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为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爱”“智慧”。他们的共同爱好，就是就人生优选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他们的共同精神就是不向世俗低头，坚持独立思考。《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文集)(精)》一书中，？波顿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的哲学之旅，典雅漂亮，帮助我们走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在他们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慰藉。

哲学不只是慰藉（推荐序）
译序
第一章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
第二章 对缺少钱财的慰藉
第三章 对受挫折的慰藉
第四章 对缺陷的慰藉
第五章 对伤心的慰藉
第六章 困难中的慰藉

    聪明人应有怎样的神情和外表
     通常我们读书读不懂时就以为那本书有高超的智慧。深奥的思想当然不能用儿童的语言来表达。但是――这样说也许不太厚道――把艰涩与深刻联系起来是感情生活中常见的悖谬在文人圈中的反映，神秘莫测的人能够在简单的头脑中引起崇敬，却不能打动坚实可靠、清晰的头脑。
     蒙田心安理得地坦率承认他不喜欢那些神秘的书。他写道：“这些书我读不了多长时间，我只爱读好看、易懂、引起我兴趣的书。”
     我不想为任何事情伤脑筋，即使为做学问也不，不论这多么宝贵。……我所求于书的就是以一种高尚的消遣办法自娱……我在阅读中遇到难懂的段落时，决不为此咬断指甲，作了一两次努力之后就让它过去了……一本书看腻了，就换一本。
     一个家藏千卷书，博学如希腊、拉丁哲学的百科全书的人说这种话只能当作胡言乱语或是开个玩笑。如果蒙田以一位喜作严肃的哲学讲话的枯燥无味的绅士面貌出现，那是装腔作势。他一再强调自己懒散是一种策略，用以打破那种对聪明和好文章的陈腐观念。
     蒙田要表明的意思是，关于人文的书没有理由要写得艰涩而枯燥；表达智慧并不需要特殊的语汇和句型，读者也不会从厌倦中得到好处。如果运用得当，乏味感可以作为判断一本书的价值的一种指标。但是这永远不会成为充足的判断指标(低级的乏味感也可以下滑为有意的漠视和不耐烦)，某种适当的乏味感可以抵消我们对浅薄的废话的容忍度。那些在读书过程中不注意自己已经感到乏味的人，就像不关心自己的疼痛感一样，很可能不必要地加剧自己的苦恼。有时觉得所读之书索然无味可能是错的，但不论犯这种错误的危险有多大，从来不让自己对所读之书不耐烦可能陷阱更多。
     每当我们遇到一本难懂的书时，我们都可以选择：是认为作者无能，表达不清楚；还是我们自己愚钝，抓不住它的意思。蒙田鼓励我们去责怪作者。一种难懂的文风多半是出于懒惰而不是聪明；晓畅的文章很少这样写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文章掩盖了内容的空虚；让人看不懂是对空洞无物再好不过的掩护。
     艰涩难懂好比是一枚钱币，学者祭起它来当法宝以掩盖学问的空虚；而蠢人则在付款时急于接受它。
     哲学家没有理由非要用与市井语言格格不入的词语。
     正如以奇装异服来吸引人注意是小家子气一样，言词也是一样；寻求新奇的说法或生僻的字眼是出于幼稚的小学教员式的虚荣心。但愿我的写作能做到只限于巴黎中央菜市场的词汇。
     但是朴素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些顽固地认定读不下去的文章是智力的标志的人很可能会不屑一顾，认为它是头脑简单的产物。这种偏见极为顽强，蒙田甚至怀疑，大多数大学里那些自称最崇拜苏格拉底的学者，如果在自己家乡见到这位哲学家，脱掉柏拉图的《对话》中的俨然形象，披着脏兮兮的斗篷走过来用简单的话同他们对话时，他们是否还会欣赏他。
     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传下来的关于他的对话的图像使我们肃然起敬，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普遍的赞扬镇住了。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了解；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行事处世。如果今天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很少人会高评他。不经过人工重彩浓墨予以突出和夸大的优雅，我们已经不会欣赏了。我们的眼光已经如此粗糙，那种朴素天真、自然流露的优雅根本引不起我们的注意……对我们说来，天真不就是属于头脑简单之流，是该否定的特质吗？苏格拉底让他的灵魂随普通百姓而动：某农民如是说；某妇人如是说……他的推理和类比都是从最普通的、尽人皆知的人类活动中来；任何人都能理解他的话。在这样一种平常的形式下，我们今天绝对不会看出他惊人的理念之崇高和辉煌；我们把任何没有以博学的形式吹大的事物都视为卑下和平庸；除了大肆炫耀的浮华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的财富。
     这是一种呼吁，要我们对那些明白晓畅并不唬人的书也要认真去读，引申下去，我们如果因为财力或教育中有缺陷而穿着朴素的外衣，说话的词汇超不过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摊贩，也不必认为自己是傻瓜。
     聪明人须知
     他们应该知道事实，假如他们不知道，而且还傻到从书本中获得了错误的事实，那么他们就不要怪学者对他们不留情，把他们一巴掌打倒，傲慢而彬彬有礼地指出，有个年代错了，引文有误，一段话断章取义，或是重要的资料来源遗漏了。
     但是蒙田设计的聪明的要素是：一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生活有用和适宜；准确地复述柏拉图或伊壁鸠鲁，的话不如判断他们所说是否有兴味，并能早日帮我们克服焦虑和寂寞来得有价值。人文领域的作者的责任不是表现出“类科学”的准确性，而是带来幸福和健康。蒙田对那些拒绝这一观点的人发牢骚：
     那些专注于评判书本的学者除学问外不承认其他价值，除了钻研学问使自己知识渊博外不承认其他智力活动。把这西庇阿错当成那西庇阿，那你就再没有值得说的了，难道还有吗！在他们看来，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就没法了解你自己。
     《随笔集》本身就经常出现引语错误，出处不对，论据不合逻辑以及用词缺乏定义。作者丝毫不以为意：
     我是在乡间家里写作，无人可求助或为我纠错，我通常来往的人也没有会拉丁文祷词的，更不用说正确的法文了。
     当然书里有错误(“我书里充满错误”，他夸口说)，但是这不会使《随笔集》一败涂地，正如准确无误不见得保证其价值。写一些无益于智慧的书，比混淆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前185一前129)与西庇阿？阿非里加努斯(前236一前183)罪过更大。
     聪明人的思想从何处来
     从比他们更聪明的人那里来。他们应该花时间在引用和评论那些占据知识之树的高枝的权威的作品上。他们应该就柏拉图的道德观或是西塞罗的伦理学撰写论文。
     蒙田颇得力于这一想法。《随笔集》中经常出现评论的段落，还有数百处引语，因为蒙田觉得这些作者一语中的，能比他自己更优雅而精辟地表达出来。他引了柏拉图128次，卢克莱修149次，塞内加130次。
     当别的作者以我们达不到的明晰和心理准确性表达了先得我心的思想时，我自然会情不自禁地直接引用他们。他们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我们尚欲言又止，说不清楚的想法，他们已说得那么清晰，遣辞那么优美。我们在他们写的书上划的铅笔道和作的眉批，以及借用的话，都标明我们是在何处找到了一小块自己，或是找到用自己思想的原料构成的句子――如果这些话写于穿托加袍、用动物作牺牲的古代，竟然与今天的我们不谋而合，那就更加了不起。我们把这些话引进自己的著作，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也提醒自己有自知之明。
     P17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