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重点描述和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翻译状况、翻译选择特点等。它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不同特征及其文化、文学原因。在文学翻译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了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翻译文学意义等方面的讨论。

本书对时期文学翻译的特征，分析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对文学翻译选择的影响，总结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得失。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因此，本书在相关的地方；设立专门的章节，介绍翻译家的生平和翻译贡献。

本书重点描述和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翻译状况、翻译选择特点等。它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不同特征及其文化、文学原因。它是翻译文学史撰写的基础，为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提供基本的史料和发展线索，在文学翻译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了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翻译文学意义等方面的讨论。

本书在每个时期文学翻译的“概述”中，一般都描述当时的文化语境，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特征，分析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对文学翻译选择的影响，总结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得失。至于不同时期中国对具体国别文学翻译选择的多寡、喜恶迎拒态度，本书也在相应的部分有一些交代和分析。

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因此，本书在相关的地方；设立专门的章节，介绍翻译家的生平和翻译贡献。

前言

上编 中国近现代外国文学翻译(1898-1949)

第一章 外国文学翻译的发轫期(1898-1916)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诗歌、戏剧翻译

 第四节 早期的翻译机构和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家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开拓者梁启超、严复、林纾

 第二节 早期的文学翻译家

第三章 外国文学翻译的繁荣期(1917-1937)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俄苏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英美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六节 “弱小民族文学”及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七节 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四章 抗战时期及40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1938-1949)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俄苏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英美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德国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六节 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七节 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五章 中国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家

 第一节 外国文学译介的杰出贡献者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郑振铎

 第二节 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

 第三节 中国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家

第六章 文学社团、文学期刊和翻译出版机构的贡献

 第一节 《新青年》与五四文学翻译热潮的兴起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三节 创造社与《创造》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四节 新月社与《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五节 未名社与《莽原》、《未名》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六节 浅草社、沉钟社、语丝社及其创办的刊物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七节 《现代》、《译文》、《世界文库》等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八节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代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翻译贡献

中编 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翻译(一)(1949-1976)

第七章 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概述(1949-1966)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第二节 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况

 第三节 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成就与缺失

第八章 俄苏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俄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苏联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俄苏文学翻译家

第九章 英美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英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英美文学翻译家

第十章 法国和德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法国文学翻译家

 第三节 德国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德语文学翻译家

第十一章 东、南、北欧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东欧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北欧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南欧及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东、南、北欧等国文学翻译家

第十二章 亚非拉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日本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印度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阿拉伯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朝鲜、越南等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六节 拉美文学的翻译

 第七节 非洲文学的翻译

 第八节 亚非拉文学翻译家

第十三章 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1966-1976)

 第一节 文革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政治背景

 第二节 文革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情况

 第三节 特殊年代的文学翻译特征——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化

下编 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翻译(二)(1977-2000)

第十四章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概述(1977-2000)

 第一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

 第二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阶段性特征

 第四节 译介与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主要刊物和出版社

 第五节 八九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五章 俄苏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俄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20世纪苏联(俄语)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八九十年代俄苏文学翻译家

第十六章 英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英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英国文学的翻译

第十七章 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19世纪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美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英美文学翻译家

第十八章 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法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法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法语文学翻译家

第十九章 德国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德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德国和德语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德语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章 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东欧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北欧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南欧及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八九十年代东、北、南欧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一章 加拿大及大洋洲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加拿大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大洋洲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二章 拉美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拉美诸国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拉美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三章 日本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

 第二节 20世纪日本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日本文学翻译家

第二十四章 亚、非洲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印度文学的翻译

 第三节 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四节 西亚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五节 埃及和非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

 第六节 亚、非文学翻译家

结语 翻译的文化操纵与自我书写——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附录一：人名索引

附录二：书名索引

后记

致读者

编辑的话、补记

翻译家是翻译文学的主体，外国文学正是通过他们的选择、翻译，才以中文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中，梁启超、严复和林纾的翻译贡献最为卓著。言其翻译贡献卓著，不是因为他们译作多，而是因为他们作为翻译家而具有的博大文化心胸和世界眼光。他们的译作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们的翻译行为也感染、鼓励了其他译者，开文学翻译之一代风气，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上的开拓者和先驱。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译作署名时曾用“饮冰”、“少年中国之少年”、“曼殊室主人”等笔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启超资质出众，博闻强记，同时又勤奋黾勉，因此，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他不但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同时，也热心了解西方文化。这些使他的文化视野较他的同时代人更为开阔，对西方先进思想也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因认识到翻译对启迪民智的作用和意义，所以梁启超深感翻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系列文章，其中《论译书》一文，更让我们看到梁启超对翻译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列举事实，阐明翻译在西方各国历史上所发挥的富国强民的重大作用：“泰东西诸国，其强盛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其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针对当时一些反对译书的保守人士，他指出：“世之守旧者，徒以读人之书，师人之法为可耻，而宁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读人之书，师人之法而来也。”他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西书为强国第一义。”他在另几篇文章中也说了同样的话：“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话，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广文中，梁启超更是将翻译政治小说的意义推到极致，认为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能够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所谓全国之议论可以为之一变，国家之政界能与之日进。梁启超对翻译的这些评价和推崇，不仅提高了翻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洞时也为文学翻译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在极为阐扬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梁启超身体力行，在其主编的报纸和杂志上推出了许多翻译作品，以实际行动推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报设有“域外报译”或“西文报译”的专栏，不仅翻译有关世界局势的动态报道，还发表外国小说的译作。该报第1册就发表了一部完整的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访喀特医生奇案》，此外，还连载过《华盛顿传》(黎世谦译)等传记作品。由此可见，梁启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译介外国的小说、传记，希望用冒险，自治的精神启导读者，并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又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进一步大力宣传西方新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诸如卢梭、孟德斯鸠、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康德、斯宾塞、福泽谕吉，乃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等，几乎都有译介。对中国翻译文学史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他主编的这两份杂志里，还刊载了相当篇幅的翻译文学作品，如周桂笙翻译的柯南·道尔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佚名的科学小说《窃贼俱乐部》、红叶阁风仙女史翻译的法国朱保高比的小说《美人手》、卢藉东翻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南野浣白子翻译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披发生翻译的侦探小说《离魂病》、周桂笙翻译的法国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奇情小说《神女再世奇缘》、无歆羡斋翻译的法律小说《宜春苑》、方庆周、吴趼人翻译的日本菊池幽芳的《电术奇谈》等等。他本人也翻译发表了《俄皇宫中之人鬼》、《世界末日记》等译作。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撰写了佛经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以及翻译体会方面的文章。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文中，总结了中国翻译史上直译与意译交替出现的规律。他认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在《论译书》一文中则更是具体地提出了翻译应注意的三个主要问题：“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日，定公译之例；三日，养能译之才。”这就抓住了当时中国译界三个最主要的问题：即，一，谨慎选择应该翻译的原著。在梁启超看来，那些“兵学”之类的实用书籍，“虽毋译焉可也，”应该选择那些使西方之所以能富强起来的书籍，也就(P56-59)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刺激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要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因，但外国文学的刺激性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了其发展方向和形态特征。无论是在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思潮的兴起，还是叙事结构、创作手法、技巧等方面，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20世纪的外国文学翻译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营构了一种世界文学语境。在这种世界文学语境中，中国文学得以反观自身与世界文学的差距，由此激发出文学创新的动力。

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不是脱离于中国文学发展轨道之外的文化活动。相反，它的发展路线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呈现一种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状态．文学的发展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而每个时期的文学翻译也与其时的文化语境、社会政治对文学的诉求息息相关。当时代政治对文学有新的诉求，当文学自身有了变革的渴望，而创作文学又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典范文本，这时候，外国文学就成为求助的对象。19世纪末梁启超对外国政治小说的推崇、五四时期的“人”的解放吁求与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翻译，抗战时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剧作的“中国化”改编、外国战争题材的小说翻译的兴盛，五六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推崇，80年代的外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热，等等，都说明，翻译文学很多时候都发挥了创作文学无法满足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功能，成为民族文学、文化直接的文学、文化资源。从整体上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呈现了互动、互文的状态，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共同构建了20世纪的文化空间和文学时空。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辟有专门的章节描述文学翻译概况，揭示翻译文学的意义，表彰翻译家的贡献，陈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1949年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方面原因，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就不再将翻译文学辟为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翻译文学也成了“外国文学”的别称。这样，文学翻译的文化意义和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参照、借鉴和影响作用，就在这种含混的“外国文学”概念下逐渐被模糊和忽视了。这种模糊翻译文学意义的状况近年来有了较大的改观，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将翻译文学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来考察。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论及或提及翻译文学的影响作用(尽管大多还是笼统地称之为“外国文学”的影响)。在近年出版的诸多文学史著作中，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专门辟有“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一章，阐述清末民初小说文体和叙述模式转变的“域外小说的刺激”的背景和意义。这样，将创作文学的发展变化放置在文学的多元系统发展时空中来考察，其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就比较有学术力度和说服力。另外，该论著还分析了清末民初翻译家文学翻译的特点。郭志刚、李岫主编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也专门设立了“三十年代的翻译文学和中外文学交流”一章。而王宏志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更是直接地探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的文学、文化价值意义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要比较完整地分析、探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建构意义，就有必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史作比较细致的梳理，揭示不同时期文学翻译发展的特征。实际上，这种工作从3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学者在做。

除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文学翻译史内容外，还出现了几种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专著。

20世纪中国最早具有文学翻译史性质的著述，是阿英于1938年撰写的《翻译史话》。这部史话套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以幽默轻松的笔触，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翻译的历史。第一回“普希金初临中土高尔基远涉重洋”，第二回“莱芒托夫一显身手托尔斯泰两试新装”，具体描述了中国最早译介这四位俄苏作家的情形；第三回“虚无美人款款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分析了反映俄国民意党活动的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即“史话”所说的“虚无美人”)和契诃夫小说中的文学形象(“史话”以《黑衣教士》为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第四回“吟边燕语奇情传海外蛮陬花劫艳事说冰洲”叙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和哈葛德作品《迦茵小传》两种译本所引起的风波。

阿英的《翻译史话》在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启示意义。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史的描述，把传人中国的外国文学家、外国文学形象和外国文学作品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描述了主要的翻译事件，介绍了翻译文学中的二个主体——外国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莱蒙托夫、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并由此涉及外国文学的输入、接受、传播和变形等问题。二、充分注意到了翻译文学的另一个主体——文学翻译家的作用。《翻译史话》对吴梼、陈冷血、林纾等翻译家的文学贡献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阿英是中国最早关注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关系的学者之一，他撰写的《晚清文学史》辟有“翻译文学”的专章，在其整理的《晚清文学丛钞》中，辑录了大量的晚清时期出版的汉译外国文学书目。文学翻译专史和翻译文学书目的辑录，对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翻译史话》没写完，仅写了开头的四回就辍笔了。但仅这四回，为文学翻译史的撰写提供了一种撰写的思路。

中国第二部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是20年以后的事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编著了《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以下简称“简史”)。这都“翻译文学简史”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只是作为教材在北大便用。

这部“简史”产生于中国当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这本“简史”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在史述思路上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现象，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该书第四编“1937——1949.9的翻译文学”中，还设立专章对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傅东华进行批判，等等。该书特别关注文学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对翻译现象的分析带有浓重的极左政治思潮的观点。

……

本书将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分为六个时期来叙述，就是为了让读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情况——哪些作家作品在该时期受到欢迎，哪些作家作品受到排斥、冷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价值取向，看出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将某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情况加以比照，探讨它们在文学取向上的某种同构性及其互动关系。因此，在叙述某个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情况时，选择哪些作家作品作为叙述重点，本书的标准就是以当时重点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为依据，而不论该作家在本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其作品文学价值的优劣。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试图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文学翻译状况，揭示翻译文学历史进程的真实轨迹。

3．关于本书编写体例上的几点说明

为了比较清晰地描述重点翻译的作家作品，在叙述具体国别文学翻译情况时，将各个时期重点译介的作家(不一定是著名作家)单独列出，以彰显不同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态度和翻译选择特点。为便于研究者使用，第一次介绍某作家译介情况时，附上作家原名和生(卒)年。在叙述某一国别文学翻译情况时，基本上按作家的生年为序，个别的地方，也注意将同一流派的作家归置在一起。有的作家，特别是著名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曾出现过较多不同的中译名，为避免混乱，本书在行文过程中，采用目前通行的译名；其他译名，在第一次重点介绍该作家作品翻译情况时，附在括号内。但引文中的作者译名仍按原文中的译名引录，必要的地方加括号说明。

翻译家的介绍是本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20世纪出现了众多的翻译家，我们以文学翻译贡献和影响力的大小作为选择标准，然后按时期和语种进行介绍。在叙述上，翻译家的归类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有的翻译家翻译选择范围非常广，涉及多种国别文学，很难认定他们是何语种(国别)文学的翻译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根据有关翻译家主要翻译的作品国别或根据其影响较大的译作来作大致的归类。另外一个问题是，有的翻译家从事文学翻译的时间较长，如傅雷、戈宝权、施蛰存、朱雯、张谷若、朱维之、方平、李健吾、冯亦代、傅惟慈等，他们的翻译活动长达几十年，横跨本书划分的几个文学翻译时期，难以明确地将其归属为某个时期的翻译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根据其译作发表较多的年代或根据其影响比较大的译作问世时间来划分。介绍某个时期国别文学的翻译家时，一般也是以翻译家的生年为序。

译作出版的时间、译者和出版社等，是翻译文学研究者需要了解的基本情况。译作出版时间可以帮助考察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化特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译不可能出现在五六十年代，而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越南的《南方来信》以及《伊拉克和平战士诗选》等作品中译，也不会出现在八九十年代。从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译介、出版情况，可以看出特定文化群体的翻译贡献，而译者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翻译选择与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审美倾向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总是力争查明这三项情况。几乎所有译作都注明了初版时间，重要译作的重版、重印情况，也有相应说明，以便读者、研究者参考。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若译名不同，叙述时仍按原译名给出，必要时，在括号内说明目前通行的译名或该书直译的译名。

文学期刊的刊期，有的刊物用“号”，有的用“期”；即使是同一本刊物，有的前后期标注也不同。本书按原刊物标注的“期”、“号”给出，并统一标为“第X期”或“第X号”。

最后，介绍一下本书编写的分工情况：查明建撰写第1、2、5-24章及“结语”，并负责全书定稿；谢天振撰写第3、4章；“前言”为两人合写。

编辑的话

唐瑾

打开中国的翻译史册，仅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过三大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每次的高潮都融合了历代翻译家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进步所作出的重大业绩。而近代以来翻译的实绩以及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则远非前人所能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近年来，出版界出现了名著复译的热点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翻译研究著作的出版似乎一直不太为人所关注、所重视。事实上，翻译作为语言学中的一门独特学科早已分支而立，形成一门具有国际性的独立学科，并在学术界有着一定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对翻译进行多角度的、不懈的研究是促进翻译事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前提，那么，出版翻译研究的有关著作既是促进这门学科日趋规范、日趋成熟的重要条件，也是出版界人士责无旁贷的职责，我们应当让它理所当然地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我们会有愧于为我们开创翻译事业的先祖，有愧于为中国翻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译家学者，使我们遗恨千古。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正是编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所作出的选题设想，并得到我所供职的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列选国家“十五”规划项目和湖北省“九五”、“十五”重点图书规划。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专家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记述中国翻译的渊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影响和贡献，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新发展。我不知道它能否称得上是我国第一套总结、研究我国翻译诸多方面问题的最全面、最完整、最系统的大型学术丛书，即便不如此，我想它至少将为我国及世界各国的翻译工作者、汉学家以及从事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系统地了解中国翻译事业的成就与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我心释然，并期望着它对今后的中国翻译事业带来新的理论观照，对中国的翻译及其研究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最后要说的是，我不是翻译工作者，更不是翻译家，或许我根本不懂得翻译。但我全心地敬佩那些在译海中默默无闻，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译家学者们。为此，我十分乐意为我国的翻译研究与理论建设尽上我的二点绵薄之力，向一代译家学者奉献我的敬爱之心。我希望着我们之间有一个沟通，成为师生，成为没有年龄界限的朋友。

1995.6.20·武汉

补记

当写下上面的话，当“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第一本《翻译新论(1983-1992)》于1994年7月出版，5个年头过去了，丛书中的专著已出版8种。

想当初，我心里确曾忐忑不安，这种不安是一连串的问号：这套丛书能否成功？能否顺利？能否得到翻译界、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现在，令人欣慰。丛书自出版以来反响比原先预计的更为良好，正日益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由于这些鼓励和读书人对丛书的厚爱，使我充满了新的学术底气和编辑信心。

由于操作需要谨慎，丛书策划之初，我只计划出版8种或10种，可步入这块学术领地，发现要做的，需做的或值得一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因这种种原因，促使我对这套丛书的结构和内容做了新的思考和调整，有必要扩大丛书选题，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课题，力求这套丛书的出版更有价值，更有特色，更有突破，日趋完善与合理。在丛书操作过程中，我也愈益认定这套丛书的数量不应受到某个数字的限制，时间上也不要因为它是湖北省“九五”重点图书，仅仅作为一种计划去完成。而应当将它作为一种宏远的选题规划去操作，去实施。凡有新意、有价值、原创性强、填补空白的翻译研究课题都应列入这套丛书。

当然，要做下去，难度比已经做过的更大些。由于这套丛书具有相当的开创性，过去操作上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许多选题富于原创性，属填补空白之举，约稿中常遇挫折与困难。写作者没有三年五载写不出来；有些选题内容非一般人所能涉足，且资料难寻，又无同类书籍可资借鉴，常常是三番五次地找人，换人，才能约请到最佳人选去写作；而有些选题的作者则如同珍品中的“孤本”，再无第二者可寻。这种种原因，使得丛书的出版一直只能是较为缓慢地进行。不过有利的条件也不少，何况，道路已经开通。在这样一种开辟道路的过程中，丛书之五《翻译思考录》的作者、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从翻译学科建设的角度为丛书的组织编写提出了许多高见和建议，并热情推荐合适人选，对丛书的出版和宣传，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丛书之十《从柔巴衣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的作者、黄杲炘译审也为丛书的选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成功，不仅仅是策划人智慧和心力的投入，出版社财力的支持，更凝聚着这些专家学者闪光的学术思想。这是一种共同的事业，在共同的事业中，任何感谢的话将显得苍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年来，在这套丛书的编辑事务中，我常以此自励，在编辑工作中苦苦地“求索”着自己要做或认为值得一做的事情。当然这种编辑“求索”与学者著书立说的“求索”意义不同，或许还谈不上是“求索”。但这种“求索”的精神却使我拥有一种使命感，作为一名英文编辑，无论对翻译研究还是翻译学科的建设，我总有着一份割舍不了的关注和特殊的感情。世纪晨钟的钟摆敲击着心扉，我仿佛已经看到新世纪的芳草地正在延伸，那就是“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作为跨世纪的宏伟文化工程所富有的生命律动。

1999年9月·中秋夜·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