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描绘中国的游记，亦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种。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描绘其中国之行的游记“中国和中国人”；第二部分是巴尔扎克为“中国和中国人”写的书评及其与作者的通信；第三部分是作者的朋友写的评论；第四部分是关于作者的生平介绍。本书作者是法国著名画家、旅行家，曾于鸦片战争前夕到中国旅行，留下许多珍贵的绘画和素描，并且还写了多封长信为巴黎的朋友们介绍他在南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他回国后，就把信和绘画组合成《中国和中国人》出版。该书一问世，立即在法国引起轰动，乔治桑、波德莱尔等人均从中获得中国的信息和灵感。

博尔热造访中国，正值第次鸦片战争时期。他不是来和中国人做生意，而纯粹是为了绘画创作和艺术探索。他试图用艺术来沟通不相识的东西方人的心灵，这一使命本身在那个时代极具挑战性开创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尔热的中国行就远远超越了一个旅游家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而富有深刻的文化历史意义。

这位西方旅游家在中国没有行八古里之外的路程，但他确实为他所遭遇的中国文明的神秘性深深触动了，而他只是远远地让人们隐约地瞥见这些文明的身影：“那些岛屿的顶尖隐没在地平线的雾气中，我只让人们看到了 个模糊的景象这个角落的陆地将是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美丽梦想。

中译本序

中国和中国人

附录一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

博尔热致巴尔扎克的信

巴尔扎克致博尔热的信

附录二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

奥古斯特·博尔热：画家、旅行家

环游世界之旅

附录三

奥古斯特·博尔热生平简历

人名附录

地名附录

第二天，我在东北部一个岬角附近登陆，那儿有三四座房子，每座房子里都有几个用来拉网的轮子，为这片风景增添了一个非同一般的特色。到达顶端时，我发现那些中国人正忙着拉网，为了不把鱼吓跑，他们的动作非常缓慢；他们用号子来帮助自己调节动作，就与纤夫拉船时的情景一样。网被拉出了水面，一些小船分散开来去取网到的鱼，那可能是这些可怜的人等着带回家做午饭的材料，因为他们除了鱼就没有其他菜了，他们把鱼煎熟，煮好米饭就可以吃了，这儿的米饭就相当于我们的面包。中国人在做这两道作为基础食物的菜肴时，确实有着卓越的天赋。米饭的样子那么好看，那么白，那么硬，鱼的样子也那么好看，我都有期待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的过分想法了。他们体贴的热情让我不用费那个劲去表达我的意愿，不一会我就坐到了草地上，坐在全家人的身边，我面前的一个茶碟里盛着鱼，另一个茶碟里盛着米饭，我手里拿着两根棍子(筷子)，而我根本就无法用它们来夹饭菜。我的东道主们看到我的笨拙举动都乐不可支，因为不懂得使用勺子和叉子，他们就用这些小棍子来代替，这些棍子通常都取自他们碰到的第一棵树，他们用起来都那么灵活。我带来的欧洲午餐有冷鸡肉、面包和火腿肉片，这些东西让孩子们很高兴，他们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了。小孩子们用他们好看的牙齿撕开食物，而大人们身上都有中国式的本能，他们的吃法更讲究，他们先把食物嚼成面糊状，然后再吃下去。吃完饭后我开始作画，我的东道主们围在我的身边，争先恐后地要把他们的长烟斗给我抽。我懒洋洋地躺在斜坡的树阴下，斜坡上长满了细草，我的眼皮底下是一片由岩石、山峦和流水组成的美妙风景，水面上还停着无数的小船。我的朋友，我们在欧洲经常谈到东方的奢侈，谈论他们的国务会议厅和他们精神上的享受，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当然，在这个被如此夸赞的国度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东西也不可能拥有比我躺过的那片长草更柔软的坐垫；用树阴给我遮阳的那棵树的树叶给我带来了半天柔和、有序的时光，而欧洲人的彩画大玻璃窗、他们的窗帘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柔和的微风穿过这个香气四溢的穹顶扑面而来，而在欧洲人头顶扇扇子的奴隶却无法令他们获得如此温柔的空气。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面前的空间毫无限制；而那些墙壁，无论它们被装饰得有多华丽，它们也仍是墙，被围在其中的灵魂无法到达柔和的宁静状态，而大自然中的各种美丽景观就可以让人的灵魂得到这种安宁。

在画完海湾之后，我打算与停在远处的船会合，它在那儿等我；尽管我戴着大草帽，天还是热得吓人，在我看来，暴露在阳光下实在是不明智的行为。我试图让中国人明白这一点，我最终也做到了；他们中有两个人离开他们的团队，跑去通知我的水手，让他们把船停到离我更近的地方。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善良的东道主们带我去看封闭起来的花园住宅，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的花园住宅。那是些可爱的农舍式小别墅，四周很安静也很凉爽；其中一扇门上贴着写满铭文的纸，门槛边有位老人在给工作中的妇人们念书，一群漂亮的孩子在周围玩耍。我没有时间画下这幅展现家庭幸福的图画，我从围墙上的一扇门中走出来，门上有一句中国格言；因为这儿到处都写着戒律，人们在欧洲声称会读书是中国的一种科学，因为这儿的每个人都会读书，任何人违反了法令时都不能推脱说自己不懂法律。

P12-13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图文并茂、风格独具的画集——游记《中国和中国人》，系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旅游家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年一1877年)于晚清时期旅行中国时的记游之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部风貌别具的著作，无论就其在法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自身价值，还是从中法文化关系发展的角度来考量，都是一部十分重要而珍贵的作品。

奥古斯特·博尔热出生在法国贝利(Berry)地区伊苏登(Issoudun)小城一个富裕的批发商家庭，从中学时代，就跟家乡知名画家老布瓦夏尔(Boichard le vieux，1783一?)学习绘画。1829年，年轻的博尔热来到巴黎，力图谋求新的发展。这个内向而充满梦想的外省年轻人，在巴黎这一“艺术之都”、“自由之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他在这里结识了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和巴黎文学一圈内的才俊之士，如作家兼画家的欧仁·苏(Eugene Sue)、诗人拉马丁(Lamartine)等，受到了这些文化精英的熏陶和影响；他经常出入于大画家让安托尼·泰奥多尔·居丹(Jean—Antoine Theodore Gudin，1802—1880)的画室，与这位擅长海景画的一代宗师结下了深厚友谊，使其艺术造诣不断得到提高。他不满足于在画室里描摹，不断寻求绘画艺术历练的新路：从1833年6月起，便走出画室，浪游山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跑遍了地中海海岸，游遍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最后，去了意大利，这是一个画家的必经之地。对大自然的实地接触和观察，拓开了他的艺术视野，开始尝试着浪漫主题的探索，并于1836年带着一幅意大利风景画①，首次参加了巴黎绘画沙龙。

1836年10月，奥古斯特·博尔热着手一次更为壮观、独特的远游，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挽留②，离开了时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巴黎，从法国勒阿弗尔港(Le Havre)起程，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环游世界之旅。他先后到过美国的纽约、南美洲的巴西、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阿根廷、穿越安第斯山脉，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秘鲁、夏威夷群岛，从那里越太平洋驶向中国，于1838年8月，沿中国海岸和香港岛旅行，8月底至10月20日，在广州停留；10月底至1839年5月，在澳门作画，并结交英国著名水彩画家乔治·希纳利(George Chinnery)，画风深受其影响。由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行将爆发，画家随之离开澳门，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短期滞留①，于1840年8月回到了故乡伊苏登。驱使奥古斯特·博尔热作如此漫长又如此遥远的环球之旅，表面上看是出于海外商业买卖的原因②，实际上是这位游历家、艺术家探求新知，拓展新的艺术视阈的需要。他以旅游家惊人的毅力、果敢的冒险精神和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创造力，经历了四年航程中的孤独、疾病、暴风雨和殖民战争等诸多考验，坚持着一路观察，一路写生作画。每到一处，都遵循当地的习俗生活，深入社会民众，体察文化风情，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和画笔，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各地的百姓习俗、民风节庆；各处的寺庙、建筑、自然风景……收集在《中国和中国人》里的图画和文字，便是博尔热游历中国沿海广州、澳门、香港时的真实记录。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环球之旅，激发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给予了他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为他的想象和创造开创了新的契机。1840年，当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从海外回国时，带回了几百幅在旅行途中现场创作的画，还带回了几千份有关当地人的历史、习俗、宗教等纪念物品。他回到巴黎的画室，置身于这些充满异国情致的物件之中，才思喷涌，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了一幅又一幅气象清新，风情别致的作品。从1841年起，至1850年间，博尔热就以这些新作频繁出入各种绘画沙龙，参加首都和外省各种画展，因而在法国艺术界名声大作。他在1841年巴黎绘画沙龙的展品“澳门一个中国大寺庙景观”，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所赏识，被购买收入国王个人的珍藏。1842年，他出版了中国主题画集《中国和中国人》敬献路易·菲利普，深得国王宠爱，轰动巴黎上流社会和整个文化界。此后，他的画作就不断地为皇家手工工场所定制，为国家所购买，为不少著名的博物馆所珍藏，也为当时一些时兴的杂志和著作，如《外省艺术》、《开放的中华》提供精美的插图①，声名日隆。他的画风格别致，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和东方色彩，既富有古典风景画家的精确细腻，又与西方浪漫画派的主流传统相结合，线条清晰、细节准确、色调鲜明，为法兰西画苑带来了别样的绘画风情，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深得当时宫廷贵人和广大艺术爱好者的喜爱。

作为19世纪法国卓越的旅行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环球之旅，特别是他的远东、中国之旅，不仅为他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创造，有力地推动了法国艺术的发展，而且也为人类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认知、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试验和新的渠道，从而为中西(中法)文化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促进。我们知道，博尔热来到中国的时期，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方关系正处于紧张对抗的时期，就文化层面而言，亦即是西方对中国的“摒弃时期”。他到中国来不是和中国人做生意，而纯粹是为了绘画创作和艺术探索，试图用艺术来沟通不相识的东西方人的心灵，这一使命的本身在那个时代就极具挑战性、开创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尔热的中国之旅——文化之旅，在其艺术生涯中留下永恒的印记，那是他生命的印记、创造的印记，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交融而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痕。所有这些生命印痕，都以他的文字和绘画在这部《中国和中国人》著作中得到了集中而真切的记载。虽然，博尔热驻留中国的时间，前后不足10个月，所到之处也只是中国沿海的香港、澳门和广州——中国的一角，但当这位西方敏感的艺术家一涉足这陌生的中国疆土，迎面陌生的人群和事物，便不由得深深地震动：“……这儿的很多人都美妙得不可思议，以致人们都以为他们是一个消亡了的种族的幸存者。我的艺术想象可以随性地给他们穿上丝质的衣服，在他们的肩上画上绚丽的开司米，或是让头巾飘扬在他们头顶，然后把他们放置在一座宫殿里……”①这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画家把笔墨和才情献给那些“剃着光头、衣衫褴褛”的异国百姓，创造另一种风情，另一种和谐。他喜爱中国，喜爱他所接触到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他以平等、亲近的态度和他们交流，以温情和善意来描写他们，展示他们的面貌和日常生活风情。于是，在他的画中，我们看到了那一时代中国社会底层各种人物形象：文人、演员、渔夫、农民、剃发匠、木工、铁匠、港口居民、码头工人、街道上的流动商贩、马路上的闲逛者、玩骰子的人、戴着枷锁的囚徒等等。博尔热以生动的图画、清晰的线条和流畅的文字，描绘他们的肖像，见证他们的生存境遇，这不能不令当时的法国人(西方人)激赏称奇。

在艺术家博尔热所营造的这个和平古朴的世界里，最能触动他心弦的，无疑是这些质朴的中国人的友好热情和他们所创造的生活天地。在这里，“天空很纯净，大海很温顺”，百姓亲善，风景秀美。当其在港澳、广州逗留期间，不论是在港口、渔村，还是在山林、水道，抑或是寺庙、街道，他从所察访的每一处所，都能发现到一种异国智慧和别样的风情，而给予他新的观照、新的灵感：“这一切都是如此和谐，没有一物在其中显得平庸，每样事物的价值都增加了一倍；而且这些新颖的建筑物都各在其位，如此稳当地竖在地上，如此妥帖地被安置在岩石和树木之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相信这事实上是一只神奇的手，可能是某位仙女的手，让这些建筑突然出现，因为园中原先存在的事物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大自然获得了一种严格的尊敬，这种严格到处可见。就这样，有时候院墙在一块岩石那儿中断了，然后又重新出现，岩石被连砌在院墙上，一半在院内，另一半则露在院外。”①——画家观察、描绘澳门那著名的大寺院时如是说。博尔热在他所涉足的中国天地，以艺术家敏锐的目光捕捉住各种景致和事物的细节，并以详明的色彩和活泼生动的风格来一一加以呈现，向法国和西方奉献出《中国和中国人》这部迥异于同时代艺术家的杰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以栩栩如生的文字为西方带来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丰富信息，而且以明丽多采的画面展现了那一时代中国社会文化风俗，其画风既具有精致的异国风情画所要求的优雅和细致，又不同于当时法国占主流地位的东方主义流派，而富有一种“乡野”的景观，浓重地烙上了英国插图绘画传统、18世纪继承下来的“中国工艺品”传统和别致浪漫美学等多重印记，使其作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绘画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对同代和后世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如儒勒·凡尔纳、乔治·桑、阿尔封斯·德·拉马丁、泰奥菲尔·戈蒂埃、甚至夏尔·波德莱尔都产生过影响。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之旅及其所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朝野和社会公众产生强烈的反响，当年对画家环球之旅持怀疑态度的巴尔扎克也欣然命笔，在1842年10月14日 18日的“立法机构”报上连载长文，向这位“真诚、正直”的旅行画家表示敬意：“……博尔热先生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的雅克蒙(Jacquemont)，法国政府派他到中国去完成其作品，并非是一个疯狂之举。他是个真诚、正直的人，当然也是个拥有同样品质的旅行家；而并非所有旅行家都具备这种品质。他的这种风格，掺进温馨的玩笑作佐料，使其记述更为生动有趣，使读者易于领会其中的含义。”①法国公众之所以对这部作品产生浓烈的兴趣，不仅是书中这些别具风骨的图画，更在于其中准确生动的文字，为他们提供了知之甚少的中国信息。巴尔扎克也称赞它是一部“纪实性的书”，预言“如果这本书不是在巴黎出版，如果作者用英文写就并在伦敦出版，那它在一个上午之内就将被出售商店销售一空。”果然不出所料，《中国和中国人》这本画册在巴黎出版不到一年之后就被翻译成英语②，在英国广为传播，甚至有个叫托马斯·阿隆(Thomas Allom)的英国人还复制其中的某些画。巴尔扎克在肯定本书文字的“真实、有趣”和中国题材价值的同时，别具慧眼地看到它的作者认知和把握中国的限度，指出：“奥古斯特·博尔热先生在中国的旅行并没有过于深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中国。”①一如巴尔扎克童年所见到的屏风上的中国。在大清王朝锁国禁闭的情势下和鸦片战争一触即发的前夜，作为西方的旅人和画家，不可能在中国滞留太久、走得过远，因而也无法对中国做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但他确实为他所遭遇的中国文明的神秘性深深触动了，而他只是远远地让人们隐约地瞥见这些文明的身影：“那些岛屿的顶尖隐没在地平线的雾气中，我只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模糊的景象，这个角落的陆地将是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美丽梦想。”②这是历史留给他的遗憾，回到法国后，他一直怀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希望能去看看我们经过的地方附近的那些地域”，但历史终究没有给予他这个机遇。

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中译文本，据1842年巴黎出版的大开本《中国和中国人》(Auguste Borget，LaChine et les Chinois，in Folio，Paris，Goupil et Vibert，1842)和1999年法国伊苏登博物馆出版的《奥古斯特·博尔热：环游世界的游历家画家》(Auguste Borget,peintre-voya-geur autour du monde，dessins&peintures，Musee del’Hospice Saint—Roch 1999)两书授权编译而成，内容包括：《中国和中国人》中画家旅行中国时的信札摘录和32幅双色石版印刷的版画插图①，《环游世界的游历家画家》中的研究资料和部分插图，巴尔扎克论《中国和中国人》一文，中译书名为：《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画家的中国信札及相关研究文字由张群和我本人合作译出，刘阳协助审阅部分译稿，巴尔扎克一文为刘阳所译，全书文稿皆由我审读修订编成，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限制，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斧正。

本书得以面世而呈现于广大读者之前，首先得感谢已故法国文学研究权威李健吾先生的启发，15年前读他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使我获知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与中国关系的信息，才由此而开始这一课题的追索。其次要感谢卢浮官美术图书馆、伊苏登奥斯皮司·圣罗克(Hospice Saint—Roch)博物馆、楼梯书店的法国朋友，感谢他们授权我在中国翻译出版这部珍贵的著作，并为我拍摄或购买原版图书提供诸多方便。最后，还应当感谢张弛博士，前年访学巴黎期间，是他在百忙中不辞辛劳陪我两次去图书馆拍摄原版画册，感谢本书两位合作者张群女士、刘阳博士的通力协助。

钱林森，2006年1月8日，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