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外国直接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涌人中国，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而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于是，外国企业就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本书界定了造成竞争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它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些资源分配给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其结果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无竞争力。另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是因国家所有制所致——它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及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份里，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占到发展中国家的50％，而且，中国是FDI的第二大接受国，政府官员、商人、经济学家为中国的大量引进FDⅡ欢呼，认为是改革时代的重大成就。

本书的中心结论是：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其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标志。本书的前提是：FDI——本质上讲——是微观经济现象，而不是宏观经济现象，在给定水平的宏观经济基础上，如市场的扩张和劳动力的成本低下，相对国内投资而言，相对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合同安排之间的相对值而言，一个国家获得的FDI是大还是小，取决于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在20世纪90年代涌人中国，是中国企业部门的某些本质性问题和中国宏观基础的前景良好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书对中国企业部门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界定。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中国金融资源和更广泛的经济资源被分配给最无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部分资源分配给最有效率的企业，即私有企业。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将经济效率最高的企业——即中国真正的私人企业——边缘化了。对私企的经济歧视和法律歧视的累积效应，使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企业部门是普遍无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具有内在无效率，而私有企业缺乏资源和财产权的安全，难以进行发展和增长。第三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个现象部分是由于国有制度——约束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和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本书认为，中国的FDI流人的主要好处与市场进入条款无关，也与知识转移、技术扩散或获得出口渠道无关，这些都是经济学文献中所主张的企业层面的利益。相反，与中国的FDI流人有关的主要利益与以下情况相关：在政治上反对明显的私有化程序的环境里向外企提供的私有化功能，在强制实施对私人部门的严格的信用限制的经济系统中向私有企业提供风险投资，以及在一个条块分割的经济中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利益，但是，人们应该询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和利益。

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行评估。本书提出了一个猜想：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策略的动机是挽救社会主义而不是终止社会主义。局部改革——尽管成功地增大了市场范围，但是，至今还不能——将来似乎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某些基础性的无效率问题。在处理这些无效率问题上，就需要实现私有产权的安全，并对私有产权作出更进一步的承诺。这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选择，是中国迟早必将正视的选择。

图表目录

缩略词表

本书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简介

第二章 分析框架

第三章 中国公司部门的问题

第四章 对非国有企业的限制和外国直接投资

第五章 国有企业与破产状态所引致的外国直接投资

第六章 经济条块分割与外国直接投资

第七章 结论

中文版后记：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参考文献

名词对照表

动  因

现有的关于中国FDI的解释，太想当然地将FDI视作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一个给定的显然选择，而且，它们还常常隐然地将FDI概念化为实现许多所谓利益——如劳动力成本节约和通往海外市场的渠道——的惟一可行选择(在本章的附录中，我总结了一些关于中国FDI的现有研究)。我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就是：现存的解释并不足以解释第一章中所描述的许多FDI类型。譬如，在进行FDI选择时，我已经说明了对FDI的系统性的普遍性偏好，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这种偏好需要进行解释。

大部分中国FDI研究探究了FDI的经济效应、针对FDI的政府政策和FIE的业绩特征或公司特征，部分原因在于认为中国较大的FDI流入量的原因是显然的。人们相对较少地注意到应该理解为什么相对于国内投资或合约选择而言，中国FDI流人量一开始就非常庞大·我的观点是：这些原因根本就不是显而易见的。

与FDI问题一样有趣的，我更深的动因是使用中国不同寻常的FDI类型来说明中国经济的一些制度性特征。如我将在后面一节中详细说明的，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三个突出的制度性特征限定了中国的FDI类型。第一，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根据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经济性主从次序来分配资源的，在其顶部是无效率的国有企业(SOEs)，在其底部是最有效率的私人企业。第二，中国的法律体系对私人企业的保护很差。第三，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条块分割。地方政府限制对其他地区的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国内地区间的资本流动特别地低。这三个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FDI类型。

我们的观点是一系列的制度性扭曲引致了FDI流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FDI的新视角。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了中国FDI流人。本书并不与这种观点进行争论，相反，它试图给出另外的一个视角，这种视角将中国的FDI流人视作一种制度性现象。同样地，中国FDI的某些类型可能反映了制度性无效和制度性缺点。因此许多人鼓吹中国吸引大量的FDI流人的能力是一种绝无瑕疵的成功。我的第三个动因就是说明：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为什么是FDI如此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地的现象，进行一个更为全面的描述。

中国通过将其宏观基础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从而做了许多正确的事，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一部分进入中国的FDI是其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的结果。问题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是否存在另外的一面?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增长机会的一大部分明显为外国企业所有，而一小部分归于有效率的国内私人企业。正如将在本章其余部分所说明的，这个结果并不是有意为之的。相反，初始目的在于为SOEs提供资源渠道和增长机会，但是SOEs却没有从这些机会上得益，这是由于其运营无效率。外国企业发觉了这个机会，并以巨额投资作为回应。因此，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有一部分可能是产生自处于改革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扭曲性和僵硬性。当我们对中国改革策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反思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P70-71

本书的调查研究始于1998年秋季，那时，我刚刚进入哈佛商学院。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是一根陡峭的学习曲线。我前期工作处理的是一般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度。作为经济现象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中国经济的许多具体方面，与我早期研究的经验分析重点和方法论手段，有极大的不同。

在我沉浸于这个新课题时，哈佛商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使我奋发的良好研究环境。通过向同事学习，并通过传授和处理《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这是哈佛商学院的最成功课程之一，我的学生通俗地将这门课的名字——Business，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简称为BGIE)这门课的课程资料，我开始熟悉并慢慢地处理许多经济问题和FDI问题。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的本质与制度极为相关，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政治经济领域，但是，我的制度分析基于对商业发展动态和FDI问题的经济逻辑的严格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因加入哈佛商学院而得益良多。

当我踏人一个不同的研究轨迹的时候，除了有所助益的学习环境之外，我还特别得益于同事们的建议和指导。我首先要感谢潘凯·根默瓦特教授、汤姆·麦克劳教授、黛博拉。斯柏教授和罗。韦尔斯教授。他们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部分草稿。他们密切关注本书的进步——和退步。他们对本书的观点、语气和组织结构提出了详细的极富价值的评论。特朗·卡拉教授、乔治·洛奇教授、休·皮尔教授、朱莉娅·路登博格教授、布鲁斯·斯科特教授、理查德·威厄特教授和丹尼尔·约菲教授欣然阅读了本书的定稿。他们的评论使我的观点更加清晰，避免了某些难以发觉的错误。桃乐茜·A·伦纳德教授和迈克尔·约西勒教授对书稿成型阶段的前几章进行了评论。我特别感谢沃伦·麦克法兰教授，他的鼓励和指导不仅帮助我经受了本书写作过程所面临的挑战，而且帮助我经受了新的教学研究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哈佛商学院的研究部门——在其两任主任肯尼思·费罗特教授和保罗·冈珀斯教授的领导下——慷慨为我提供了基金，这使我能够完成这个研究。

我也得益于其他学校的同事的帮助。在哈佛，我得益于与以下教授的讨论：比尔·阿耳福特、理查德·库珀、马歇尔·戈德曼、默尔·戈德曼、威廉·科尔比、罗德里克·麦克法克尔、德怀特·伯金斯、伊丽莎白·佩里、托尼·赛奇和已故的雷·弗农等教授。几年中，我与以下教授主持了许多有关中国经济和FDI问题的讨论：清华大学的傅军、香港理工大学的戴维·李、南京大学的卢明红、密歇根大学的艾伯特。帕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民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钱颖一、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德·斯坦弗德、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魏尚锦。尽管这些讨论是海阔天空式的漫谈，但是，我还是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我将其作为本书所提出观点的一个背景。

我特别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在本书提交给剑桥出版社进行审订时，他对本书手稿进行了细心的、周到的和详细的评论。洛顿教授与我依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批评促使我从一个更基础的层面来重新思考某些观点和立场。我也要感谢西安大略大学的保罗·别密斯教授、约翰一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伯特尼、伦敦经济学院的阿瑟·侯赛因、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密歇根大学的琳达。李、兰德公司的查尔斯。沃尔夫、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廷·王、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纽约大学斯特恩学院的伯纳德·杨，他们对本书的个别章节进行了评论。

在这些年中，我将本研究的部分内容提交给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卡图研究所、外交委员会、哈佛大学、机构投资者杂志、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太平洋论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密歇根商学院威廉一戴维森研究所、世界银行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所举办的会议、研讨论和座谈会。我无法对所有的与会者逐一致以感谢，就让我在此一并致谢。

学术界以外的许多人也对我极有帮助。特别是，我要感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星海博士和胡瑞岩博士、高盛公司的佛瑞德·胡博士、红石实业公司的潘石屹和张新、保德信保险公司的布鲁尔·斯通、曾任职于《远东经济评论》的潘。亚兹克、曾任职于宝源投资的严苏哲、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张宇军博士——他与我就中国金融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发展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讨论。陶氏化学公司的张楚斌博士欣然对硅厂的生产流程进行了解释。富达公司的简·梁给予我许多统计方法的帮助。同时，我对许多与我面谈的中国经理人和外国经理人致以深深的感谢。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几位能干的研究助理也使我得益良多。他们是：尼古拉斯·巴特利特、詹森·曼恩、莎拉·马修斯、柯尔斯顿·奥尼尔和弗吉尼亚·威尔莫汀。现任职于世界银行的詹尼弗·桂和现任职于哈佛法学院的陈小平，在书稿的不同阶段对我的中国研究给予了极大帮助。哈佛商学院亚太研究中心(香港)的卡米尔·叶和佛瑞德。杨帮忙联系人员、组织面谈并对关键性的后勤支持进行了安排。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玛丽。蔡尔德、斯科特·帕里什和斯蒂芬妮·赛克森给予我一以贯之的支持和帮助。最后，但不限于此，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南希·赫斯特在文本编辑上所给予的卓越帮助，此前，她很多次在我的其他研究项目上也给予了帮助。尽管我希望能减少一点责任，但是，上述的受谢者对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或误断不负任何责任。

在我从事这个项目的过去五年中，我的家庭成员帮助我解决了许多生活压力(包括精神压力和其他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我的研究生涯和执业生涯。我的兄弟——黄京生——在中国从商多年，从实业家的角度告诉了我他对FDI问题的看法。我的妻子——琼·杨忍受了我多次的长期在外，同时还要处理她自己的职业挑战。在许多次的餐桌交谈中，琼——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现为商业咨询师——对我的企业策略分析进行了质疑，有时还伴随着我三岁女儿的大声抗议。若没有她坚持不懈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此书的诞生。我们的女儿——昆昆——在此书刚开始写作时出生了，我不止一次地想：我的书稿进度为什么总是赶不上她的成长速度呢?

最后，作为已为人父的我，我将永不能忘记我的父母给予我的教育和指导。我的父亲黄钢在1993年逝世，我的母亲谭家昆在本书1998年开始作调查研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动荡的时期，中国的学校都关门了，正规教育体系也崩溃了，是我的父母教给我学习和知识的价值。我永远感激他们。本书谨献给我的父母。

黄亚生

波士顿，马萨诸塞

2002年4月

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有机会和国内读者见面。这里首先要感谢季风书园严搏非先生的热情和大力支持。我和严先生素昧平生，到今日为止——2005年8月12日——只是通过几次电子邮件和电话，还未谋面。严先生很早就和我联系，希望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但出版日期一再拖延。主要原因是我一方面忙于其他事情，另一方面我也正和一家很著名的国营经济专业出版社洽谈出书的可能性，断断续续谈了一年，最后的结论是：这本书学术性太强无法赚钱。

而本应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家严先生在几个月内就将一本英文近400页的书安排翻译出来，排出版面，完成所有其他的手续，这实在令人感叹不已。我从来认为国有体制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在出版这个行业，看来至少严肃性也是不够的。

在中文版出版之前，国内有些刊物对这本书已经有一些介绍。我所了解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2003年1月27日出版的《瞭望》周刊。文章是这样介绍我的观点的(2003年我还在哈佛执教)：

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黄亚生正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黄先生得出令人惊诧的结论之一是：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中国国內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这也是中国试图支持国内经济领域中效率最低部门的直接结果。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外国投资实际有助于巩固一种对国內公司不利的体制。更有评论说，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据统计，中国的出口额2000年为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0％；在当年的税收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依赖症”。

在此之后国内好几家出版物都把所谓“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归咎于我的研究。“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又近一步引发了两场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外资依赖症”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者说中国引进的FDI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显得那么突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在此方面都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的外资对内资的比例都比中国的高。另外一场讨论是由我同印裔教授韩太云于2003年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所引发的。国内很多评论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过分依赖外资而印度的希望来自于它对外资的限制。

我在本文对下面四个问题作一个尽可能清楚而简洁的说明：

1.中国有没有“外资依赖症?” 2.如果有“外资依赖症”的话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 3.印度的优势是不是来自于它外资的贫乏? 4.中国的“外资依赖症”有没有成本?在这本书中我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很详细的分析，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有所论述但没有展开讨论，我在这里作一点补充。……“外资依赖症”的成本

我坚信中国大陆是有“外资依赖症”的，而且从政府最近拒绝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税率来看，我的担心是中国大陆可能是已经有外资依赖顽症了。

我在本书第二章把中国大陆1990年代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备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一定资金。但我也指出买药是要花钱的，是有成本的，在这里我讲一下中国大陆这种欢迎外资歧视民营的模式的成本。

第一，人民币升值时，这个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创造了一个数量的奇迹，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奇迹。国外总喜欢把今天的中国大陆和1980年代的日本去比较，其实，由于国内多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相提并论。19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企业对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cxus和日产的infiniti)。我们的私营企业是做不到的，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北京大学的学者路风完成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外资在中国大陆汽车行业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表明中国大陆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这个结论我非常同意，但我不同意他分析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外资政策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内资政策的失败。中国大陆的汽车行业——中国大陆的金融行业也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技术是竞争的手段，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是市场，是竞争。中国大陆的汽车行业过去20多年来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不彻底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能够使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原因只有一个：竞争——包括来自其他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竞争，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

我们国家多年来有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口号。一家外商只有在它认为要丟失市场的时候它才会引进新的技术。如果它能稳坐市场它会认为它做得很好，它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了什么新的技术?

哪个领域越早对民营企业开放，哪个领域的技术就发展得最好。较早开放的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浙江和广东地区，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引进的外资质量越高。浙江的一些做衣服和鞋袜的民企已经不满足单纯生产加工的模式，正在并购一些颇具规模的海外贸易公司，希望以此控制产品的销售渠道。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第三，外资虽能弥补中国大陆金融体制一些不足，但外资这种制度的功能只限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但中国大陆的农村拥有巨大的创业的人力资源。是“农民企业家”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和创办无数的小型企业造就了中国大陆真正的经济奇迹——1980年代快速的、公平的、依赖于内需的经济增长。改善中国大陆的自身的制度环境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中国大陆的农民企业家，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和掌握生产资源才是促进中国大陆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惟一途径。农民掌握了资源后才能以企业家、创业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参与和促进中国大陆工业化的过程。

第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大陆的舆论界经常鼓吹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私人企业的经济贡献是外资企业的几倍，2003年，城镇的私营企业雇佣了大约4800万名工人，而外企仅雇佣了860万。外来直接投资基本上尚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国大陆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另外1亿个非农业就业机会。可是在2002年，国有银行向在华运营的外企发放了1720亿元人民币短期贷款，而就在同一年，它向国内私营企业发放的短期贷款仅为392亿元。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想像会这样对待为本国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

最后，我想指出这种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单违背效率原则也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中国大陆很多私营企业家在农村，做的是小本经营，减轻外资企业的税负就要增加私营企业的税负，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大陆的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大陆，关心、热爱中国大陆的海外学者，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通过出版这本书，如果我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  黄亚生

2005年8月12日于美国波士顿

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黄亚生正迅速成为美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之一。正是这本书，将对学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投资者，葚至影响到中国本身。这本书一定会改变大学里传授和研究当前政治经济的方法。

威廉·柯尔比，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的全新、迷人的视角。黄认为较高的外资数量水平——部分地——源自中国未能有效地分配国内储蓄，这与人们在中国问题上大唱赞歌不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本书一定会使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对100个更穷的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学生，应该研读黄的细致分析，该分析逻辑严密，学术性强，而且，它是目前市面上对中国的外国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进行了最好的量化分析的书。认为外国投资令人放心的商业经理、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应以严肃的态度阅读此书，从而做出更好的准备以获得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的成功。中国领导人也应研究这本巨著，但是，他们能够解决黄所说的“常常源自于制度”的问题吗?中国的制度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所给出的答案。

丹尼尔·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