不向侵略自己的强国学习的境地。

西欧的资本主义发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性的以武力扩张、殖民掠夺、争夺霸权以推进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进程。在近代欧洲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争相重视国防军备建设，重视国家法制建设，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重视社会发展和工商业的扩张。这样，欧洲英法等强国，在最初的中西国际冲突中，以其在欧洲已经惯行的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其军事装备和技术上的明显优势，击败并摧垮了清政府的抵抗及其意志，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逐渐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关系格局中，原来一向受中国文化之惠、近代以来同样曾受西方列强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中国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确立了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国策，采取了“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列的方式，把自己摆在同亚洲各民族对立的地位，把侵略目标最先锁定在亚洲邻国身上。

发生于1894—1895年的中日两国之间的甲午战争，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次战争因日本以一小国而得胜、中国以一大国而战败对中日两国国民均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动。但就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这场战争，日本之所以能够取胜，并不是日本军队本身战胜了中国，而是日本借欧洲列强的余威，以极其阴毒、狡诈和残酷的手段，取得的极为勉强的胜利。有些研究者指出，以当时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看，日军未必就能战胜清军。当时日本的战争发动者是以“赌国运”的方式发动这场战争的。但是，一旦日本侥幸取得了这场战争胜利，其战争的力量则被无限夸大到不可战胜的程度；而战败国一方的清国，则被视为不堪一击的对手。由此，在日本，种下了其狂妄自大、蔑视清国人的倾向。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就甲午战争对日本人的心理变化的影响发表评论说：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人，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

日本这种自我放大、蔑视中国人的心态和思潮，使日本成为不断地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的战争狂人。而这样的战争狂人，则恰恰是那个号称“文明”的国际秩序所激赏的。在那个时代，这种大规模的强盗般的战争和掠夺，却被视为“文明”世界的行为；被侵略的国家，却得不到任何正义的援助。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到处泛滥的时代，他们用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实现着他们征服他国和他民族的狂热计划，中国既然没有武力征服他民族和征服世界的野心，只有守卫自己领土的和平愿望，其军备的发展也以守卫自己的领土为限，因此，当遇到蓄意侵略中国的列强时，中国的和平愿望在这个缺乏法度和正义的国际关系中，显得是多么的幼稚与无奈！

正是在这样一种无奈中，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不仅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还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此外，还要赔偿日本巨额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等条款。这一条约中所规定的战争赔款之巨，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使中国为此背负上沉重的外债；而中国给日本的这一赔款，等于日本四年的岁入，使日本以这个赔款为基金，将日本货币由原来的银本位制转换为金本位制，加强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可信度，并在其国内大力鼓励工业、特别是军需工业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其成为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基础。《马关条约》中规定强行割让中国领土的强盗做法，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各国掠夺和瓜分中国领土的贪婪野心，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领土危机。P2-4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众多的学术探索者将目光集中于中日关系这一领域，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自从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侵华行列起，即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比西方侵略者更野蛮、更凶残，制造出许许多多帝国主义侵略理论来肢解中国，以至于谋划出灭亡中国的完整的策略和战略。中国所遭受的百年耻辱，直至而今，也还遗留着不少问题，甚至还在阻碍中国统一，乃至经济和外交。这一历史创伤，造成了国际上某些对中国的不理解与不公正的看法。这一历史是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

近年，与我有多年交往的好友翁有为教授，对蒋介石与中日关系产生了兴趣，联系赵文远博士和杨菁教授，以蒋介石为主体，探索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这部《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因而诞生。

作者的主导思想在于把蒋介石与中日关系放在近代以来大的国际关系背景中去认识；以全民族的视角审视蒋介石的思想和政策，阐述其功过；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结合历史的实际发展，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记录。

这部书从蒋介石出生的年代和家族写起，一直写到蒋的死亡，写出了蒋的个性、思想和对日关系的一生行迹。蒋是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举着孙中山的旗帜，很长一段时期掌握着中国政权，统治中国大陆，败退台湾省后，仍然掌权，其对日关系和对策，关系着中国的存亡和命运，关系着中国的统一大业，研究、认识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不足为奇的。

近代中日关系，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这部书大体上分四部分来叙述：一是登上政治舞台以前的蒋介石；一是对日妥协投降时期，一是举起抗日旗帜，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受到国人称赞和拥护时期；最后以到台湾为终结。从政治学说史来看，蒋各个时期的言行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他的争论性的文献大量存在。历史研究者应善于在诸多资料对比中，择其善而从之，得出自己的论断，这部书引用了许多资料，包括蒋介石的日记，支持自己的论点。

这里顺便提一下，最近因蒋介石日记的披露，有的文章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我认为，研究蒋介石，蒋的日记当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不能唯日记是真，也不能片面地以其言论来立论。不少人读过蒋的日记，认为其记述的不少内容和历史发展的实际反差很大。相信和他接近的人的论述和当时舆论的记载，还是相信他的日记？历史写作者必须科学地认识，净化复杂的事实，使自己的叙述接近历史的真实，那个时代距离现在并不遥远。许多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尚健在，做公正的论断是可能的。

应该看到和承认，蒋介石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前，实行的不抵抗政策是极端错误的，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就动员全国力量，坚决抵抗，那历史就是另外的发展轨道，不会像后来那样，亡国大难，日益进逼。本书作者认为，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的是媚日妥协外交，这一观点虽不标新立异，但却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有许多爱国的词语，诸如东北沈阳等地沦陷后，他说自己“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9月22日也讲，“日本强占我辽吉各地，实国际上的创闻，国家受此侵侮，全国民众，应刻骨铭心，与政府一致步骤，同救国难”。他如此痛心疾首，对日憎恨，充满爱国情感。这当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但当其谈到如何应付时，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离了谱”，如他讲“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矣！”要“国人忍耐，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姿态”。这是他不抵抗政策的同意语(蒋在1931年9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讲：“唤醒国民，还我东省。”又讲：“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这话仍然是不抵抗，乞求国联，而乞求国联即使在当时舆论看来也认为无异自杀)。  不抵抗政策，因蒋介石提倡，风行一时，愈演愈烈。日军未到，华军先遁。致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东北四省变了颜色，华北一些地方也变成了第二个东北。

使国入不解的是，日本肆无忌惮地实行此举，蒋介石却要和日本亲善，对日毕恭毕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几乎是日本所不愿中国做的，我国都不能做；日本要中国做的，我国不能不做，真是唯日是从。对日屈膝献媚，致国人愤怒，贻笑世界。譬如蒋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日本人只是皮毛的痛，而共产党却是心腹之患”，“抗日必先剿共 故余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剿清前，绝对不言抗日”等。这就造成了奇怪现象，1932年日本3万余人聚集靖国神社，庆贺伪满成立，东北的日本人也四处祝贺。而中国当局却下令禁止集会游行，以免“酿成事故”或“发生意外”；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十九路军血战淞沪，南京竟为驻宁日本海军购买食品，以示亲善。其时，平津人尚在升平安乐，问起关于上海战争之事，好像桃花源的逸民，不知秦汉，何问魏晋。1932年9月，南京派驻日公使蒋作宾赴日，开展亲善外交，蒋对日本陆相荒木说：“此后两国间的亲善虽有作保持中日亲善，确保东亚和平之道，在及早承认满州国之说者，但此外尚有解决此问题之良法，则华方当不惜竭力从事。”荒木回答说：“承认满洲国为日本政府既定方针，绝对不能更改，中日两国之亲善，应与满洲国问题，另行考虑。”又说：“中国应将满州、上海之事变，以区区之问题而忘却，并反省从来之态度，而为东洋和平尽力于两国亲善外无他途。”这样的访谈，孰能忍之，孰不能忍：哪里还有人格与国格可言！

媚日，屈膝，妥协，占据了蒋介石对日关系的中心内容。这在当时已不是秘密。国内外媒体多有报道。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丧权辱国，而中国谈判者和签字者，与日方共饮香槟酒，表示祝贺，昏庸到这种程度，这应该说是政治史上的奇闻。如果不是蒋介石的意旨，执行者早是刀下之鬼了。

历史资料上留下了不少悖理的奇谈怪论，如著名的学者胡适就讲过：“余对上海停战与华北停战，均属赞成，须知华北停战后，最低限度可以减少吾人之损失。”“盖战事停止后，则日本之文治派及和平派得以抬头。”以胡适之学识与地位，发出了这样的言论，当时的舆论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不管他是学界的领军人物。

那个时代，蒋介石不惜拿出一切军力，镇压抗日力量，以讨好日本，如1933年镇压了福建人民抗日政府，又和日军合作，镇压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自毁长城，是真正的民族不幸。1935年经他同意的何梅协定，是日本肢解华北的又一罪恶行动，而他却说这个协定是不存在的。

蒋介石骄矜自负，一意孤行，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时，其首府设在通县，平津成为我国北方最前线。当华北学生展开了救国的一二九运动时，蒋介石依然执迷不悟，醉心于他的“剿共事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与西北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能够说他这种举动是民族主义的吗？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谈到蒋的安内攘外政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蒋介石，了解那时的现实，其文讲：“当时上海许多朋友及各界爱国人士接着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所迅速形成的风靡全国的救亡运动的核心，是和当时政府的所谓‘睦邻政策’处于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民间的爱国运动，原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但在中国则情形往往相反。他们不把民间的爱国运动视为是对外来侵略者的敌忾同仇，却视为是反对政府；当时政府中有些入实在主张妥协投降，有些人则表面上虽不敢直接主张妥协投降，但却借口‘准备’，高嚷‘先安内后攘外’。救亡运动者对于直接主张妥协投降者固然给以迎头痛击，对于准备论者，认为要真正迅速准备保卫国土，必须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对外，这样才是真正安内。倘若继续内战，那结果还是要走上妥协投降同一道路。”(韬奋：《患难余生记》，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14—15页)这段论述不是凭空而写的，是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界人士的历史观，有代表性。今日读来，清晰地看到表述的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情景：即使在蒋的日记中有“雪耻”、“倭寇”等激扬文字，恐怕也难以证明蒋对日政策没有错误。只要翻翻报刊，就可知道，那是当时最普遍的言辞。

有的论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能拖，一直拖到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这个论述有对的成分，说中国弱是事实，但说中国没有力量，那就错误了。这是蒋介石不抵抗的遁词。如以国人的意旨为意旨，能以人民的力量为力量，那抗日的力量就是无穷的。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抗日力量的巨大。这种力量于1932年已表现出来，东北马占山等屡挫暴敌，十九路军及第五军血战淞沪，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如美国华盛顿Hezald报称：“中国经过许多年的屈服与不抵抗，最后如真能学习与敌抗战，东方的全局便要基本上改变过来。”(转引韬奋：《小言论》第2集，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72页)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称：“此次上海事变，中国之新英雄蔡廷锴，恰与北方英雄马占山遥遥相对一日下中国人几崇拜若军神，皆乐闻其每日战胜日本军之事。总之，中国中有此奇特勇敢的军队，能与我(日军)顽强对抗，而不畏我军(日军)之猛轰击者，实所罕闻。”(《益世报》1932年2月28日)这两股力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到九一八周年纪念时，东北义勇军纷纷举旗，收回了满洲里、通辽等城市，包围沈阳、长春、锦州、哈尔滨等地，还成立了辽宁临时政府，日军胆颤心寒，难以招架。诸多事实说明，把不抵抗的理由推说是没有力量，没有准备，是站不住脚的，南京国民政府犯了致命的大错。

对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屡受日本欺凌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来讲，这时呈现的抗日力量是多么珍贵，多么重要。然而蒋介石却不理会，视而不见。他把力量用在什么地方呢？他在集中全力剿共，他们自己的言行是最好的说明。1935年12月底，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的讲话证实了这一点：“近数年来，国家因为天灾人祸外患的交相煎迫，政府对于军事国防，没有多大的力量去做。数年来政府因并力从事剿共工作，由于蒋委员长的专心规划，现在幸已告一段落。”(《益世报》1935年12月31日)

这部书讲，蒋介石一生最光彩的时期，是他觉悟了，终于认识到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抛弃了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大旗，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他的权力和威望达到顶点。书中所叙述的战役和事件有的讲得很细，有的简略，探讨的深度不一，还有更多的探讨余地。

近年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学界发表的文章颇多，包括我国台湾省的同行，出版了许多论文和著作，这部书的作者认为有价值的论断都采纳了，引用了。对蒋介石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讲的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此书根据日方的资料，说明重庆政府派使者与日本秘密和谈并未停止。这种对蒋的言论始终持分析态度以企说明历史的真相，是从事历史研究所应有的严肃态度。

抗日战争结束及以后一个时期，该书对蒋的功过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历史反映的是过去。每位研究者因着眼的角度不同，对同一资料的解读也不尽一致。这部书是按照时间顺序、历史的因果关系来写成的。

出版的任何书籍，都欢迎读者来阅读，都要经过读者的评论。只有通过学术的研究和讨论，才能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我认为以往的中日关系是值得探究的，也一定会随着研究的进展更加深入切实，给后代留下更多有益的文化遗产。

魏宏运

2007年12月于南开锲斋

本书的写作，系应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王世勇兄的约请，酝酿于2005年上半年。至2005年8月，我到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即与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写作出版合同。当时，我是计划通过一点一点地深入研究，慢慢积累来完成这项写作任务的。比如，关于蒋介石早年的留日问题，我感到仅就蒋介石个人留日的一点资料，很难搞清楚这一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全貌，因此，必须研究相关的重要历史资料，于是，我购置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文献丛刊《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中的《日本军事考察记》和《日本政法考察记》等资料，借阅了近代中日关系方面的资料，一边研读，一边整理。我想这样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其历史的丰富内容。但是，经过一段时问的探索和研读后，由于个人精力尤其是出版时间所限，我感到这种单兵作战的状态和这样的写作进度，没有十年计划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我选择了合作撰写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先约请了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赵文远教授参加。文远教授在河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曾忝列导师成员，了解他为人踏实、勤奋，思维敏捷，曾到日本留学，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素有研究，且后又师从著名蒋介石研究专家、有“蒋介石研究开创者”美誉的浙江大学杨树标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并获博士学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很好的基础。不久，又约请了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杨菁教授加盟。杨菁教授是著名蒋介石研究专家杨树标先生的爱女，不仅家学丰厚，且极富才华，是颇有成就的抗日战争研究和蒋介石研究的专家，曾师从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和蒋介石研究专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并获博士学位。正是由于有了他们二人的加盟，才使得本书能够得以按时完成。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对于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怨这一问题，我个人是颇感兴趣的。对于有些我不感兴趣的书约，我向来是不接受的。这绝不是向对方或读者显示我有什么资本或那样一种“脾气”，说实在话，这样做，是由于我繁重的编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压力和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做那些在我看来“划不来”的事。这一课题，自2005年8月签约至今年10月交稿，整整在我脑子里缠绕了两年多，我常常在思考它。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怨，就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它反映的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恩怨，更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中日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战争或沟通的历史；就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怨，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代表了中日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两个政府之间的恩怨。这些恩怨是怎样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这些恩怨产生的双方内部因素和国际因素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这些恩怨是怎样解决的？更好的解决途径是什么？这些历史问题，显然仍然困扰着今天的中日两国的国民。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今天地处东亚的中日两个世界性大国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昨天的历史，影响着今天的行为；今天的行为，影响着明天的发展。人类需要和平，世界的发展需要和平，但世界并不太平。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在近代的历史上却备遭列强尤其是近邻日本的欺凌。对于中国来说，我感到，应当吸取的教训主要有三点：第一，近代中国国力太弱，因而常受恶邻(近邻或远邻)欺压，要避免受人欺压的历史重演，中国自身就要足够强大。第二，近代中国内争不断，不能一致对敌，自毁长城，导致外敌乘虚而入，大好河山惨遭敌寇践踏，妻子儿女受人凌辱，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创伤；那些分裂祖国、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固然依靠“恶邻”的庇护能威风一时，但他们最终必然落得永遭国人唾弃的下场。而那些在外争中能够坚守民族立场的人，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局限，但往往却能得到国人的谅解。过去在大陆曾被视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对于其一贯坚持的民族立场，现已得到了学界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沉痛的经历告诉我们，争则俱损，只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才是国家强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第三，近代中国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国际关系中的有利空间，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屡屡失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中国在秉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针的基础上，应积极开展灵活、周密的外交战略，建立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关系，这既是保持中国大国地位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这些思考，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

我愿意承担这一课题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或者说是情结吧一一那是我家族中我的一位前辈，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一次进攻时死难，传给我的记忆与思考。他是我曾祖父的堂兄弟，出事前住在邻村的岳父家。当天晚上，听说日本人打来了，他害怕极了，为了安全，他从岳父家潜向本村，但日本军队已经控制了他必经的那条道路，当他过路时，惨死在日军的枪弹下。他是一个和平居民，被侵略中国的日军枪杀。在这一事实上，不用高深的学问和渊博的国际法知识，只要稍有天良和常人的判断力，就可以得出“日军侵略中国惨杀无辜居民”的结论。我的曾祖父的这位堂兄弟没有子嗣，他冤死的事件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给我讲过，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要我记住仇恨，更不包括今天所说的“索赔”，而是要我记住这段真实的历史，任何人都不能篡改的这段历史，因此，这段历史至今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里。

本书的主人公蒋介石个人，与日本也是有血债的，他虽已解除婚约关系但仍为蒋氏家族重要成员的毛福梅女士，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1939年年底，被日军飞机轰炸死难的。当时，蒋介石的亲生独子蒋经国对其母亲的惨死一事，曾手书“以血洗血”以表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愤怒之情和雪耻之志。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伤害之大，是难以估量的；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确是罄竹难书的。按常理而言，中国理应“以血洗血”。但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战败投降时，蒋介石对日本采取的是“以德报怨”态度，并没有像蒋经国所称的那样“以血洗血”。蒋介石这样做，主要的动机之一，也是希望以中国的宽恕之德来感化日本狭隘的心胸，使日本真诚地反思侵略中国的罪行，正视并承认侵略中国的历史，以换取中国人民的谅解，使中日两国重新建立起和平、友好的邻邦关系。现在，日本右翼却极力否认侵略中国的历史，甚至有些对中国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士也不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历史能篡改吗？能否认吗？只有日本国民正视、承认并真正反悔(而不是外交的客套话)侵略中国的这一历史，日本才能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与信任。写作本书的目的，也是期望日本国民能真诚地反思侵略中国的这段历史及其恩怨，从而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

由于本书是集体写作，最终必须形成一个体系，因此，为了便于修改，本书实行主编制，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具体分工是：

主编 翁有为

副主编 赵文远

第一章 翁有为

第二、三、四、八、九章 赵文远

第五、六、七章 杨菁

全书完成后，由我通审后提出修改意见，先由赵文远教授根据意见进行修改，最后由我进一步修改和定稿。我的研究生张学武、余源鑫协助我收集、整理了本书的照片，这些照片选自《旧中国大博览》、《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图集》、《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蒋总统秘录》、《共和国相册》等著述；本书征引注释的核对由张学武、余源鑫、潘丙国、李夫运、陈广华、林志亮、毕红娟、岳洁、张秀民、徐帅等协助完成，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忱。本书完成后，承蒙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80多岁高龄的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宏运教授慨然允诺作序。魏先生提携后学之情，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感激。魏先生为写序不辞辛劳，统审全书，并提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他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关爱后学的大家风范使人们受到了一次感佩铭深的教益。还需说明的是，本书的撰写，尽管我们怀着教畏和勤勉之心，但书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所限，缺点和谬误之处当亦复不少，尚请识者指正，以便再版时进一步修订、改正。

翁有为

2007年12月26日于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