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全译本上下)(精)/名著典藏》编著者雨果。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于1862年所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故事的主线围绕主人公获释罪犯冉·阿让(Jean Valjean)试图赎罪的历程,融进了法国的历史、建筑、政治、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宗教信仰。
雨果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再现了那段从拿破仑战争到法国七月王朝的深重黑暗而又荡气回肠的年代,勾勒出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众生相。
《悲惨世界(全译本上下)(精)/名著典藏》编著者雨果。
《悲惨世界(全译本上下)(精)/名著典藏》内容提要:一个贫苦农民因偷一块面包而被判重刑,十九年后出狱时,他心中充满了对这不公平社会的仇恨和强烈的报复心理。但一位善良的主教用爱心感化了他,从此他立志做好人行善事,活得有尊严有价值,并同样用爱心去感化他人。仁爱至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正义者
一米里哀先生1815年,迪涅的主教还是查理-弗朗索瓦-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年事已高,七十五岁左右,从1806年起,就到迪涅城担任了这一职务。
这个细节虽然同本书的正题毫无关系,不过,事事务求准确,在此提一提他到这个教区就任之初,关于他有些什么风言风语,也许不是白费笔墨的。一个人的传闻无论真假,在他的生活中,尤其在他的命运中,往往和他的所作所为居同等地位。米里哀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城法院的推事,即法袍贵族。据说父亲打算让他继承职位,在十八九岁,不满二十岁就早早为他完婚,这也是法袍贵族家庭相当普遍的习俗。查理·米里哀虽已完婚,据说仍引起不少物议。他身材虽然不高,但是生得相貌出众,风度翩翩,谈吐俊雅风趣;他的整个青春,就在交际场和情场中消磨了。后来爆发革命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事态急遽变化,法袍贵族家庭遭到摧残、驱逐和追捕,都四处逃散了。革命刚一爆发,查理·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妻子长期患肺病,死在异国他乡,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此后,米里哀先生命运又如何呢?法国旧社会崩溃了,他的家庭也破败了,93年1793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发生一系列的悲惨事件,在远方的流亡者看来,也许倍加恐怖和可怕,凡此种种,是否使他万念俱灰,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呢?一个人在天下动乱中,身历其难,家道衰败,还可能处变不惊,然而在无忧无虑的温馨生活中,突然遭到神秘而可怕的打击,往往就会心死而一蹶不振吧?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从意大利回国,就已经当上了教士。
1804年,米里哀先生当上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父。人已老迈,终日深居简出。
在皇帝即将登基加冕拿破仑1804年12月2日称帝加冕,1805年称拿破仑一世。的时候,也不知道为本堂的一件什么小事,他到了巴黎,为他的教徒陈情,见到一些显要人物,其中就有斐茨红衣主教。有一天,皇帝来看他舅父,正巧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父在前厅候见,二人不期而遇。拿破仑发觉这个老者颇为好奇地看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这老者是谁,这么瞧我?”
“陛下,”米里哀先生答道,“您瞧一个老者,而我却瞧一位伟人。我们彼此都能开眼。”
当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问了这个本堂神父的姓名。事过不久,米里哀先生便得知委任他当迪涅主教,不免深感意外。
此外,关于米里哀先生早年生活的传闻,有哪些是属实的呢?谁也不知道。革命之前,很少人家认识米里哀这家人。
小城市里嘴杂的人多,动脑筋的人少,初来乍到的人就得容忍,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他虽然贵为主教,也正因为是主教,就得忍而再忍。其实,把他名字扯进去的那些议论,也许仅仅是议论而已,无非是谣传、流言、闲话,甚至连闲话都算不上,按照南方人生动的说法,就是“胡诌八扯”。
不管怎样,他到迪涅担任教职并居住九年之后,当初小城和小百姓议论的话题,所有那些闲言碎语,全被深深地遗忘了。谁也不敢再提起,甚至都不敢回忆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带了一个老姑娘,名叫巴蒂丝汀,那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妹。
他们只有一个佣人,称为马格洛太太,与巴蒂丝汀小姐同龄;她先是“本堂神父先生的女佣”,现在则有两个头衔:小姐的贴身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蒂丝汀小姐身材又高又瘦,肌肤苍白,性情温和,整个人儿理想地体现了“可敬”一词的含义,因为照世俗之见,一个女人必须做了母亲才能受人尊敬。她天生就不貌美,一生尽做善事,临老整个躯体呈现出一种洁白和清亮,年龄越大越具有我们所说的慈善之美。年轻时瘦溜的身躯,到了中老年就变得透明:这种通透空灵,令人想到天使。与其说这是位贞女,不如说这是颗灵魂。她这个人似乎是由影子构成的,仅仅略有一点儿肉体来显示性别,略有一点儿物质来容含光亮;大眼睛始终低垂,这便是一颗灵魂留在人间的缘故。
马格洛太太是个矮矮的老太婆,又白又胖,身体臃肿,整天忙忙碌碌,总是气喘吁吁,首先是由于操劳,其次是由于患了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时,安排住进主教府,并按帝国法令的规定,接待他的规格仅次于驻军司令。市长和议长先来拜贺,他也去拜见了将军和省长。
主教安顿下来之后,全城就等他布道了。
二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主教府同医院毗邻。
主教府大厦非常气派,是上世纪初用石料建成的;兴建者亨利·彼惹大人是巴黎神学院博士,曾任西摩尔修道院院长,1712年当了迪涅主教。这是一座贵族气象十足的府邸,处处都显得华贵:主教寝宫、大小客厅、正室偏房,样样齐备;正院非常宽敞,有圆拱回廊,是古典的佛罗伦萨风格,庭园则有参天大树。楼下朝庭园一侧有一条长廊,装饰得富丽堂皇,亨利·彼惹主教大人于1714年7月29日,曾在这条长廊宴请过下列几位大人:
安白朗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格拉斯主教——嘉布遣会修士安东尼·德·梅格里尼,
法兰西圣约翰会骑士——勒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旺斯主教——弗朗索瓦·德·贝尔东·德·格里翁男爵, 格朗代夫主教——恺撒·德·萨勃朗·德·福卡吉埃大人,
斯奈主教——奥拉托利会修士,御前普通讲道师,约翰·索阿南大人。
这七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挂在这条长廊大厅里,而“1714年7月29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内一张白色大理石案上。
医院只有一层楼,既狭窄又低矮,庭园也小得可怜。
主教到任三天之后,便去观察医院。事后,他派人去请医院院长赏光到主教府来。
“院长先生,”主教问他,“现在您有多少住院病人?”
“二十六个,主教大人。”
“这正和我数的一样。”主教说道。
“那些病床,”院长接着说,“一张挨一张,太拥挤了。”
“这正是我注意到的。”
“病房都是小间,空气不易流通。”
“这正是我的感觉。”
“还有,即使出一点太阳,庭园也太小,装不下要康复的病人。”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
“还会有传染病,今年就流行过伤寒,两年前流行过粟粒热,有时患者数以百计,我们简直没办法。”
“这正是我考虑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主教大人。”院长说道,“只能这么将就。”
这场谈话,就是在楼下长廊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吟片刻,突然转身,对院长说:
“先生,只拿这个厅来说,您看能放多少床位呢?”
“主教大人的餐厅!”院长不禁愕然,高声说道。
主教环视大厅,仿佛在目测计算。
“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仿佛自言自语,接着提高声音说道:“喏,院长先生,我要告诉您。显然出了差错。你们二十六个人,只有五六间小屋;而我们这里三个人,却占了六十个人的地方。肯定出了差错。您住了我的房子,而我占了您的。把我的房子还给我吧,这里才是您的住所。”
次日,那二十六名可怜的患者都被接到了主教府,主教则搬进医院去住了。
米里哀先生没有一点财产,他的家庭早已在革命中破产了。他妹妹领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住在主教府里,也刚够她本人的用度。P3-P8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唯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
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旋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