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叱咤风云一时，如今烟花散去。他们隐于都市最繁华处，默默执著平淡无波。这十一位老人，风格迥异，各自精彩，书写了上海一个世纪多元的文化精神。

在愚园路那幢临街的小楼——施蛰存的多彩人生  1  

真知灼见育群英——徐中玉素描  37  

散落在桂叶草堂的册页——杜宣的书剑生涯  55  

捧着玫瑰采蔷薇——何满子剪影  85  

千年之外的平淡——王水照的学者风范  107  

掀开“文学是人学”的新乐章——钱谷融的散淡人生  121  

九叶诗人的世纪尾声——王辛笛的诗样年华  141  

丽娃河畔念着普希金——王智量印象  161  

只为听得蕉声翠——顾易生侧影  179  

六十年弯道相携转过——贾植芳的一世情缘  193

回首叫云飞风起——峻青人生赋  227  

后记  247

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开山大师，他被海外文艺界誉为“中国新文学大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后，他又成为治学严谨、独具创意的名教授，在诗学、词学、比较文学、金石碑刻与文物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因此荣获了上海文学艺术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

2003年11月19曰，阴雨绵绵。上午8点47分，施先生安详地离去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颗巨星就此陨落。

施先生去世前一年，也就是2002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曾拜访已届97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施先生的家在愚园路靠近江苏路口…幢临街的小洋楼里。沿着狭长的愚园路缓缓前行，只见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已脱尽了它华丽的叶子，只有坚挺的枝条在天际勾画出凛然的凤骨。施先生家那幢临街的三层洋楼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半个多世纪。它的尖顶，宽大阳台上罗马廊柱的两个拱形门洞，有着暗绿色木头百叶帘的落地钢P2窗，透射出浓浓的欧陆风情和骨子里的贵族气，令人不难想见它当年的气派和辉煌。

穿过不大的天井，沿着陡峭而狭窄的木头楼梯走到二楼，里边朝南的一间房间便是施先生的书房兼客厅兼餐厅兼卧室，这就是先生的“北山楼”书斋了。我敲门进去，见施先生正端坐在临窗书桌前的一张褐色的老藤椅上，这是他坐惯的位置。窗户朝南，温暖的阳光照着他。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台灯、笔墨、书籍和一些信件。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放满了书，有些凌乱。施先生看上去很清瘦，见了我，微微欠身，点头，示意我坐下。我上前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可他却大声说：“吆!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快用热水捂捂。”边说，边招呼保姆给我倒热茶……

施先生耳背经年，我只能和他笔谈，确切地说，是我用笔提问，施先生口述。谈话中，我发现他的烟瘾不小，几乎不断地在抽烟，不过抽的是雪茄，因为雪茄不像香烟那样容易生痰。他孙女说，施先生是把烟吞到喉咙，尚未进胸，就立即又吐出来，这样，烟的香味已尝，而烟的毒害則大都吐了出来。每天下午，他要喝杯牛奶咖啡，加几块饼干当点心。施先生的眼睛非常好，连老花镜都不用，说的是一口糯软的上海话。他的思维依然敏捷，说到兴头上，会冒出几句他特有的幽默话语。说起令他蜚声文坛的心理分析小说，施先生说：“文学如时装，也有时代的风尚，所谓‘心理分析派’、‘新感觉派’，都是上世纪30年代国际文学上的新风尚，我不过是受到了影响，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创作方法过时了，不流行了，成为历史了，我也不写小说了。”言语中的那种超然、淡然，不由让人生出一种别样的感动来。

这是一个真正悟透了，一切的老人。P3

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四年。

2001年初夏，《上海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葛昆元先生来向我约稿，我就同他谈起了写上海顶级文化名人的想法，葛先生觉得这个选题不错。于是我便开始了这项工作。

我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徐中玉先生。虽然当记者已有些年头了，釆访的人也不计其数，但要采访上海滩上名望很大的文化名人在我还是第一次，未免有些怯场。而徐先生是我母校的教授，又是中文系主任，他给我们上课时的亲切和蔼之状犹历历在目，于是，我把他作为我这个选题的第一位采访对象。

在徐先生家待了整整半天，他不厌其烦地和我聊了他的一些状况，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资料。后来，我又接连去拜访了他几次，并采访了徐先生的几位学生。正想动笔写作时，却遭遇了生命中巨大的不幸。在那个酷热的夏日，母亲在我毫无感知的情况下去世了。我是我母亲惟一的女儿，我无法原谅自己对母亲的疏忽，深深的内疚使我几乎无法做任何事情。

我失去了世界上最疼我的人。

我知道母亲是想成全我，她不愿意耽搁和占用我的时间，因此，她默默地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我真是大逆不道啊!

那段时间，我几乎无法人眠，睡着了又突然在半夜哭醒，好几次我梦见自己在陪母亲看病，醒来又泪湿一片。我多么愿意这是真的!

从那以后，我看世界的眼光也与以往大不一样了。我开始明白人世间的所谓名利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不会再羡慕嫉妒任何人，因为人是那样的脆弱，说没有就没有了。以前，我喜欢拍照，总想留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一位朋友曾对我的这种热衷淡淡地说过一句：“留不住的。”当时，我并不以为然，现在，才明白他说的一点不错。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去。

与此同时，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必须把你认为值得去做的事做好，你没有理由懈怠。”这是母亲在天之灵向我发出的指令。

就在那年年底，我写出了《风骨教授徐中玉》，发表在2002年元月改版后的《上海滩》上，从采访到完稿，其间隔了将近半年，这在我的采访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人知道，在那半年里，我经历了几乎脱胎换骨的痛苦。

虽然《风骨教授徐中玉》写得比较拘谨，但它却为我打开了采访一系列文化名人的窗口，我觉得我可以而且能够做成这件事了。

接着，我又釆写了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专家王智量教授，他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同时，我也是智量教授家的常客，对他的情况和为人比较熟悉，所以，很快写成了《才高情深的智量教授》，发表在2002年第二期《上海滩》杂志上。

文章刊出不久，编辑部接到两位读者的联名来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上海滩》改版之后，好文章接连不断……在‘人物述林’中，近两期的《风骨教授徐中玉》、《才高情深的智量教授》，生动介绍了上海教育界著名学者的经历和人品，这是新上海的新儒林，希望能一期接一期地推荐下去，上海是人才荟萃的大都市，知识圈里前浪激后浪，值得作更深更广的挖掘。”

葛先生把这封信给我看了，说真的，对于这两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我确实很感谢，是他们的鼓励和建议使我坚持着把这件事情持续不断地做了下去。

就这样，仅2002年一年里，《上海滩》杂志就连续八期推出了我写的7位上海文化名人。令我欣慰的是这些上海滩一流的文化名人几乎都认可了我的釆写，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在采写他们时，我时时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经受着一次次的洗礼，精神也在不断地升华。

2002年7月，《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釆写的《散淡闲人钱谷融》。之后，《文汇报·笔会》、《文学报》、《读者导报》等也先后转载了我采写的关于施蛰存、王辛笛、王智量等先生的文章。

最难忘的一次是对施蛰存先生的采访。

施先生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鼻祖，他18岁时，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小说集。上世纪30年代，出任了影响巨大的文学杂志《现代》的主编，那时，他几乎领导着典型的上海作家的生活方式。

我是在2002年的岁末采访施先生的，那时，他已届97岁高龄了。我去时，他穿着缎子睡袍端坐在窗前等我，虽是垂暮老人，却自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令我仰之。那天，我和施先生笔谈了很久，直到保姆提醒我，施先生近年来还从来没有接受过那么长时间的采访。我才想起他已是耄耋之年，而且，身体又不太好。事后，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呢!

第二年暮春时节，我又去看施先生，他还是那样穿着睡袍坐在窗前，保姆说他近期身体不太好，原以为他连清明都会捱不过去。她的言下之意是希望我不要多打扰施先生，我自然明白。施先生和我点点头，示意我坐下。他告诉我他已看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用绵软的上海话连说了好几句“谢谢”。我问先生最近好吗?他在纸上写道：“我今年98岁。老妻去世，非常寂寞。”我一时语塞，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话语来安慰眼前这位文化巨人。突然之间，我觉得他是那样的无助。他是在向我这个晚辈吐露他的心头郁闷呵!我的两眼瞬间潮湿了……

写到这里，我有点感伤。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些朋友就希望我把它们结集出版，说这将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这些上海滩文化名人的经历集结在一起就是一个时代 ”的文化缩影。同时，我还有一个隐秘而实在的愿望，那就是让所有的我釆访过的老人都能亲眼看到这本书。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高兴的。

可是，现在施蛰存先生和王辛笛先生已先后谢世，贾植芳先生的夫人任敏也去了。而我却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采访者。这使我更加急切地想让这本书尽快出版。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留下再多的遗憾了。

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郝铭鉴先生，虽然我久仰郝先生的大名，却和他素昧平生，假如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本书不会那么顺利地出版。我也要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鸣华先生对这本书出版的支持。当然，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滩》杂志的葛昆元先生，若没有他四年来不断地鼓励和帮助，这本书一定不会存在。我还要感谢沈善增先生，是他一次次向我指出该如何把这些文章写得更加完美，更加真实地传递出这些一流的上海文化名人的神韵。

窗外下着雨，是江南连绵的春雨。花架上的几盆薰衣草，在春雨的滋润下开出了一穗穗淡紫色的花。薰衣草的故乡在普罗旺斯，那是个安静的法国小山镇。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薰衣草，春天开花时，一大片紫色，把山野衬托得无比华贵。一阵风过，香满四野。

此刻，我眼前呈现出的就是这一大片绚丽高贵的紫色。

惜珍

2005年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