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为数不多的真挚，激烈，为正义而苦痛着的作家。他的《家》《春》《秋》三部曲是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名著。巴金不掩藏自己的欢乐，也不掩饰自己的痛苦，他的文字作为面向旧世界的一声声呐喊，绝望而热烈。本书收录了巴金的三部小说：《春天里的秋天》《狗》《鬼》，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本书为德汉双语版。

《春天里的秋天》是巴金基于当时泉州社会现实创作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姓林的中学教师在泉州和他的女学生郑佩容相爱着，但遭到女方父亲的强烈反对，他俩逃到厦门鼓浪屿。但是他们的爱情终难为封建礼教所容，在短暂的幸福时光过后，郑佩容在母亲的电促下返回泉州，从此音信杳渺，最终在父母所包办的婚姻中郁郁而终。

Ba Jins Weg durch ein Jahrhundrt

巴金走过百年

Herbst in Fruhling

Der Hund

Geister

春天里的秋天

狗

鬼

Nachwort

跋

又一天。在安静里过一天就像过一年似的。

“满子君的消息来了，她在逗子的医院里养病，”堀口君忽然对我这样说，那时是傍晚，他带了孩子同我在海滨散步。

“她自己寄了信来吗?”我问道，我也很想知道满子姑娘的事情。

“不，我是从家里的来信里辗转知道的，所以只知道这么一点。我怕她的病加重了，”他说着，脸上现出无可如何的愁苦的神情。

这回答使我感到失望。但我知道他的痛苦却比失望更大。似乎他至今还保持着从前对满子姑娘的爱情，依旧是那么深，没有减少一点。不过他把它埋在心的深处，只偶尔无意地在人前流露一下罢了。他这种人永远把痛苦咽在心里，对于一切的横逆，都只是默默地顺受，甚至把这当作当然的道理，或者命运。但是在心里他却伤痛地哀哭着他的损失。我的这种看法不会错。好像故意给它一个证明似地，他又接着说：“不知道怎么样，我总担心着她的病。恐怕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他皱着眉毛，一层黑云堆在他的额上。

“她的灵魂不是告诉过你，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吗?不是说还有幸福的日子在等待你吗？”我安慰他道。我的口才很拙，仓卒间说出了这样的话，倒像是在故意讥笑他。

“是呀，我本来是这样想的呢!但得到她在逗子患病的消息以后，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倒把我的话认真地听了，用很软弱的声音辩解似地说，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海天交接处的绚烂的云彩。孩子在旁边拉着他的手絮絮地向他问话，他也仿佛听不见了。

“何必这样担心呢？反正她现在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你平日连信也不曾写一封。”这是我劝他的话。自己也知道这种话没有力量，但也找不出更适当的话来了。不懂文学的人似乎连应对之才也缺乏，无怪乎要为绅士们所不容。但是堀口君却又把这当作诚恳的劝告听了，而且更真挚地回答道：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更不能不关心她。这一切似乎都由一个命运来支配，自己只感到无可如何的心’隋。仔细想起来，人生实在是无聊啊!”

说这些话时他依旧望着天边。但云彩已经变换了。先前是淡红色的晚霞，现在成了山峰一般的黑云。夜幕像渔网一样撒在海面上，海依旧是睡眠似的恬静。潮慢慢地涨起来。小孩因为父亲不理他，早已跑开，在海滩上跑着拾贝壳去了。

过了二十几年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以后，他终于吐出了绝望的呼吁。在这一刹那间所谓万能的宗教也失掉了它的力量。便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人，倘使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心的深处的伤痕，也会对那所谓万世不移的天经地义起了疑惑罢。至少这时的堀口君是对那存在的一切怀着不满足之感了。

P335-336

巴金走过百年

李辉

2004年11月25日，巴金将迎来百岁华诞。此时，由年轻的德国汉学家大春(Alexander Seachtig)翻译的巴金小说选(包括《春天里的秋天》、《狗》、《鬼》)即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这实在是送给巴金老人的最好祝贺。

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一百年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百岁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巴金热情而真诚。热情是心中永远燃烧的火，热情是他作品的力量。他热爱读者，他说要把心交给读者，他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一代代读者，影响一代代读者。

无情解剖自己，把说真话作为晚年反省的核心。人们说：他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坚韧而执着。一个瘦小的身躯，却充溢着巨大的生命力。生活坎坷也好，疾病折磨也好，从不会让他在命运前屈服。他的生命与思想同在，与文学同在。只要有可能，他一刻也不愿意停止思考和写作。他相信，作家的生命靠作品的力量来体现，而不是任何外在形式的打扮和炫耀。这是真正有价值的生命。

他敏感而忧郁。生活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矛盾，感受痛苦。然而，痛苦是他的动力。没有痛苦，他就不会走上文学之路。忧郁，痛苦，把心中的激情烧得更旺，也是他的小说的感人之处。

巴金的文字很流畅，但生活中的本人却不健谈。他喜欢沉默着坐在众人之间，听别人侃侃而谈。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他可以一口气讲许多话，但话一讲完，便又归于沉默。1981年，还在大学念书时，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他似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虽然那时他的身体远比现在要好。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决不是那种很会谈话的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显得过于严肃。

八十年代之后，每次到上海，我都会去看望他，听他讲一些往事。对他的理解也日益加深。

l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巴金。我发现，尽管九十三岁已过，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我是在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专程来到杭州看望巴金的。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我告诉他，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秀美而安静。他马上接过话说：“我去过。”我问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两天。我又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他去法国是在1927年。1927年到1997，整整七十年，但他却记得这样清楚。

去看望巴金的那天，我和两位朋友刚刚到烟霞洞喝过茶。我告诉他，胡适当年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他则说：“刘师复的墓……”只有这几个字，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刘师复的墓也在烟霞洞。巴金曾在文章里写过，当年他第一次到杭州，便到烟霞洞祭扫过他所敬重的刘师复这位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我又一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到烟霞洞，是二十年代到法国之前吗?他明确地说：不是，是在l930年，从法国回来之后。

令人高兴的记忆力。一次难忘的交谈。

我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巴金做了介绍。自l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谈话中，我们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维的敏捷顿时表现出来。我又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他再也不可能做这件事了。

生命在无奈中、痛苦中延续。

让我们用充分的理解来为病中痛苦的巴金祝福吧!

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百年行程中以自己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巴金属于百年中国。巴金也将属于未来。

大约七、八年前，本书的译者大春从德国与我通信时，那时他刚刚进大学，如今已是博士。他自中学开始自学中文，大学时学习汉学和日本语言文学。他在大学期间开始研究巴金，后又研究郁达夫，并开始翻译中国作品。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应他之邀为他的第一本译著写序。相信德国读者在欣赏巴金小说的同时，也会感谢这位德国青年所做的努力。

2004年9月8日，北京

1928年巴金在巴黎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岁。”而今，20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官吏世家的巴金迎来他的百年华诞。1999年在他的老同行冰心与世长辞之后，他便成了在世的最后一位“爷爷辈”作家。他多次在国际上得奖，两次被提名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巴金原名李尧棠，在法国生活期间(1927～1929)，他为自己起笔名巴金。巴金二字取自他所崇尚的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即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

巴金早年便有突出的正义感。这在他的许多长篇小说中都有所印证。巴金受其母亲的影响很深，是他的母亲教导他尊重和热爱所有的人，无论他们贫穷还是富有。他从小就特别同情弱者，与“小人物”一父母院落里的佣人和轿夫一的关系亲密无间。他们给他讲述故事，向他介绍其他地方无法学到的处世之道。自己家中同代人的痛苦也打动了这位青年的心。1931年他的名著《家》问世。这部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带有自传的色彩。巴金多次强调，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他相信，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去争取一个较为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所以，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所体现的便是巴金所常用的左拉式的“J’accuse”。与巴金的其他作品一样，《春天里的秋天》也贯穿着父母试图操纵子女命运的意旨。这些意旨的严重后果对于子女们来说就是：如不服从，则只有死路一条。这一点从璐必死的无数暗示中便可得知。虽然父母从未出现在子女们田园诗般的世界里，但作品中却处处都有他们可怕的影子。例如：特奥多尔‘斯托姆(Theodor storm)的小说《茵梦湖》中的诗歌“今天，只有今天”并非偶然出现在《春天里的秋天》第十九章内。原诗的第二节使人朦胧预感到伊丽莎白的死亡，这一节在《春天里的秋天》中虽然以删节号所代替，但也可以理解为对瑢之死的暗示。

只有此时

你还属於我独自一人；

死，啊去死，

你也让我独自一人吧!

诗歌“今天，只有今天”结合中国神话“牛郎与织女”的引用使东、西方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一对中国情人的处境与斯托姆笔下的那对情人是相似的。在《茵梦湖》里，也是大人的天地压抑着孩子们的世界。在斯托姆的诗歌“母亲的意愿”中，巴金甚至能找到“J’accuse”。此诗的第二节写到：

我谴责我的母亲，

她有过错；

以前的光荣，

如今变为罪恶。

我该怎么做?

巴金虽然不同意被视为“文学家”或“艺术家”，但是在《春天里的秋天》中，他成功地赏试了部分现代派的叙述技巧，例如：林的内心独自，以及句子经常中断等。另一种使得作品别具一格的技巧是，叙述的角度完全以林这个始终回避瑢的真实情感和意图的人物为中心。读者只是从以我为中心的林的眼里去观察瑢，因而无法给瑢的人物结构绘制出准确的画面。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心人物，是《春天里的秋天》的又一特点。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介绍情节，除了瑢带有神秘色彩外，其他人物的性格一直表现得很清晰。巴金的许多作品，如反映工人的小说《雪》(1933)，专门描述从外部观察到的社会弊病，与此相反，《春天里的秋天》则注重刻画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

《春天里的秋天》已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世界语。巴金对此尤为喜悦，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对世界语情有独钟。1931年，年青的巴金将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Julio Baghy)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译成世界语。选择《春天里的秋天》这个题目可能与巴基的那部小说题目有关。另外，《春天里的秋天》已有英文版，法文版和瑞典文版。在巴金百年华诞之际将《春天里的秋天》连同《狗》和《鬼》译成德文呈献给德语地区的读者，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乐趣。在此我对同意出版本书的外文出版社表示由衷谢意。此外，我还要感谢巴金。1999年10月他亲自接见我，在其孙女朱端端的沟通下，同意出版《春天里的秋天》、《狗》和《鬼》这三篇小说的合订本。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李辉，作为研究巴金文学的专家和巴金先生多年的朋友，他特意为本书撰写了前言。

谨将本书献给巴金先生。

大春(Alexander Seachtig)

2004年9月于策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