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重探讨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的“士风”与词风的动态联系及衍变过程，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文人词的兴起与初步繁荣以及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明显受到了士人人格从“才子”经由“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发展历程的影响；而词中的闲适、旷达之风则与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息息相关；“佛道词”的出现又与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密不可分；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更直接导致了文人词的崇尚“婉约”。这些内容，建筑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加之以合理的理论分析，显得相当丰满和可信，且有不少创新之见。

序 杨海明

引论 /1

 一、从苏轼“独敬爱乐天”说起 /1

 二、“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 /9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3

第一章 唐宋士风与词风的历史文化阐释 /26

 第一节 中唐——两宋的历史文化形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26

一、中唐与两宋同属“庶族地主文化构型” /26

二、萌芽于“平民阶级”(庶族地主阶层)的文人词 /32

三、唐宋儒家思想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44

 第二节 白居易是庶族地主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54

一、白居易的人生实践及其典型意义 /54

二、白居易与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的比较 /66

三、白居易是文人词的“开山祖师” /71

第二章 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历程与词之发展的关系 /88

 第一节 “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

——中唐士人的才子人格与词的兴起 /88

 第二节 “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

——晚唐、五代士人的浪子人格与词的初步繁荣 /100

 第三节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与“为

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

——宋代士人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人格

观念与词的多元化发展 /110

第三章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士人对精神解脱的追求与词之发展的关系(一) /133

 第一节 “中隐”辨 /134

一、对中唐以前有关“隐”的各种说法的历史回顾 /134

二、“中隐”是指一种闲旷的文化心态 /136

 第二节 宋代士人对“中隐”的实践及其对词的影响 /145

第四章 士人的迁谪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士人对精神解脱的追求与词之发展的关系(二) /170

 第一节 对宋代以前士人迁谪心态的历史回顾 /170

 第二节 宋代部分士人对待迁谪的超越心态及其迁谪词风 /175

第五章 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士人对精神解脱的追求与词之发展的关系(三) /196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士人对佛道思想的“狭义实用心态”及词中表现 /197

 第二节 宋代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广义实用心态”及词中表现 /209

第六章 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229

 第一节 “婉约”是指一种柔美型的艺术风貌 /231

 第二节 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及词中表现 /235

 第三节 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态度与婉约词风的“雅化” /250

结束语 /270

主要参考书目 /271

后记 /282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一生服膺白居易，并高度评价白诗云：“每读乐天诗，一读一回好。少时不知爱，知爱今已老。初哦殊欢欣，熟味忽烦恼。多方遣外累，半已动中抱。事去何必遣，心净不须扫。追叹欲扫愁，自遣还自扰。不如卷此诗，唤酒一醉倒……”

南宋词人虞俦“慕自居易之为人，以“尊白”名堂，并以名集。其《读白乐天诗》云：‘大节更是思公处，寥寥千载是吾师。’生平志趣，可以想见。故所作韵语，类皆明白显畅，不事藻饰。其真朴之处，颇近居易，而粗率流易之处，亦颇近居易。盖心慕手追，与之俱化，长与短均似之也。”P12

文人词对佛、道二端的接受并非是同步进行的，而是大致上有一个“先道后佛”的过程，这个过程颇能反映出士人对佛道思想所持的“实用心态”。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传自印度的佛教在教义上适成对照。道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承认世俗现实快乐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教义是乐生、重生，鼓励人们至少要争取尽享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在道教中既有令人长生的手段，也有满足欲望的方法以及给人以发财幻想的炼金术，甚至还有庸俗的房中御女术，此外还有一般士人向往的隐逸高蹈。而佛教则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幸福的希望在于虚幻的天国。因此，以逸乐、侧艳为主的唐代文人词与花间词中就较少涉及佛教思想，而道教思想却在其中多有反映。佛教中的悲苦精神、空幻观念则因契合了南唐李后主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后期)而在其词中多有表现。以下我们对这些情况作一简要的叙述。P206

一般来讲，人们在关注中晚唐时期“词继诗兴”的这段史实时，往往多把注意力投注在“花间鼻祖”温庭筠的身上。这自然是不错的，因为温庭筠可称词史上第一位“专业作家”，他为文人词(主要是风格婉美的小令词)的艺术风范奠定了基石。但其实，文人词的真正的“开山祖师”却应是白居易而非温庭筠。这是因为：第一，自居易与刘禹锡两人曾“依曲拍为句”创作《忆江南》词并相互唱和(刘禹锡《忆江南》词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就改变了以往用“声诗”来合乐的比较保守的做法而进入了“依谱(音谱)填词”的阶段，标志着词体的正式确立和文人词的从“声诗”中独立而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主要指其后期阶段)曾对宋代文人词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不独是苏轼“独敬爱乐天”，几乎大多数的宋朝士大夫皆“多慕乐天”——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居易就不但是后代诗坛上的“广大教化主”，而且也是宋代词人所私心仰慕和仿效的人生楷模和“先行者”。再说得通俗一点，则以往文化人所企慕的前代诗人大致有两类：一是屈原那样忠君爱民的诗人，二是陶渊明那样隐逸清高的诗人；而自居易后期的人生实践却为宋人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在其私生活中可以纵情声色，沉湎诗酒；也可以逍遥自在，享受“闲适”。这就为他后来的文人作出了“示范”。而相比之下，词这种精神产品就比正统的诗文作品更倾向于表现士大夫文人在私生活领域内产生的某些情志，所以白居易在词史上的地位及其对晚唐两宋词的影响就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值得重新审视。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而已，并无坚实的文学史料作为支撑，也缺乏深邃的理论思索。但当我把这些随想告诉当时正在“读博”的张再林同学之后，他却果断地把它选定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经过近三年的苦读苦思和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题为《唐宋士风与词风》的研究成果，这实在令人高兴和值得庆贺。

确切些讲，这篇博士论文所着重探讨的论题即是：中唐至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的“士风”(思想特质、行为习惯、文化心理倾向等等)与词风的动态联系及衍变过程。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文人词的兴起与初步繁荣以及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明显受到了士人人格从“才子”经由“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发展历程的影响；而词中的闲适、旷达之风则与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息息相关；“佛道词”的出现又与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密不可分；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更直接导致了文人词的崇尚“婉约”。这些内容，由于建筑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加之以合理的理论分析，因而显得相当丰满和可信，且有不少创新之见。当然，由于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和永无止境的工作，所以，再林同志虽已取得了某些成绩，但前面的路却还十分遥远。在此，衷心企盼他能继续前进，今后获取更新更多的研究成果!

 杨海明

 2005年3月20日

这本小册子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也可以看作是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以来的一次小结。

我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从1995年7月考上贵州大学房开江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开始的。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贵州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然而我在那里却度过了三年美好的求学生活。在素有“高原明珠”之誉的花溪，我有幸得到了房老师以及张启成教授、曲沐教授、梅桐生教授、邱瑞祥教授、骆礼纲教授等诸位先生春风化雨般的谆谆教诲。教导之恩，没齿难忘。读书之外，最让我留恋的便要算是每天的游泳了。记得当年我们爱好游泳的几位同学，几乎每天黄昏时分都要去花溪河畅游一番，然后一路欢歌笑语，踏月而归。那感觉仿佛有点像是曾子所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形。当时大家都说将来一定要写一篇文字来纪念这段“闪亮的日子”，并将这个任务就交给学中文的我了。然而光阴荏苒，转眼离开花溪已近七载，当时我满口应承的那篇文章却至今也没有写出来，内心始终觉得歉歉然。不知昔日的同学少年是否愿意把我在这里的一段“心情表白”看作是当年所欠文字债的一点补偿?

从贵大毕业后，我来到了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师范学院工作。在有关领导、老师的关怀、支持下，一年后我考上了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杨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向以严格著称，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杨老师又是那样的随和、亲切。所以，尽管在苏大的三年读博感到压力很大，很紧张，但心情始终是愉快的。本文的选题即源于一次杨老师在课堂上对我的启发。记得那天杨老师在讲课结束时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是否有一些想法(哪怕是不成熟的)。当时我正在看中唐文人的集子，隐约觉得像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人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情趣、文化心理倾向等等各方面都对文人词的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于是就回答说想围绕这方面的问题做点文章。杨老师当即指出这方面的内容肯定十分丰富，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来考虑，并向我指示了探讨这个论题所应查阅的若干书籍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得到杨老师的首肯、启发之后，我的自信心一下子增强了许多，遂沿着这个思路继续阅读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宋人对白居易的企慕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尤其是苏轼，他对白居易的仰慕可以说是这种普遍文化现象中的典型个案。那么，自居易之能够成为宋人普遍企慕对象的原因何在?思考到这里，论文的轮廓开始渐渐清晰起来。于是，我就尝试运用历史文化学的批评方法对中唐至两宋时期的士风与词风进行综合观照和系统研究。进入写作阶段后，思路大致是这样的：引论部分从宋人对自居易的企慕为切入口，引出论题并交代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一章对(中)唐宋时期士风与词风特征的形成原因作总体性探讨；馀下各章则分别具体论述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历程、追求精神解脱的方式和特点以及自身的文化心理倾向在文人词风貌的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中士人的精神解脱一项又是分从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对待迁谪和佛道思想的态度等三个侧面来谈的。初稿写成之后，杨老师又指出了一些需要修改和作进一步论证的地方。总之，这篇论文从选题、框架的确定到资料的搜集以及论述的展开，无不凝聚着吾师的心血，我心中的感激与敬意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因苏轼最仰慕的对象到底是自居易还是陶渊明的问题与漳州师范学院林继中教授意见相左而一度觉得信心不足，后经父亲的好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杨际平教授的介绍，得以写信向林先生本人求教。林先生在回信中热情鼓励我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惠赐大著两本，拜读之后，获益匪浅。论文完成后，曾函呈复旦大学蒋凡教授、徐州师范大学邱鸣皋教授、张仲谋教授评审；答辩时又得到了由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苏州大学严迪昌教授、王永健教授、曹林娣教授、马亚中教授诸先生组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王水照先生任主席)的当面指教，受益良多。回到广西师院工作后，我即按照诸位先生的意见对论文作了仔细的补充、修订，期间承蒙图书馆黄权才先生为查阅资料、复核引文提供帮助。素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进学术进步为己任，便不揣浅陋，寄呈拙稿，责任编辑宋红女士在审读之后，很快便同意出版，同时她对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以上诸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谨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谢意。但由于笔者的学识和水平所限，书中的疏漏甚至谬误之处恐仍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张再林

  2005年2月干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