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哈柏斯塔姆以七年的时间来观察记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五家美国著名媒体及其记者、编辑、发行人的历史，以及他们与美国政客、政府、政治之间互动的关系。他那流畅的笔触和剪裁的天才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而其严格对待史实的态度和深刻的历史观察力亦被专家学者所认可，使本书成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最畅销之书。

哈伯斯塔姆以浩瀚的历史资料为背景，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20世纪美国新闻政治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结尾，新闻界、政界、人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美国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乃至老年人与年轻人、黑人与白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差距。这些事件主要包括50年代的麦卡锡事件；60年代的猪湾事件，柏林墙，氢弹，总统遇刺，越南战争，大城市的种族暴动，大学校园里的暴动，参议员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越南取胜的诺言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公开说脏话骂人问题，吸毒，州立肯特大学事件，美莱事件，接近萧条，以及水门事件等等。在这些事件背后，一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另一些人不相信新闻，而政府和新闻界彼此又都鼓励人们不要相信另一方。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将胡佛以后的历届总统作了穿插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一部活脱脱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其间，新闻成为了政治的一条主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结构，而政治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形成；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人物的取舍，而政界首脑又在某些情况下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界巨头和政界首脑之间的关系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有时甚至是互不相让，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闻巨头不涉足政治，报纸就办不下去；而政界首脑离开了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政界首脑。新闻成为了政治，产生着权力，本身也就成了政治权力。这部历史蔚为大观，变化多端，令人瞠目，引人入胜。同时，作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放大了的历史细部，有着唤起人们思辨的力量。

前言

第一部

001 当代广播之父：比尔·佩利

002 新闻人兼传教士：亨利·卢斯

003 钱德勒王朝

004 最杰出的评论员：埃德·默罗

005 从丈人到女婿：《华盛顿邮报》

第二部

006 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

007 摄影机时代：CBS

008 钱德勒王朝的兴替

009 报起报落十年间

010 肯尼迪-电视-尼克松

011 加州州长落选人

012 《时代》的时代

013 菲尔·格雷厄姆之死

014 第一位电视总统

015 改革的代价：《洛杉矶时报》

第三部

016 飘摇的电视新闻：CBS

017 时代公司打越战

018 CBS的越战报道

019 《华盛顿邮报》除旧布新

020 记者挂帅：《时代周刊》

021 总编辑风波：《洛杉矶时报》

022 五角大楼文件：《华盛顿邮报》

第四部

023 尼克松大败新闻界

024 水门乍开：《华盛顿邮报》

025 水门案追击战：《洛杉矶时报》

026 骑虎难下的《华盛顿邮报》

027 水门事件与CBS

028 徘徊水门前：《时代周刊》

029 三名记者的竞赛

030 水门事件外一章：《洛杉矶时报》

031 《时代周刊》的最佳消息来源

032 尼克松卷铺盖

尾声

033 世代交替：《华盛顿邮报》

034 购并再购并：《洛杉矶时报》

035 传播帝国多角化：《时代周刊》

036 老板不死：CBS

美国政权的形成：新闻与政治的关系（译者后记）

佩利家族买下CBS

萨姆’佩利是靠国会雪茄公司(the Congress Cigar Company)发的财。雪茄的外包烟盒上的拉·佩林娜头像据说酷似萨姆的妻子，比尔的母亲戈尔迪(Goldie Paley)。萨姆·佩利的父亲艾萨克·佩利(Isaac Paleyr)，是俄国的富商，在基辅附近一小镇做木材生意。19世纪末叶，他的财富在大多数俄国犹太人中首屈一指，但他非常不满俄国社会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更对源远流长的浓厚反犹空气深恶痛绝。因而不时萌发移居美国的念头。当时，相当多的东欧犹太人向往着美国这个遥远的奇迹，迁徙之举不免轻率盲动。艾萨克·佩利则大不同，他也看到美国值得一闯。但仍购了一张头等舱船票，先来一次调查旅行。考察结果使他大为满意，返回俄国后就决定搬迁。1890年左右，艾萨克·佩利，包括年轻的萨姆在内举家西行。他先住在芝加哥，手上攥紧大把股票，盼望过一种斯文派头的半公寓生活。与高朋贵友围坐俄国茶炊，边恣肆高谈阔论，边像俄国人似的品呷加糖的茶水；旧大陆思想知识界的激荡风云和剧烈冲突得以在新大陆更加广阔的自由开放中宣泄。

艾萨克无意让其子萨姆寻找工作，他希望他跻身学界。不幸的是艾萨克·佩利的投资是一场春梦。股票暴跌，他输得精光。结果少年萨姆只好去工作，帮助父亲维持全家生计，这一结局殊非艾萨克·佩利所料。萨姆．佩利聪明过人，雄心勃勃，还具有企业家的胆魄。他先裹制雪茄出售，很快就雇人扩大生产，接着办起了一个又一个厂子。他干劲冲天，天生一套掺和烟丝的绝技，能自然地感知烟叶质地，懂得如何将两三种不同的品系加以混合产生出奇异的香味。他一下成为烟业行家，跃居当时雪茄生意功成名遂者之榜首。他的成功乃是天才所为。最后，当大萧条来临之前，他将产业卖了三千万美元。

由于他有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萨姆·佩利比任何人都更坚定相信他的儿子将成为懂得艰苦奋斗意义的严肃的年轻人。比尔不单要进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这所美国的最好学堂之一发奋读书，而且还必须在雪茄公司从基层起逐级实践。比尔·佩利就这样做，他发现做雪茄生意犹如当严厉的监工，为了廉价地大量生产雪茄，既不允许妇人之仁，也不允许账务差错。利润的刃口非常单薄。看着儿子经营有方，萨姆·佩利甚感欣慰。比尔很会购买烟草，更善于出售。他在使人们相信“众所欲者正是他之所欲”这方面显得艺高一筹。不过，萨姆·佩利认为没有必要因循旧章，让儿子取代他接手家产创新建业。到1928年，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购买新兴的广播网哥伦比亚公司的机会终于来临。萨姆·佩利对广播电台的光辉前景早已笃信不疑，拿出家产中的四十万美元，鼓励儿子大展宏图。当时，国会雪茄公司刚刚出售给狄龙·里德(Dilion R二ad)。按照合同，萨姆和杰克还将再干五年。比尔趁机抽身脱离旧业，一身轻松地跨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萨姆对儿子的选择激动万分，他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非出现两种结局：一是很快破产，从而比雪茄生意更无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充其量黯然神伤地把儿子接回来；二是很快大发，这意味着像他儿子威廉·塞缪尔-佩利(William Samuel Paley)这样的青年人才的解放。事实证明广播电台比雪茄更称得上宏图大业。

在佩利家族购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比尔·佩利年方二十七。当时，广播网管理不善，他不得不在纽约花一些时间重组班子，然后才回到费城照管家业。他不想再经营雪茄。那时，建立两年之久的全国广播公司已拥有居主导地位的广播网络。这个网络很大，分为两个部分，名日“红网”和“蓝网”(蓝网于1941年秉承政府旨意出售，组成美国广播公司ABC)。在比尔接手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能否生存尚是未定之数。电台广播前无先例，现状又是如此岌岌可危，因而大多数态度严肃的人都以为其前途凶多吉少。然而电台广播终究在一定程度上化险为夷，这就是全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控制着电讯，还同一些最负盛名的歌手签订合同，让其为公司录制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28年尚无自己的发射台，仅有的十六个分支机构也经常赔本，只好在派拉蒙大厦(Paramount Tower)屈居小小的一层。

比尔·佩利拨云见日。五十年来他一直高踞于现代广播事业之巅，先是电台，尔后是电视。说来挺简单，他不过是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更多地为形形色色的公司宣传了无数的产品；在花样繁多的节目中，播出了数量浩如烟海的娱乐性节目。他本人就是一篇美国20世纪兴旺发达的令人惊愕的传奇故事。这个世纪的先期的天才们极大地繁荣了生产，后起之秀们则最大限度地加以了宣传，真可谓相得益彰。比尔·佩利恰恰处于这个时代各种伟大力量的中心。他把美国小贩大吹大擂叫卖的力气同具有爆炸性威力的新技术天衣无缝巧加结合，并与自己的追随者一道，极大地左右和影响了美国人的时尚观念与文化。他把美国家庭变成了市场的聚焦点，而在20世纪初，仅有少数沿街叫卖的小贩偶尔钻进美国人家里售货。及至中叶，这个国家尝尽甜头的商人们，就已把神秘不可思议的电子脉冲束不间断地发射进这个新开拓的市场，不屈不挠地宣传美国之梦，大力兜售无穷无尽的物质商品。尽量地买吧，美国之梦才会马上实现！P4-6

现代传播学很像是古时的哲学。当传播学今成显学，我们已经很难为其划出具体疆界，因为它几乎涉猎了所有学科。不仅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被包括其中，而且诸如生物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网络学等自然科学同样为传播理论的形成及流变提供源头活水。

今天，倘使我们走进“柏拉图洞穴”和柏拉图试图建立的“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不难发现，这位希腊哲人穷其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政治传播学。

传播学攻城略地，有学者甚至将文明的生息与传播直接联系起来。正如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所指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由此出发，这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以媒介为标准，将人类文明分为埃及文明(莎纸草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等九个阶断。倘使英尼斯今天仍然健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互联网文明”。有人可能认为英氏分期法粗枝大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将人类早期的集市看成是一种用来传递货币与商品的媒介，同样也可以将商业文明视为这种“集市媒介”的延伸。

笔者并非英尼斯那样的坚定的媒介决定论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物理或生物学的角度来观望这个世界，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传播创世纪”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上帝，传播就是那只推动世界的上帝之手。无论是生命最初的形成，还是人在社会中的交相成长，无论是人类早期的自由迁徙，还是今天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人们藏之名山的著书立说，还是旨在传宗接代的婚姻生活，凡此种种，归根到底都拜赐于人类始于远古、一以贯之的“传播精神”。有理由认为，正是这种“传播天性”，使人类不可避免地从一个个封闭社会逐步升级到更加开放的社会。开放因此和人类一样面向未来，生生不息，未有终点。

英尼斯十分迷恋古希腊的口头传统。面对印刷术的发明，他曾经不无悲情地慨叹这种“文明的倒退”，“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所以，“希腊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却逐渐衰落了”。但是，英尼斯的自相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后他同样指出，正是广播和喇叭的发明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换言之，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谈到“媒体是威望的消费者”时有这样一段评价：“古希腊在一代人中也许能造就一万个或者两万个小希特勒，而现在的德国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造就几百万个小希特勒。”随着媒体手段和技术的飞跃发展，过去古希腊城邦的一个政治领袖或煽动家只能以他的声音所及的千百人为限，而现在一个政治领袖的话能够通过印刷文字、无线电波、卫星电视传给亿万人。塔尔德同样指出：“要动员2万名雅典市民也许需要30位演说家，而现在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位的新闻记者就能唤醒4000万法国人。”如此说来，整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了眼睛和耳朵一起支配的文明时期。我们司空见惯的“耳濡目染”同样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媒体的奴仆。

在我看来，无论是耳朵支配文明，还是眼睛支配文明，这都是一种受感官直接支配的文明。如果我们的社会想取得进步，就必须让这种被动局面有所改观。如圣·埃克绪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句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同样，当我们倾听广播，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灵。唯其如此，我们才是传播世界里真实的主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投射装置。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英尼斯所提出的“媒介”赋予更辽阔的视野与内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人即信息的集合体。且不说生命的遗传包含着生命信息的传承，从社会化成长的角度来看，人们关于信息的获得与提取同样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我们认定社会控制是一场关乎“信息决定行为”的战争，那么我们便可以轻松抛弃有关人类“性善”或“性恶”的无谓争论。媒介支配生活，监狱同样是一种媒介。透过福柯解构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我们发现犯人们之所以循规蹈矩地生活，只是因为他们处于被监视的“信息不对称”之中。当老大哥的暴力与偷窥合而为一时，每个人其实都处于一种被“瞄准射击”的状态。就像影片《狙击电话亭》(Phone Bootlh)里那位困在电话亭里的纽约青年一样，在暴力面前，人们不得不受命于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而无条件地顺从变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j陆“循规蹈矩”断定犯人或者那些被偷窥绑架的人正在做着有德行的事情。关于这个结论，相信在我们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旷世杰作《一九八四》时同样深有体会。制度是一种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种文明的形态与生息。

无疑，新闻媒体是大家最能视为“媒介”的一种力量。国内亦有学者指出美国新闻界“把‘新闻自由’当做打猎执照，任意瞄准、射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媒体的真相。一方面，媒体担当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英雄；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滥用职权、公器私用。无疑，前者因为守护社会给世界带来了希望，而后者则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媒体的有限性。如利昂·弗林特(Leon M．Flint)在《报纸的良知》中写道：“自由不是说报刊可以无所顾忌地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宣扬犯罪，或者破坏有组织的社会”、“自由不是使社会败坏的许可证”。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作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报纸和独裁政府一样拒绝社会监督，最终必定会和资本与权力合流而失去公义与底线，威胁到公民社会的安全。如果我们像法国人那样意识到“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那么就应该让这个政府受到社会的监督。

即使今日，我们同样看到，当许多中国人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天价房屋时，我们同样听到有房地产商以收回广告投放为筹码，对一些报刊发出威胁，以此封杀反对派学者捍卫民权的声音。资本对媒体的侵蚀是有目共睹的。早些年做新闻时，我甚至看到某个保健产品在一家报纸的广告版上以“本报讯”的形式堂而皇之地吹嘘自己的产品。由此可见，一些中国媒体在广告面前是如何失去了自己的立场。

必须承认的是，在对中西媒体进行批评时，由于国情各不相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语境落差”。这就是我说的，考虑到各自所处的时代坐标不同，紧要任务不同，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一种“虽自由无以言说”的困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全世界面临着一个真实的困境。即，随着全球化与“社会市场化”的加速，以社会利益标榜的“第四种权力”正在蜕变为一个空壳，失去了制衡其他权力的真义与初衷。

如莫斯科维奇所指出，在沙龙和咖啡馆文化盛行的欧美，人们对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Agora)常常具有一种怀旧之情。那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然而当媒体以一种意见掮客的身份出现时，人们总是难免对它时刻警惕。如果说广场上的交流打破了等级森严的壁垒，那么报纸在传播信息时同样勾搭了壁垒。正是对于个体权利的这种敏感，使西方知识分子对媒体保持着一种批评的传统。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将媒体比做“国家的统治者”，“做一名新闻记者就是在文字的共和国里做一名地方总督”。塔德同样认为报纸把人们从广场、咖啡馆和剧院赶回到家里，并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伪造的论战场面和观点一致的幻觉取代了交流和争论”。随着媒体的发展，报纸取代了交流，并消除了小组讨论的作用。每一个个体都是单独地面对报纸和电视，并独自对报纸和电视的信息和建议作出反应。更糟糕的是，如莫斯科维奇所揭示，“对报纸上的评论、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或收音机里的声音表示赞成、讥笑、否定、纠正或回应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现在我们只能被动地受它们控制，屈从于印刷出来的东西或者拍摄下来的形象之权威(《群氓的时代》)”。

童年在电视文化面前消逝了。当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通过《娱乐至死》嘲笑由印刷机开创的“阐释时代”已经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时，《媒介与权势》的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对今日美国新闻界的合本逐末提出尖锐的批评：“当我们似乎在教导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自由的真谛时，我们也许该反省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不寻常的自由。现在电视制作人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下世纪》(The Next Centry)]。最有意思的媒介批评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在他眼里，美国媒体盛产“煤油新闻”，“记者们将煤油倾倒在任何冒烟的地方，甚至都来不及看看到底什么在冒烟以及为什么冒烟”。

巴黎大学的吕西安·斯费兹(Lucien Sfez)教授感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耳不闻”的传播时代，我们什么都听，什么也听不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群体的催眠与操纵。所幸，不少欧美知识分子意识到“巨无霸媒体”的形成已经开始威胁到民主。20世纪90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中指出，新闻媒体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否则它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这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扬名的坚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媒体审查的必菩性，让其志同道合者匪夷所思。紧随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批判电视》中对新闻记者在权力与资本面前所表现出的自律与同谋忧心忡忡。诡谲的是，布迪厄“反驳电视机”的演讲，却是通过他批判的电视讲话的形式完成的。对此，《外交世界》总编辑拉莫内在《第五种权力》一文中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当无冕之王不但背叛了人民，而且带着军火辎重投奔了权力与资本时，我们将如何奋起自卫?

在世界各地，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以“主流媒体”自居的“传媒恶势力”，不但不维护民权，反而与民主宪政为敌。

美国学者保罗·库兹(Paul Kurtz)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媒体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便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替代人们当家做主的混乱局面。无疑，当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众观点被媒体过滤，原本完整的社会理性就像陆地一样被海水冲去一角。长此以往，民主必将失去立锥之地。

谈到“媒主”，不由得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忙碌于市井街衢、穿行于家长里短中的“媒婆”。这些婆姨嘴上长痣，能说会道，“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不可否认的是，当被说媒的双方放弃求证的精神，或者说任由媒婆海阔天空地吹牛，最后拼搭成对，多半是有一方要吃亏的。不可否认的是，当媒体失去公义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过如此，信息过滤与原创谎言使“媒主”代替了“民主”，缔造了无数辛酸孽缘。媒体本应担当“民间议会”的重任，然而，如果该议会完全被权力与资本控制，那么其在“肯定”与“重复”中树立的只是资本与权力的领袖权威，而非公共舆论本身。

应该看到，政党与其他社会团体喜欢依助媒体为自己开辟疆土，恐怖分子同样醉心于利用媒体为自己营销，通过媒体绑架人民。如鲍德里亚所说，恐怖主义是对准沉默的大众的一种“残忍戏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媒体在推动人类进步征程中的作用，就像我们不能因为麦卡锡主义曾经盛行一时而否认美国议会的价值。显然，在我们关注媒介与权势时，更应该关注媒体背后的黑暗力量。在我们遥控电视时，更要了解我们究竟被谁遥控。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乎信息传播的救赎史。事实上，我们对媒体持某种批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媒体或者公共舆论。与此相反，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让媒体回归社会的怀抱，担当保卫社会和推进人类进步的伟大责任。

狄更斯说：“没有坏人，就不会有好律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身处“乱世之中”的新闻记者与评论员。就像我们回顾知识分子的担当时会立即想起艾米尔·左拉在“德累弗斯案”中的舍身参与，在世界波澜壮阔的新闻史上，我们同样记住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这个名字。

默罗是CBS的王牌评论员。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位“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的英雄和人物”，在那个为意识形态疯癫的时代，凭借自己的赤子之心与麦卡锡主义斗智斗勇，捍卫了美国媒体的尊严。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广播的政治压力已经膨胀起来。麦卡锡主义出现在广播网中，列出了黑名单，从政治上对广播公司和赞助人施加压力。“这是大怯懦时期，许多有才干的人销声匿迹。”(哈伯斯塔姆)而默罗本人，这个“自由言论和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一个典型的政治上的温和派”，在不知不觉中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保护他受到右派攻击和扣上红帽子的工作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默罗从“现在请听”、(Hear It Now)转到“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时，和许多人一样，一开始默罗对电视持怀疑态度，因为电视“远离纸墨的纯洁，接近表演的天地”。但是，默罗成功地促成了这场转变——“只是默罗本人开始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之后，这些人才开始尊重电视”。所幸在美国，即使是在麦卡锡主义流行时，媒体也没有沦为政治、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通过“现在请看”这个节目，“在平坦大地上赫然耸立”的默罗使麦卡锡主义原形毕露。如默罗所说，我们不是心怀恐惧的人的后裔，不是来自不敢写、不敢说、不敢交往、不敢保卫尚不普及的事业的人的后裔，我们不能让恐惧驱赶理性，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天黑道晚安，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晚安，好运(good night，and good luck)”这句节目结束语，后来成为一部反映默罗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电影的片名。无疑，该电影和哈伯斯塔姆笔下的默罗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史诗一般壮阔的记忆。

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重读《媒介与权势》，回顾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时，更应该看到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并让他们的挫折与困苦长存于心。所谓有希望的人生，或许就是赢得一场关于自我价值传播的战争。

西方世界历来将新闻界人物称为无冕之王，又将他们视为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第四集团”。这些说法由来已久，不无道理。尝尽个中滋味因而感触良深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Richard：Nixon，Leaders，A Warh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1982)一书的序言里不无感慨地评述道：“我认识新闻界的领袖们，例如亨利·R.卢斯，他们对世界的影响要比许多国家的领袖大得多。”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就美国人的精神状态说过这样诙谐的话：“美国人可以省掉别的一切，只要有面包和报纸就可以生活。”由此可见，美国人和报纸，美国新闻和政治，其关系是何等的密切。笔者在翻译《媒介与权势》一书的过程中，参考了一些有关西方新闻业的书籍，本文拟借助这些背景资料，向读者介绍美国庞大的、垄断化的新闻机构——报业、杂志业、电视业，介绍陷入“信任危机”恶性循环中的美国新闻业，并考察美国新闻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借此剖析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

一早期的美国新闻业——回顾

早在殖民时期的1690年9月25日，本杰明·哈里斯就在波士顿创办了名叫《国内外要闻》的美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报纸。本杰明·哈里斯创办的这份报纸共有四个版面，报纸出版时只印三个版面，第四版是空白，留着让读者在传阅时把自己知道的新闻用笔添上去。那份报纸有6×10．25英寸大小，然而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在出了一期后即遭查禁。

由于美国历史本身的短暂，这份殖民地时代的报纸也完全是模仿英国的。追根溯源，美国新闻业最早仍是发源于欧洲，其后才在美国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美国17世纪出现的那些“科兰特”，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更早的欧洲类似出版物的痕迹。

最原始的美国新闻业，其生产工具是手摇印刷机，通讯系统则是快马、信鸽加帆船。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在他们合写的《美国新闻史》一书中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新闻传递状况有这样的描述：在美国“下南部地区，新闻事件自发生之日至见报的平均时间间隔由19世纪20年代的二十九天，缩短至50年代的十天”。而国际新闻则更慢，“《查尔斯顿信使报》首先在美国披露了1814年底美英双方签订和约的新闻，该报的船只新闻记者在和约签订后七个星期便获悉了这一消息”。

到了19世纪30年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蒸汽轮船、火车铁路、电磁电报和蒸汽印刷机相继取代了帆船，快马、信鸽和手摇印刷机。新的技术手段使新闻报刊的生产和报道速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对新闻事业的繁荣和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新闻报纸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廉价、快速和大批生产，而新技术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新闻报纸的上述特点的需要。

二美国新闻业的现状

今天的美国新闻业，犹如一个繁荣兴旺的工业部门，具有空前宏大的规模。纽约麦迪逊大街一片二十个街区长、四个街区宽的地区内，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批新闻传播中心总部，其中包括若干全国性的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总部，以及美联社(AP)和合众国际社(UPI)这两家主要通讯社，而这些通讯社又向全国上千家报纸和几百家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传递新闻和评论。这些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内那些成千上万的人们又操纵着西奥多．怀特所说的“最复杂的词汇、短语和思想的接线盘”和“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及最好的洗脑系统”。这些新闻机构每年生产几十亿个词，成千上万的书籍，数百部教学片和纪录片，昼夜不停地影响着他们的传播对象，去主宰他们的精神生活。  以美国最权威、最老牌的《纽约时报》为例，目前该报平日版销售额为八十余万份，星期日版达一百四十余万份；平日版有八十至一百版，星期日版竟达四百版以上。平日版分为A、B、C、D四组：A组为政治新闻和评论；B组为文理工商一般新闻；C组为娱乐、生活、艺术节目；D组为市场状况、银行股票信息。各组均有二十至三十版。该报可谓庞杂无比，难怪有人将它称为“百货商店”。该报机构异常庞大。“它拥有五千名工作人员：其中印刷工人七百名；记者总人数为三百名，其中驻华盛顿记者五十名，驻国内各地记者二十名，海外特派记者五十名(其中一名驻北京)；此外尚有十三名摄影记者，他们平均每天可从各地发回照片二百五十张。该报每年新闻采访方面的费用达三千五百万美元……”仅此一家报纸的规模已如此庞大，而目前美国经营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报纸就有六百三十余家，加上掌握在这六百三十余家大报手中的一千一百余家小报纸(相互间是股份关系)，全美国共有一千七百佘家报纸。

某些报业集团的势力非常大，他们常向地方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大量投资以攫取大量的股份。美国报刊业的收入几乎相当于美国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点五，其从业人员已近四十万，从下面表格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美国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在美国，每天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看报，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看电视和听广播。这些新闻传播工具以快捷和先进的手段传递着新闻，影响着美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美国不同阶层、政见、民族、宗教、肤色、职业、收入、性别、年龄、文化的各色人等的思想、意见、喜恶、同情、敌视、赞同、偏见、所思所急、七情六欲。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冲击，新闻业也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今天电子计算机、电视光纤通信、激光、光盘技术、全息摄影、微缩技术、数据库系统、数值信息、文章信息、图像信息、传真信息、声音信息、图像应答系统、公用天线电视、高速传真、电视电话、电视会议、电子邮政、通讯卫星、广播卫星等等新型传播手段的出现，导致了新闻信息采集、制作、处理、加工、收发和传送等领域内的根本性变化。因此，新闻的含义已经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今天的新闻业，从它的规模和影响的程度来看，已远非经典的新闻定义所能包容了。今天的美国人，把新闻称之为“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新闻学也被称为大众传播学，新闻工具则被称之为“传播媒介”(包括广播、电视、报刊、图书、唱片、录音带、电影等)。今天，电视图像新闻通过空间中继卫星，可在一瞬间将电视实况录像的电磁波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辐射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使新闻实况几乎是同步地出现在每一台电视机的荧光屏上。历次总统竞选的辩论，重大事件的听证会，例如麦卡锡听证会，水门听证会等，1963年11月25日暗杀肯尼迪总统的职业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德在由达拉斯警察局转移至监狱途中被人用枪当场击毙，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阿波罗号”飞向月球，乃至最近才发生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致使七名宇航员罹难等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的新闻场面，均是通过通讯卫星由电视网现场实况转播的。

显然，可以这样说，增大报纸的发行量，增加电视的发射频道，就意味着大大地增加了新闻机构施加政治影响的力量。我们在考察美国新闻业的现状时，不得不意识到，高科技因素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新闻概念已经面目全非，并使得新闻与政治、政界首脑，与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三信任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业

新闻传播手段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致使某些人对此产生了一些过激的看法。例如，美国前联邦通讯委员会成员尼古拉斯‘约翰逊在《如何反驳你的电视机》一书中就写道：“我们已经从一个以土地、资本或劳动力来衡量政治、经济权力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情报和人民的接触程度的时代。今天那些拥有最大政治、军事或经济权力的人物或机构，就是那些以最适用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大量新闻的那些人物或机构。”一句话，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已成为左右政治的关键。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其中也不无道理。早在1787年，当英国的新闻业介入政治斗争时，比尔克就已将新闻界称为“第四种权力”，《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迈克斯·弗兰克尔曾经在1971年9月《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谈道：“报刊能获得有关对外政策的有意义的新闻，是因为它曾设法使自己成为接触机密材料的成员之一，并且在把这些材料传递给政府其他部门和一般公众的过程中，表明自身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报刊明智而正确地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的原因。”而有关权威都一致认为新闻记者团是与政治、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而美国政府确实又是广泛地让新闻界来推行其政策，实现其目标的。美国的总统、国务卿、总统顾问及高级政府官员时常将外交、军事等秘密情报部分或全部提供给新闻记者，这些情况在美国一系列报刊、电视新闻及政治评述中是明显可见的。

美国人一方面离不开新闻，另一方面对新闻又充满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和敌视，由于美国报刊和电视日益肆意涉猎并公布美国人的私生活，新闻界采集信息所采取的监视、窃听、拆阅邮件等侵犯隐私的手段，以及新闻机构用先进的电子手段协助税务局、保险公司、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自传、有关的流言蜚语以及性格特征等方面的资料输入电子计算机，存人各种类别的档案，这使美国人民感到受到报刊电视的污辱、嘲弄、控制和毁灭。美国新闻机构愈是高度现代化，管理愈是严密、系统、家族化，美国人民愈是感到忧虑、痛苦、压抑、反感和仇视。那些美国记者、编辑、专栏作家为刊登关于某些公司及其业主的报道而受贿的事件，以及他们颠倒黑白，侵犯隐私，无端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去陷害别人的做法，使得每年控告新闻机构的诉讼案件达数百起。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新闻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相互勾结，那些被控告侵犯隐私的新闻记者仍能逍遥法外。凡此种种，美国新闻界和美国人民之间产生了愈来愈大的“信任差距”、“信任鸿沟”或“信任危机”，而那些被报刊、电视捧上总统宝座，尔后又使美国人民大感失望的美国总统，更加深了他们的愤懑。有关统计数字表明，在越南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宣传上，美国人民对美国新闻机构的信任程度已降到了最低点。四新闻界与政界首脑的关系

(一)无冕之王

美国新闻记者团既然是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存的一个部门，是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第四部门，那么，作为无冕之王的新闻界巨头和那些政界要人们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说新闻界巨头是无冕之王，这在美国并非戏言。这些新闻界人物常常不顾事情的真相，使一些人荣登高位，也使一些人身败名裂。他们披露政界要员丑闻，同时却又收买政客。这些报界巨头甚至把报纸作为工具，为自己竞选国会议员，争取入主白宫推波助澜，有许多政客则明显地被这些报界巨头玩弄于股掌。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美国若干届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均是说明这种情况的极好例证。

一

(二)水门事件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轰动全世界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Affair)，这是美国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腐败事件。当1969年3月尼克松决定秘密轰炸中立的柬埔寨后，参议院两次驳回了尼克松对最高法官的任命，白宫和国会之间加深了不信任情绪，后来公开侵略柬埔寨和枪杀四名州立肯特大学学生自身事件引起的群众游行，以及大量消息走漏，使白宫的气氛紧张起来。1970年6月，尼克松同意白宫助理汤姆·休斯顿提出的要求，让白宫、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组成一个国内安全小组。这个小组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对可疑者实施电话窃听和秘密搜查，并在某些情况下不受美国法律的制约。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此项建议遭到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断然拒绝。尼克松只得组织一些与任何官方机构不相关的人来干这些事。1969年5月到1971年2月期间，尼克松和基辛格允许该特别行动小组对四名记者和十三名官员实施了电话窃听方案。然而，随着1971年6月五角大楼事件的发表，尼克松担心自己一系列的丑行可能暴露，便批准建立了一个旨在堵住机密情报漏洞的白宫监视小组——即后来所谓的“管子工”。当精神病医生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准备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纽约时报》发表时，这些“管子工”非法闯进他家，企图找到足以败坏他个人名誉的私人材料。同时，白宫助理查尔斯-科尔森这个尼克松的亲信，把一份“重点名单”交给总统法律顾问约翰·迪安。这份包括二十余名“政敌”的名单后来又加以扩充，其中包括新闻记者、政客、电影明星和一些知名人士。他们想通过这些非法活动来破坏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其主要目标是搞掉当时呼声最高而力量最强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候选人资格，而让竞争能力较弱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中充当尼克松的对手，最终目的是让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1972年6月17日，当五名“管子工”成员，潜入华盛顿水门公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民主党主席劳伦斯‘奥布赖恩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时，被华盛顿警方当场逮捕。在《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穷追猛打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尽管尼克松本人及其政府一再狡赖，政府的几名要员最后还是锒铛入狱，这事件促成了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总统辞职。

(三)水门闯入事件的实质

美国历任总统在历次竞选中都干着诸如水门事件的丑恶行径，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恰好尼克松就因此声翻了船呢?当然，尼克松在事情业已败露的情况下，仍想欺骗美国人民，不愿认账，最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反感，形象越显卑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究其主要原因，这其中还有美国传统的地区观念、政治、经济等历史原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公司和三家主要电视网均位于美国东部，而且这几家新闻机构均是自由主义至上，他们对政府要员中的西部人总持敌视态度，而尼克松恰恰是个西部佬儿。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在电视上公开竞选总统惨遭败北，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再次败北后，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总结经验，终于奇迹般地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东山再起。此事使东部新闻界大为不满。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对新闻界人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冷落、排斥、打击、封锁，这已使东部新闻界大为光火，而1972年尼克松在中国之行中又大出风头，在大选中以绝对多数票获胜，这更使东部新闻界反对尼克松的人们气上加气，水门事件的后果便可想而知了。水门事件的结果是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宣布辞职。跟踪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获当年普利策新闻奖，利润大增，销量一下子超过了《纽约时报》。成群的年轻大学生趋之若鹜地涌到《华盛顿邮报》，想当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式的水门英雄。这两名水门英雄合写了《总统亲信》(All the President's Men)这本畅销书，名利双收。正像赵浩生先生1979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演讲时所说的那样：“美国新闻界把‘新闻自由’当做打猎执照，任意瞄准、射击。”对此，美国人民有两种看法：其一，新闻记者是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英雄；其二，新闻记者滥施职权，公报私仇。

(四)电视与美国总统

美国新闻记者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电视记者。在竞选总统的大选活动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选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时，“各电台的主播记者坐在装有冷气，高高在上的广播室中，指挥全场的记者采访新闻。代表和竞选人都希望被记者采访，自己可以在荧屏上出现。主播记者向被采访的对象问问题时，这个人对着麦克风回答。这些回答常常是最引人注意的新闻，电视观众可以直接听到看到，这完全是电视的天下，文字记者在这种场合就束手无策，自叹不如了”。电视记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三大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节目主持人，在那个黄金时间里，有几亿人在电视前注视着他们，他们对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任何政界要人。“一个黄金时间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年薪，大半在五十万美元以上，大大超过总统，超过他们访问的对象。NBC的女记者华特，以大胆提问出名，弄到几个大新闻，ABc给予年薪一百万美元，把她从NBC挖出来，成为‘百万广播女明星’。”由于电视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凡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要找最好的电视顾问来设计自己，电视顾问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总统候选人是否能取胜。第三十四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上台，第三十五届肯尼迪出奇制胜地击败尼克松，以及在第三十七届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东山再起，电视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电视的引入，也有其失败的一面。当美国人在自己客厅的电视屏幕上看见越南战场上那狂轰滥炸、尸横遍野的场面时，美国人民爆发了反战浪潮，使得约翰逊总统放弃竞选连任总统；当美国人民在电视屏幕上目睹水门事件国会调查听证会实况时，对尼克松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达到了高潮，结果导致尼克松辞职。电视这个新的传播工具导致了美国近年来政治上的两大悲剧。

(五)报纸与美国总统——数字显示

在下面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报刊在总统竞选中所起的作用。

表中统计数字表明：

1940年和1944年罗斯福同温德尔·威尔基和托马斯·E.杜威竞选时，支持罗斯福的日报的发行量在报纸发行总数中所占比例显然处于下降趋势。

1948年，虽然报纸对哈里·S.杜鲁门采取最不支持的态度，但他还是击败了杜威。

1952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数字显示他获得大多数报纸的支持，战胜了阿德莱·E.史蒂文森。

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获得二十二家发行量超过十万份的日报的支持。跃跃欲试的已做了八年副总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M·尼克松，虽然得到八十七家发行量超过十万份日报的支持，但还是饮恨败北。这次竞选中有十二家日报采取回避态度。这是自1944年以来民主党得到报纸支持最多的一次，因为历史上以发表社论方式支持总统候选人的日报，主要是在共和党方面。

1964年，由于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导致政治大动荡，其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南方人。当年，他在八十二家报纸的支持下，轻取巴里·M.戈德华特这个失意的共和党右派代表，戈德华特只得到十二家报纸支持。

1968年，形势突变，早已销声匿迹的理查德·M．尼克松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后，又出现在选民面前。由于是失败者，这次他得到了同情，七十八家报纸支持他，而只有二十八家支持他的对手休伯特．汉弗莱。这样，他终于东山再起。

1972年，六十六家大报支持尼克松，九家支持乔治·麦戈文，四十四家不表态。

1976年，在一百一十四家发行量超过十万份的日报中，五十家支持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二十一家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四十三家报纸投了空白票。

(六)记者与美国总统

报刊是新闻记者采访的结果，报道的执笔者是记者，而执笔者的主观性是可想而知的。罗斯福以后的历届总统和记者们的关系怎样呢?

第三十二届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记者关系处得较好，他健谈，时常直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拘礼仪地会见各大报驻白宫记者，虽然对报纸的某些批评文章也感到恼火，但对记者还是十分客气的。“他执政十二年中一共会见记者九百九十八次，平均每年八十三次。他通过电台广播‘炉边谈话’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他第一任期内只广播了八次；那四年中他通过举行三百四十次记者招待会，与美国人民加强交往，在下届总统竞选中赢得四十六个州的支持，大多数记者招待会都是很有新闻价值的。”罗斯福的秘书班子创造了总统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制度，但其后的历届总统都坚持得不好；“杜鲁门总统把记者招待会的平均次数从每年八十三次下降到四十二次。后来的年平均数是：艾森豪威尔二十四次，肯尼迪二十二次，约翰逊二十五次，尼克松七次，福特十六次，卡特二十六次。”

第三十三届总统哈里·S.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在总统任期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影响，使一切事情变得复杂化了。杜鲁门把记者招待会的地点移到行政大楼一个容纳二百多人的房间里，失去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那种亲密的气氛，使得总统记者招待会更加正规。这时开始使用麦克风，并批准将录音带用于新闻广播，面对大群记者的提问，杜鲁门在会前准备更加充分，措辞更加严谨。杜鲁门虽然努力和新闻界保持一种亲切的个人关系，但他时常遭到新闻界尖锐的批评，“他当总统期间举行了三百二十四次记者招待会，平均每月三到四次。总统在那些会上发表的一些突然的、无法预测的评论，往往使这个受原子能和冷战政治支配的时代发生奇怪的矛盾。”

第三十四届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总统竞选中岳败其对手阿德莱·E.史蒂文森，最典型地显示了作为新闻传播手段的电视技术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竞选前，他的电视顾问为他精心设计了一个足以赢得选民爱戴的形象——在欢呼的群众、飘扬的星条旗和华贵的夫人的衬托下，一位朴实、亲切、慈父般的人物——以及围绕这个形象而编造出的一个十分理想的故事和一连串的理论和政治口号。共和党竞选宣传班子为了顶住民主党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军人出身，制造了一个理论是：正因为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才知道战争的后果，才会给美国人民带来和平。电视和电视顾问们就这样把一个本来与政治无关的军人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以五星上将和美国英雄的面貌宣誓就职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期内同人们总是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关系。他思维敏捷，脑子运转得比嘴还快，时常在讲话中掉句子，他“继续举行从杜鲁门开始的大规模的正式的记者招待会，首次会议有二百五十名记者参加，最后一次会议有三百零九名记者参加，八年中举行了一百九十次记者招待会”。

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知名度远不如尼克松的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利用电视公开演说和尼克松辩论而出奇制胜地独占鳌头，从此他便深知电视的重要性。他首先“把电视实况转播引进记者招待会，这件创新的事有利有弊。驻白宫记者发现早在他们把消息发到编辑部之前，他们的报社已经在电视里观看了总统的答复。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种神秘气氛，已不复存在”。肯尼迪是一个很有风度的男子，在电视屏幕上他总是显得生气勃勃，年轻有为，沉着聪明，并且极富幽默感，有时又非常严肃，他是一个很上相的人。肯尼迪非常聪明，他喜欢让记者对他进行个人访问，并和一些记者交朋友。他用电视来塑造自己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宣传自己，同时也宣传他的政府和政策。他甚至搞了一个颇受美国人民欢迎的节目，那就是让他的夫人作为向导，带领人们参观白宫，从总统办公室一直到卧室，又把这些镜头加以录像，在电视上播放出来。他这一手颇得人心，以至于他遭枪杀后，美国举国哗然，群情激愤。

第三十六届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没有哪一位总统比林登·约翰逊与新闻记者的关系更亲密，然而也没有哪一位总统像他那样时运不济。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并未采取肯尼迪举办记者招待会那种办法去塑造自己的形象，也许他自知本身形象不如肯尼迪，也许他感到自己面对摄像镜头会发挥不好而举止失措。他采取的办法是：“把二十几个常来的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用食物招待他们和回答他们的问题。他把他们带到私人牧场举行烧烤全牲野餐会；他在白宫玫瑰花园与他们边散步边争论；他同他们一起游泳；他甚至举行了一百三十五次正规的记者招待会，略高于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的平均数。1964年，约翰逊凭本身的资格以空前的多数票和全国几乎全部大报(只有十几家除外)的支持而当选。”尽管如此，他时运不济，越南战争导致的反战情绪加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情况又随着越战的发展而愈加扩大，最终导致了1968年3月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中宣布他退休及和平谈判开始。

第三十七届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至于深受电视这个新玩意儿嘲弄，1960年在电视大辩论中惨败给肯尼迪的尼克松，他对新闻界的感受就不言而喻了。电视上形象不佳造成的惨痛教训，使他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努力改变自己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竞选广告一律聘请最有名望的电视摄影师制作，所有的镜头、文句、背景场面，都按事先导演好的脚本像拍电影那样严格地加以制作，而且用重金购买电视黄金时间去播放这些录像。虽然他经过多年修整，加上处心积虑地准备，终于在1968年因熟练地利用电视而东山再起，但他最终还是在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经电视大肆渲染后而被迫辞职。尼克松在政治生涯中几经沉浮，使得他成为电视时代美国人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最典型不过的政客演员。也许由于1960年总统竞选失败和接踵而至的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失败，尼克松对新闻界已经积怨甚深。他1968年当选为总统后，和新闻界的对立情绪就愈搞愈烈。在他任职期间，他很少举行正规的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在白宫头两年，平均每年举行十一次正规的记者招待会，但后来举行的次数愈来愈少，以三十八次的总数结束。”他任职期间，对新闻记者采取厌倦、冷淡、回避、封锁、控制的姿态，“他利用记者招待会‘提出关于新闻界的信用问题’”。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则到处发泄对新闻界的不满情绪，“他声称占有多样新闻工具的广播电视网和报纸(他最喜欢攻击的目标是《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格雷厄姆夫人的电视台)，对舆论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应该尽力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地报道和评论国家大事。阿格纽特别批评了广播网的管理部门，由于他们使用有强烈‘东部体制派偏见’的评论员，因而他们没有能在新闻和评论之间建立一道‘隔开的墙，”。如此官高位显的人物对新闻界进行如此直截了当的攻击，不难想象尼克松政府和新闻界的关系，以及尼克松水门事件落到新闻界手里的结局了。至于副总统阿格纽“1973年因贪污而被迫辞职，并遭到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罚款一万美元”的惩罚，当然更免不了要遭到“东部体制派”新闻机构的狠狠奚落了。

第三十八届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与人为善、较为实际的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因尼克松中途被迫辞职而担任总统。他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手时美国刚刚从越南脱身，通货膨胀率很高，人民对政府极为不满(主要因水门事件丑闻)。他刚上任一个月，新闻界因为他本人的素质，对他还略表欢迎，但随后在1974Jlz9月8日，他在水门事件调查还未结束之际便以总统身份对尼克松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予以全部赦免，此举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谴责，他的新闻秘书J．F．特霍斯特也辞职以示抗议。然而，福特毕竟还是把水门事件那些年代中人们缺少的那种谦逊的作风带到了白宫。福特在他忙碌的两年半执政时期内，举行了三十九次正规的记者招待会，1975年十九次，1976年十五次以上。在福特总统的努力下，美国政局渐趋稳定。

第三十九届总统吉米·卡特

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中获胜后，才开始正式着手在国家重要部门重建信用的工作。他在任期内每两周举行一次正规的记者招待会，他设法让国会通过了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新条约和能源法案，安排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的戴维营会谈，与苏联达成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并与中国达成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五结语：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垄断和欺骗

《媒介与权势》(The Powers That Be)一书系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talberstare)于1972年至1979年，花费整整七年的时间，收集大量的背景资料写成的专著。哈伯斯塔姆20世纪50年代曾作为《纽约时报》驻外记者，长期在国外工作。1963年，他因由西贡发回的新闻报道而荣膺当年的普利策奖，从此蜚声新闻界，成为名噪一时的明星记者。1965年后，他连续推出《陷入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远征》(The Unfinished Odyssey of RobertKennedy)、《胡志明——北越的领袖》(North Vietnamese Leader Ho Chi Minh)、《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等著作，成为最受美国人尊敬的记者之一。

《媒介与权势》一书主要以美国新闻界几大豪门的崛起为主线，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直至今天，美国社会、新闻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变化。几大豪门分别为：《时代》出版公司的卢斯家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佩利家族；《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家族；《洛杉矶时报》的钱德勒家族。也涉及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新闻机构的情况。

由于美国白种人主要源于哥伦布时期的欧洲人，美国文化主要源于欧洲文化，17世纪以前的美国新闻方式肇始于欧洲新闻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考察美国新闻史，从人到新闻方式本身，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无不和欧洲的文化乃至血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大量新技术的涌现，更加沟通了欧、美文化的交流。血腥的战争刺激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提高着战争的嗜血水平。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如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社会运转速度开始加快，文化、人口素质及其构成等均发生着急遽而深刻的变化。由此，美国新闻界面对着新的舞台、手段和要求，几大新闻家族的代表人物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感受、觉察、捕捉和把握这些或者是表相或者是实质的新因素。他们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时代发展趋势，时而感到洞若观火，成竹在胸，时而又感到虚幻和捉摸不定。逸出常规的事情层出不穷，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每每出错，招招失算，损失惨重，甚至遭致吞并和覆灭。谁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谁能以敏锐的眼光看到时代的发展趋势，谁就能够在搏斗中占取主动地位。这时，新文化、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新眼光、新智囊，以及很多新东西已经不仅仅代表着某种时尚，而是成为获取既得利益的武器。几大新闻家族在美国新闻界纵横捭阖，通过扩张、吞并，挣脱了自身的区域性枷锁，将自己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记者、公司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时，作为社会和政治之间媒介的新闻业告别了政治女仆的身份，以实实在在的，配合政府、国会、最高法院行动的“第四集团”的政治身份，取代了“第四等级”的身份。这时的新闻巨头，不仅开始和政界首脑平起平坐，而且开始担负起无冕之王——美国总统的塑造者——的角色。

哈伯斯塔姆以浩瀚的历史资料为背景，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20世纪美国新闻政治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结尾，新闻界、政界、人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美国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乃至老年人与年轻人、黑人与白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差距。这些事件主要包括50年代的麦卡锡事件，60年代的猪湾事件，柏林墙，氢弹，总统遇刺，越南战争，大城市的种族暴动，大学校园里的暴动，参议员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越南取胜的诺言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公开说脏话骂人问题，吸毒，州立肯特大学事件，美莱事件，接近萧条，以及水门事件等等。在这些事件背后，一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另一些人不相信新闻，而政府和新闻界彼此又都鼓励人们不要相信另一方。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将胡佛以后的历届总统作了穿插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一部活脱脱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其间，新闻成为了政治的一条主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结构，而政治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形成；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人物的取合，而政界首脑又在某些情况下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界巨头和政界首脑之间的关系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有时甚至是互不相让，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闻巨头不涉足政治，报纸就办不下去；而政界首脑离开了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政界首脑。新闻成为了政治，产生着权力，本身也就成了政治权力。这部历史蔚为大观，变化多端，令人瞠目，引人人胜。同时，作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细致人微，入木三分，放大了的历史细部，有着唤起人们思辨的力量。

另外，由于作者长期供职于《纽约时报》，从事新闻报道和写作，接触面广泛，谙悉世事，对国际国内政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因此，作者在本书中描述的事件和人物，涉及面相当深广。作者以纪实的手法、生动的文学笔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几大新闻豪门的家族史，他们的恋情，他们的联姻，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背景、个性、感情，乃至十分微妙的情感变化，也用相当的篇幅给我们勾画出了美国新闻界、政界、财界、司法界若干著名人物以及政客、法官、律师、记者、专栏作家、漫画家、社会名流的一幅幅速写像。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那些重大事件也都得到了条分缕析的描述。

由于作者用文学手法描写了过去的新闻事件和这些事件中的人物，以及把这些事件变成新闻报道，使之见诸于报刊、电台、电视的记者、编辑和主编们，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将这部鸿篇巨制的著作饶有兴味地读下去。其间，政界首脑们，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等；新闻界巨头，如亨利·R.卢斯、阿道夫·奥克斯、威廉·S.佩利、诺曼-钱德勒、哈里·钱德勒、奥蒂斯’钱德勒、凯瑟琳．格雷厄姆、菲利普·格雷厄姆、唐纳德·格雷厄姆、老前辈约瑟夫·普利策、政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杰出的主编C.范安达，这些人物都生动地跃然纸上。书中，这些在20世纪美国新闻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喜有忧而又活生生的。

通过此书，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美国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是什么，感受到美国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是怎样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工作，怎样在来自报纸杂志的发行人，广播、电台台长和经理、主编、联邦政府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地方当局、商业公司、政治团体、教会、警察、法庭、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私人侦探机构的压力下工作，以及这些新闻工作者怎样比普通人要消耗更多的体力，精神上遭受更多的磨难，感受到美国新闻机构的集中和垄断是怎样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集中和垄断而发展起来，过去的美国垄断资本是怎样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垄断了新闻机构，今天的垄断资本又是怎样通过连锁董事会或多种经营公司等形式来垄断和控制各大新闻机构的。

通过此书，我们不难领悟赵浩生先生所言“美国总统是政治、广告、电视和大把钞票混合而成的产物”，从中看出美国总统和新闻、美国总统竞选幕后的深刻内容。通过此书，我们更不难看出，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是垄断和欺骗，是一千七百多种日报，一万一千多种杂志，九千多家广播电台，一千多家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两亿五千万美国男男女女的信息、观点和精神食粮的控制和影响。美国历来在全世界标榜自己的“新闻自由”，然而当我们读完此书后，不难得出一个明显的印象：新闻愈发达、愈重要、变得愈自由，也就愈深地陷入了社会政治之网，受到束缚——这已形成了一对矛盾，一种恶性循环。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以来，长年锁闭的中美关系大门逐渐打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及当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使得两国交往日趋频繁，合作领域也日渐扩展。对于美国文化、美国新闻事业、新闻发展史、美国新闻的现状、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当然也属于我们应及早了解的一部分。翻译此书的目的，正是希望对此交流做出一份贡献。

该书篇幅浩繁，新闻语体、口语较多。译文中必定存在纰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尹向泽

1986年夏重庆曾家岩

内容丰富，夹杂不为人知的轶闻……见解予人全新的观点……其剖析更人了解20世纪传媒的遥控巨人。

——《纽约时报》

哈柏斯塔姆是才华横溢的故事叙述者，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止气势磅礴而精彩的作品，不忍放下。

——《旧金山记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