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涉及1949～1980年间党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情节波谲云诡，人物错综复杂，重要的是作者客观冷静的诠译。作者大多是亲历者、见证人，在再现一个个惊心动魄场景和叱咤风云人物的同时，客观冷静地表露了自己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以平实的笔触记录了1949～1980年间党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作者大多是亲历者、见证人，在再现一个个惊心动魄场景和叱咤风云人物的同时，客观冷静地表露了自己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要目：终生难忘的开国大典转播工作；召开八大前后片段回忆；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林彪的卫士长不得不说；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冒险上书——向毛泽东揭发迟群的前前后后；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终生难忘的开国大典转播工作

秦城监狱的由来

召开八大前后片段回忆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大跃进”在安徽毫县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1959年10月2日会谈记录

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到莫斯科会议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林彪的卫士长不得不说

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

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

冒险上书——向毛泽东揭发迟群的前前后后

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

临危受命，稳定上海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审理林彪、“四人帮”两案

功德林监狱

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地址在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故也称功德林监狱。这座监狱是民国4年(即1915年)建造的。

1949年5月，华北社会部进驻北平。我当时在华北社会部二室任审讯科长，审讯科有三个看守所，分别由蒋孚民、田世昌和白世栋担任所长。我们押解着300多名犯人从河北平山县进入北平，进京后审讯科及看守所就设置在德胜门外的原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这座监狱当时是由两个部门管辖，犯人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军区军法处关押的犯人；另一部分就是我带领审讯科管的犯人。犯人们由两个部门分别安置在东西监房内，各自管理。办公室也是一个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办公。1952年，军法处搬走后，所有房屋全部移交公安部一局四处(执行处)。

在“功德林”，我们面对的是简陋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同时担负着繁杂的和大量的工作任务。审讯室就设在监房，家属也跟着我们居住和生活在监房。1952年我们在“功德林”的大墙外边盖了一部分简易平房，作为监狱干部的家属住房。但由于数量很少，有一部分干部和家属还得住在监房中。

随着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犯人也陆续增加。除了我们审讯科入城时带进的几百名在押犯以外，以后又先后收押了一些“三反”、“镇反”等运动中清理出来的犯人以及一些专案犯人，监房愈发显得紧张。1954年以后，全国六个大区的战犯管理处撤销，全国除保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外，主要战犯多集中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此外，在这里还收押了一些外籍犯和特殊犯人。因此，当时犯人的管理问题成了预审工作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而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监房拥挤和管理上区别对待的问题。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我们所接管的功德林即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是不合格的。整个监狱从结构到设施都非常不合理，处处都是为摧残人犯而设置的，体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虐和不人道的本性。在这座监狱里没有放风场地，没有审讯室，也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厕所都没有。每个监舍的面积很小，还不足二平方米。为防止犯人逃跑，整个监狱的外形呈八卦形，每个八卦角是一栋监房，全部是砖木结构，监舍的出口很少，每扇门都设在“八卦”的角上，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监舍阴暗潮湿，再加上年久失修，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每逢刮风下雨，我们更是为犯人的人身安全担心，甚至在夜里连觉都睡不安稳，半夜常常跑到监房里去查看情况。当时，很多要犯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犯人身体虚弱，如果管理不好，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思想压力也是很大的。这方面的工作是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是讲政策的，讲人道主义的。而“功德林”的状况和条件远不能体现出这些，远远达不到党对犯人改造和管理工作的要求，这样的监狱是不能再维护下去了，我们确实需要建造一所能适应新中国公安工作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现代化监狱。

新监狱选址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们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要去解决。特别是美蒋反动派还很猖狂，空投特务、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针对当时的形势，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确定了建造新监狱的原则：监狱不要建在北京城里，离京城要远些，可以建在郊区或更远些的地方，甚至可以靠近山区、大同或内蒙古等边远地带。

1955年秋，我当时担任公安部直属一处处长，主管预审工作。根据罗瑞卿部长的指示精神，我和当时的办公厅副主任于光文及秘书朱慧开始了为新监狱选址的工作。

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监狱最合适，当时我们心中还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决定先围绕北京城外的东、南、西、北方圆几百里去实地考察，哪里合适就选定在哪里。我们三个人每天清晨出发，带上干粮和两暖瓶茶水，乘吉普车在漫无边际的京郊大地上苦苦寻找着、观察着，这种寻找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我们的行动是明确的，无非是远离京城的郊外或山区，以及有山有水又交通便利的地方。

我们首先奔向北京南郊的周口店一带，走遍了周口店周围十几里的平原，以及方圆二三十里以外的平原山丘，凡是吉普车能开进去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一漏过。就这样我们漫山遍野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理想的地方。

随后，我们改道奔向京郊的西山一带。在六爷坟周围，我们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址，这里山水幽幽，景色宜人，山上长着巨大成林的白皮松，山脚下是开阔的平原，绿草茵茵。这里的水质也很好，交通也比较便利，确实是建造监狱的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我们当时很高兴，马上报告了部领导。为此，徐子荣、杨奇清副部长等领导都相继亲临此地视察，也都感到满意。但后来将要具体运作时，北京军区的领导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公安部在这里建造监狱距离军区的设施太近，不同意我们在此地施工建监狱。无奈，只好因此作罢。我们继而又转向京城北面的回龙观地区，继续为新监狱选址。经勘察，这个地区的土质很差，多是很厚的沙土层，这种土质不利于打地基，只好放弃了。

经过大半年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秦城。此地位于北京西北远郊的昌平县境内，坐落在燕山脚下，与十三陵相连。南面是天然温泉小汤山，东邻陶峪口水库，西面是四通八达的大汤山。此地远离城市，一面依山，人口稀少，地理环境适于犯人的改造和关押。虽然当时比较荒凉，遍地荒山野草，野狼出没，但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好的。这里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几条公路通向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我们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认为此地建造监狱是很合适的，后经罗瑞卿部长拍板，决定将公安部的直属监狱建在秦城。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称为秦城监狱。

P6-9

党史是热门话题，有关党史的书籍铺天盖地，有关重大历吏事件回忆录的集子也很多。你面前的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

特点之一，编者以独特的视角选择从1921年到1980年近6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党史，路线斗争高于一切，而对社会的基本情况、工人状况、红军的状况却缺乏了解和介绍。项英的《1928年的中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李光(滕代远)的《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活状况》这些文章填补了这个空白。读者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从城市撤到农村、山区，能够东山再起，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中，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共产党以正确政策领导人民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特点之二，本书选用的回忆录均是关系到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事件，如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胜利等。特别应提出，建国前的28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三次转折，第一次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由合作到分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失败；第二次是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由战争转变为和平共处，建立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再由和平共处转变为战争，后者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无名氏《“四一二”大屠杀纪实》、戴镜元《从洛川会议到延安会谈》、李木苍《西安事变纪实》、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等文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这三次历史转折。

特点之三，选用的回忆录是同类回忆录中最具权威性的。其权威性不仅表现在作者是当事人，是亲历者，还表现在文章的写作时间是最早的，也就是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最近。如：陈潭秋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文的时间离大会召开仅15年。李达不仅是党的一大的代表，而且是在他的夫人安排下，与全体代表在一大的最后一天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滕代远的《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创立》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活状况》写于1935年。滕代远1928年底率红军上了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创建的全过程，为了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6月离开瑞金，赴莫斯科。当时，他和陈潭秋都在莫斯科，在和平环境之中，有时间从容写作。

特点之四，某些史实及见地与通行的说法迥异。毛泽东说，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本书尽量选用属于“少数派”的回忆，但它又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如李一氓的《抗战时期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钟子云的《回忆东北“八一五”光复初期的几个重要情况》等。

又如，李雪峰曾长期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回忆录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本书特意收入他关于八大前后中央书记处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

特点之五，史料弥足珍贵，一般读者难以见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从友好到反目，到进行长达数年之久的争论，以至两国关系破裂。中苏关系不仅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决定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发动和进行的。这一切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即已开始，而这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因中苏两党的不同看法加剧了彼此的分歧。在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后，1989年邓小平对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讲了许多空话。”本书特别收入俄罗斯公布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1958年、1959年的会谈记录，阎明复的《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到莫斯科会议》，使读者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是非曲直，读者自会判断。

特点之六，选择大家关心的问题。“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什么会仓皇出逃，国外不断地制造各种各样的说法，在许多人眼中一直是一个谜，并不相信中央的结论。本书特别收入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他们的身份引人注目，一位是林彪卫士长，一位是周恩来卫士长。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九·一三”事件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研究的素材、思考的余地。

“文化大革命”10年内，广大人民与“四人帮”斗争了10年。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到1975年的整顿，刘冰上书毛泽东，到1976年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死一个人，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件大事，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种种原因，事件已过去30年，真相并没有完全公布，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突破禁区，遴选了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写的《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将“四人帮”押解秦城买录》和苏振华秘书丑运洲写的《临危受命，稳定上海——苏振华上将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此3篇文章不仅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作了详尽的回顾，而且介绍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制定“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方针，及时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粉碎“四人帮”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结束“四人帮”对上海的长期统治，稳定大局，发展生产的盛况。同时还收入我和刘荣刚采访凌云关干1980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经过。这样，对于林彪、“四人帮”的灭亡有一个完整的交代。

本书仅有3篇文章是研究者所写，这就是周文的《坚持二十年游击战争的赣粤边》、林蕴晖的《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和张化的《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因其资料的珍贵、见解的独到而被收入本书。

我编这本书也是为了了却一个心愿。本书的文章有9篇是选自1951年底到1954年由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党史资料》，多多书当年由缪楚黄编辑。缪楚黄是党史界的前辈，1956年他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印了1505~，译成5种少数民族文字、6种外文，广为流传，成为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之外最重要的党史书籍。这些工作奠定了他在党史界的地位。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中央党校，他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底我随他到外地出差，接待的同志说：“缪老，我们读过你的书。”他急忙说：“我不老，不要叫我缪老。”那时他才55岁。他编辑《党史资料》时只有30岁，写作《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时33岁。1981年他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这本书成为研究党史、现代史必备的工具书。不久写作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不幸劳累成疾，不得不停止写作。2000年去世，享年76岁。他平易近人，从没有领导的架子，谦和的学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淡泊名利，是我做人的榜样。

缪楚黄不仅是我的上级，还是我的引路人。打倒“四人帮”后，迎来了春天。是他和范若愚分别推荐，1978年春我才得以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从此进入党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其实缪楚黄并不认识我，中宣部副部长、前辈许立群介绍我去找他，第一次见面就受到他热情的接待。后来他点名要我参加《毛泽东传》的编写工作，从此直接在他领导之下，耳提面命，获益良多。三中全会后，他将我带到毛家湾(即现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先是参加毛泽东传记组的工作，后经他和廖盖隆的推荐，到周恩来研究组工作。从此，开始了周恩来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兴趣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能做自己最喜爱的工作，是人生一大幸事。这个幸福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而我有幸得到，这要感谢前辈的举荐。继承前人开创的事业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感谢汪东兴、戴镜元、李健、王森、余湛帮、林蕴晖、阎明复、马贵凡、梁南远、王效挺、黄文一、高振普、李文普、汤聿文、张化、刘冰、武健华、丑运洲、刘荣刚等作者同意将他们的回忆或文章收入此书。这些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深思，在改革开放年代写成的，他们突破思想禁锢，不仅写到经验，而且也写出错误和教训，发人深省。

感谢项英、周文、李木苍、李一氓、王还寿、子冈、钟子云、柳林溪、丁一岚、姚伦、李雪峰等同志的家属项苏云、林汉雄、周七康、延军、向安华、李薇薇、王薇、徐东、钟明、柳民原、邓壮、姚宏斗、李丹琳、谷丹。感谢刘贵明、齐岩、王竟、余永燕、林晓霖、严晓江、郝在今、郑京生等同志的帮助。

感谢刘益涛审阅了上册，张化审阅了下册，薛庆超、黄小同、唐筱菊审阅金书。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刘周远、李洪烈先生，在他们的努力下’此书才会如此精美。

李海文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