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波因顿·普里斯特利(1894—1984)，19世纪英国散文的当代传人，其作品具有英国散文所特有的风格：典雅，幽默，于温和的笔调中，含犀利、睿智的嘲讽意味。本书为普里斯特利散文的第一部中文译本，原作分别选自《呐喊与旁白》、《英国纪行》、《趣事》、《文学和西方人》等作者的几部代表作。全书题材广阔，文笔隽永，渗透着高层次的文化意识和艺术情趣。

作为19世纪英国散文的当代传人，普里斯特利的作品具有英国散文所特有的风格：典雅，幽默，于温和的笔调中，含犀利、睿智的嘲讽意味。

本书为普里斯特利散文的第一部中文译本，原作分别选自《呐喊与旁白》、《英国纪行》、《趣事》、《文学和西方人》等作者的几部代表作。全书题材广阔，文笔隽永，渗透着高层次的文化意识和艺术情趣。

乡间

一条独自享用的路

论无所事事

刚过完圣诞节

已成陈迹的宿舍

海行归来

交际性聚会

六钓徒旅舍

卖掉钢琴以后

衬裙巷

大众化价格

人满为患

住房问题

花展

在荒原上

这么多的小说

为蹩脚的弹钢琴者一辩

波兰插曲

公宴

在裁缝店里

为乏味的客人辩护

雨中的丁香

女人不治理美国

乐趣

 小专家

 十九世纪最好

 时髦

 没有英雄崇拜

 幽默

 女人

 跟妻子商量

 劳埃德·奥斯本

 早恋

 年龄

 女人与批评

一个爱发牢骚的人的辩白

呐喊与旁白

 三

 七

 九

 十九

 二十

 六十三

 一一二

英国纪行

 考茨沃尔德

 博恩维尔

 诺丁罕的鹅市

 陶城

 赫尔

 从林肯到博斯顿

A·E·霍斯曼君的诗

论马基雅维里

论莫泊桑

论罗曼·罗兰

译后记

事实上，这篇东西根本不是约·波·普里斯特利写的，而是我，威廉·普里斯特利所作。那是我的名字，只要你看看我的颈圈，一条非常漂亮的颈圈，上面还有作装饰用的铜钉，你就明白了。由我而不是他来写这篇东西，原因是这星期他根本就不想动笔，这是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呵欠时告诉我的，所以我说我愿意代替他(应该由他写，不是吗？我的语法非常糟糕)，他说只要他不动手谁干他都不管，如果我想好了题目我可以进行，根本不用谢一就这么说的。

这是一只狗不得不容忍的那类事情，即使像我一样一只贵族血统的西利汉。我不要虚荣势利——也没人说我是个势利之徒；事实上，我总是在外溜达的时候遇到麻烦，因为不管一只任何阶级的狗我都能跟他在一起相处得来——可是这儿像我一样能拿这样的出身露一手的人却没有，父母双方的家族都得过一次又一次奖。假定说有什么人类而不是狗的展览，我的主人和女主人，他们的姑姨叔伯，祖祖宗宗能得多少奖呢？不会那么多吧。多半一个也得不到。不管怎么，谢还是不谢，我答应为他代作，我喜欢遵守诺言。我告诉他我有个题目，但这并不完全真实。我没有什么特定的题目，不过我想这既然是我初登文坛(也可能是绝笔之作)，如果我对事情一般地叫吠一通，大概谁也不致于有意见。

我绝对不打算经常干这类事情。间隔长时间来一次我觉得足够了。我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狗，我完全跟别的狗一样喜欢出风头和别人对我鼓掌，不过在当作家的问题上得画一条界线。不时露一手，让人拍一两下固然很好，可是整天来这个而所得不过如此，——不，我可不干。不得不装腔作势(那行吗？看起来不正常)你不在乎？！我清楚。有人到我们家来——作家们——跟主人坐在楼上他的书房里跟他说话，如果有时我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往室内瞧瞧，听他们谈。你从没听说过这类玩意儿。“对啦，老头，”他们有人说，“我压根儿不在乎评论家怎么说，我从不看评论。”接着：“我不管书卖不卖得出去。从来不认为那会没人买。可是我一定要说，当我看见某某最近写的那些废话，那使我——！”还有他们爱说的另一盘经——我准听过几十次了。“老头，事实是我准备换换我的出版商。那确实是个麻烦。A某不愿做广告。你不愿做广告，那又怎么能想要别人买你的书呢？我十分有意去找B某。他那家倒确实知道如何推销。看看他们销售C某那本书的办法就得了。”每回都是老一套。全是装模作样。我的主人跟别人一样糟，半斤八两，这些作家们。你可别指望我成他们那样。

可是，这些日子来一大批狗正从事写作。有的还搞出了一点名堂。有人告诉我前些日子写了《在梅斐尔从我的篮子里往外看》的小叭儿，每篇文章得到的报酬是三块炸肉排和三罐奶油。我知道的另一条确实的消息是写《一个伦敦人的狗》的爱尔兰塞特，所得报酬是千字十根骨头。当然这些是报刊的记者。写书的狗们大多得不到那么高的稿酬。不过他们看来都干得不错。在这条马路上有一只老狮子狗，她总是写回忆，《跟随一位富孀十年》，《我所认识的主教和男管家》，诸如此类，我认为她从卖文中得到相当可观的骨头。这自然是住得十分贴近的文学同行。我在散步时很少不遇到几只带有作家气味的狗。住在邻街的一只猎狐硬从事侦探小说的写作——《火腿骨头之谜》，《大狗的最后案件》，那是他写的——别人告诉我因为他收入源源不断，他现在正尽可能快地把骨头埋藏起来。五十三号的乔是一位诗人，或不管怎么样也算个诗人，我必须说我对他搞的现代自由诗那玩意儿可不大感兴趣。前些日子他曾给我看过他写的一首，下面就是：

饼干斜穿过来

而信任并不永久

平衡。

空的发动机  一动也不动。

付过钱。

过来女士，它困难重重地掉下，

所以让我们

设宴款待，款待，款待埃及人。他告诉我写这首诗花了他六星期，我回答那使它更糟。确实如此，难道你不这么看吗？她在五十三号的女主人是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我认为那说明好多问题。

可是我不觉得我已经把我为什么终于搞起写作来的原因严格地说清楚了。事实是，我的主人，如同这房子里除我之外所有的人，这星期吃得太多。狗据认为十分馋，我承认饱餐一顿美味佳肴那是享受，但是实际上简直没有一只我认识的狗不对人吃饭的方式作呕。我一天吃一顿正餐，这就够了。有时在早晨我不反对来一点小吃，一片饼干什么的，不过我不要再多的东西了。可是这里的人——大人小孩全一样——简直不停地吃。这个星期叫人害怕，那完全是不正常的一周。小家伙一直到处跳个不停，比平常嬉闹得更厉害——我并不在乎；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玩耍，只要不拽尾巴或耍别的流氓行为——整个房子满是人，以及棕色的纸和带子，有刺的绿东西。人人都说点有关“快乐的圣诞节”的话。形形色色的陌生人都来到大门前道一声“圣诞快乐”或不管什么话，我对他们直吠，要把他们轰走，直喊得嗓子疼。不过真正使我腻味的是吃。我做好准备像别的狗一样对人们尽可能宽容，但那有个限度。假如那只是小孩，我可以理解，但在最恶劣的大人当中我的主人要算一个。似乎他最喜爱某样东西——你绝对闻不到别的东西有比它更叫人想吐的气味了——它叫做布丁，还有另一样东西叫什么“碎肉果馅饼”，他狼吞虎咽，吃得这么多，结果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只好坐在椅子上打哈欠，打了又打，样子真不顺眼。他身体变得相当胖，但他说无所谓，虽然我认为他是有所谓的。

他把他写的所有文稿都放在一只红色的有点像箱子的玩意儿里，前些日子它们都摊在地板上，我匆匆看了一眼。我可以告诉你我吃了一惊。内容有那么多装腔作势的东西。对了，我并不以为我是个作家，或记者，或一个这类的文人什么的，要是我动笔，我写出来的是十分粗糙凑合着用的东西，这我知道，但它们是出自内心的。我并不装做是另外一个人，我就是我，汉姆斯台德威尔道二十七号的威廉·普里斯特利，一只西利汉种狗。我写——也就是吠——同时还套着颈圈。但我的主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首先我注意到他装得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安静、和气、明智的人，到处溜达，观察一切而沉默寡言。如果我不认识他而只读过他写的东西，至少我会以为他是如此。实际上，他一点也不像。他年纪不十分大，倘若他少吃喝些而多锻炼，照我对他建议的那么去做，他的外表会看来还相当年轻。他既不安静也不明智，可是嗓门儿倒相当大，有点咄咄逼人，他可以像这儿的孩子们那样傻得近乎天真，甚至比任何一个更傻。遇到他哪儿也不去的时候，他就万事不管，我听到我的女主人不止一次说过这种情况。他整天待在家里，坐在书房里不断地抽烟，抽得厉害极了。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毫无根据，除非，当然他现在是我的主人，住在汉姆斯台德的人，每天回家时有一只第一流的西利汉狗向他们摇着尾巴表示欢迎，那可是不多——更不提为他们写随笔了。

他这会儿说：“向他们说新年快乐吧，威廉，然后乖乖地到一边去。”完啦。再见——汪，汪！P18-23

约翰·波因顿·普里斯特利(1894—1984)对中国的某些读者可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在现代英国文学的许多选本中他们常发现少不了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散文，都有他的代表作入选，这说明他名气很大，多才而且多产，作品也受到读者欢迎。尽管如此，他究竟算不算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一流人物，这还有争论。普里斯特利具有多方面的文才，这是不容置疑的，我倾向于支持精神产品多与精是矛盾的这一看法，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待时间去决定。

熟知英国散文发展史的读者知道英国散文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大师辈出，以兰姆为代表的随笔小品，和以罗斯金为代表的艺术评论与社会批评杂文都自成一家，前者的风格细腻幽默，后者则恣肆雄浑，普里斯特利的笔锋似乎想把这两家融合起来，不过兰姆的色彩更浓厚一些。

普里斯特利对社会问题一直是关心的，这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社会批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自称从来就是一个牢骚派：“因为我每每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只要正当利用自己的特权，就应该为那些不能轻易为自己说话的人说话。”他的杂文有时单刀直入，开始就进入正题，如《女人不治理美国》，是有关女权主义的；有时则从身边琐事开始，写着写着就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冷嘲热讽，如《人满为患》，《住房问题》，涉及的是人口与住房问题，《大众化价格》，谈名不副实的餐饮业的质量。他的《英国游记》不重在自然景色的描写，而重在城市的风土民情与社会调查，也是这种倾向的流露。

普里斯特利纯粹谈风花雪月、鸟兽虫鱼的小品是很少的，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多半是衣食住行之类的生活俗务。这些事情上的一些道理往往容易为人忽略，经他一拈出来，读者就觉得确是如此。这类随笔不一定要谈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但必须给读者一种回味，给他们一点人生的启示，或一种生活情趣，缺乏这点就索然寡味，而普里斯特利的随笔和杂文的可读性就在于此。

他达到这个目的常用手段是幽默或调侃。幽默是英国散文一贯的特色和优势，普里斯特利充分掌握了这个手段，有些文章的题目本身就透露出此中消息，如《为乏味的客人辩护》、《为蹩脚的弹钢琴者一辩》。普里斯特利即使在批评现实的消极面时也很少剑拔弩张，他每每以妙趣横生的奇谈怪论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例如在《论无所事事》一文中，他为“无所事事”辩护，指出大国的政治家少疲于奔命一些，优游自在，世界和平就更有保障，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在《乡间》一文中他认为人要想不害思想病，最好往乡间一待，那里没有人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因为都去户外享受新鲜空气去了，所以牛津剑桥这类学府绝不能建在风景优美的地区。这看起来都是荒唐的逻辑，但其深层的嘲讽是意味深长的。产生这种幽默或调侃的方法就是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在《刚过完圣诞节》一文中作者甚至把视角移到了一只狗身上，他在这里从狗眼中把一些无聊文人淋漓尽致地奚落了一番。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他中年以后写的《趣事》(1949)和晚年写的《呐喊与旁白》(1972)中。这两个集子包括的都是短小的杂感，语言比早期的文字更为精练简洁，表现作者经历了人生半个世纪的旅程后的睿智的思考，灵光一闪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光痕。

就我个人感觉，普里斯特利杂文的另一个特色是渗透在这些文章中的高层次文化意识，他就是从这个高度来观察人世百态的，因而也就能以犀利的·眼光看出使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下面被掩盖的庸俗，虚伪，势利和空虚。这一点也表现在题材与情趣上，我指的是除了日常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外，作者的兴趣也包括许多艺术的领域，这些都是只有一个内行才能涉笔的，谈小说，谈音乐，谈戏剧，这只有本人是小说家，音乐家，戏剧家才能有这样的体验，感触。弹钢琴的乐趣当然只有会弹琴的人才能体会，写小说的甘苦也只有小说家知道得最深，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写的。这里以《雨中的丁香》这篇游记为例，他在游历海德堡时，着笔不在这个古城有山有水的自然风景，也不在这里的名胜古迹，以至历史悠久的海德堡大学本身，而是整个城市的优美高雅的文化气氛，脱尽了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俗气，一个与作者有同感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轻描淡写的气氛点染所陶醉而为之神往。

就普里斯特利整个创作的散文部分而言，他的题材宽广，文笔幽默隽永，富有个性，但就思想深度看，若和十九世纪的散文大师如卡莱尔、罗斯金、阿诺德比较，他又缺乏系统的哲学修养，不能达到他们的那种博大精深，还称不上是一个思想家，他的多产也使他写得匆忙，有的篇章难免草率粗糙，他堪称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但还达不到大师的地位。

文论在英国传统上是属于散文创作范畴的，在普里斯特利的作品中，文论占有一定的分量。不像他的随笔，普里斯特利的文论写得不够精练，但我们仍然应该知道一点他作为文评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我选择了论霍斯曼的一篇，不仅因为它在普里斯特利的文论中具有代表性，也因为作为英国现代有影响的诗人，霍斯曼的诗歌在我国早已有译本，但却没有有分量的研究论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也反映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种毛病，都去搞时髦的东西，挖了一些黄铜反而丢掉了真正的金子，所以这篇文章尽管我译得吃力还是译了出来。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作者不同意给霍斯曼诗作的复杂内涵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说它们包含有一种什么系统的哲学观，他认为只存在一种一贯的情绪，一种对人生的悲观看法，其原因是觉得人生苦短，而对待它应该有一种早期罗马人的坚忍精神。作者把霍斯曼的风格归纳为民谣、戏剧化和警句体的糅合，这是非常精辟的。

另外有几篇较短的则选自《文学和西方人》，这是一部论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专著，包含作者许多独到的见解，反映他的渊博的学识。

这里，对不太熟悉普里斯特利的读者还需要把他的生平做一个简略的介绍。约·波·普里斯特利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勃雷福特，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在二十年代初登上文坛，开始写散文，随后以小说《好伙伴》(1929)一举成名，接着问世的几部小说都不及《好伙伴>畅销。三十年代初他转向戏剧，他的剧作中以《菩提树>(1947)最受称誉。他涉猎除诗以外的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达七十部之多，由于他的多产，作品的水平颇不平衡，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也不一致，然而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他还是占有一席地位，这说明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当然不同，如果以音乐来比拟，创作是作曲家演奏自己的作品，翻译则是音乐家演奏本人以外的大师们的作品，要能再现原作的音色、意境、美感等等。翻译既是表现与阐释，也是再创作，因为在再现原作时不可能是照本宣科，必然渗透译者的理解与个性，如果作者与译者的气质相近，原作的风格、倾向又与译者的爱好、兴趣吻合，(加上学力)那么译文就比较得心应手。普里斯特利的作品以娴熟地运用地道的惯用语著称，英国人听来亲切好懂，并且韵味无穷，但对中国读者，尤其是译者来说未免大伤脑筋，绝不能说我已把他的神韵充分再现出来，做到了几分，只有由读者做出评价了。

译者

1993年9月

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