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从比较论的角度阐明韩国传奇文学在整个东亚传奇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为此，本书首先分析了传奇的样式特点及中国传奇在韩国国内的接受情况，以此为基础考察了这些特点及外来因素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介入到韩国传奇创作当中，进而逐步积累形成韩国传奇小说固有的一些体裁特点，同时还考察了这些传奇发展成为后代小说的过程。本书还试图通过分析新罗末期高丽初期至朝鲜中期的韩国传奇文学寻找出一些重要头绪，以解决围绕韩国初期小说史上的核心体裁——传奇小说所出现的与韩国小说发生、发展相关的各种争论。

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书的后边还收录了一部分重要作品的原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东亚共同享有的文言小说传奇的概念及其样式特点。通过具体的考察分析，笔者了解到传奇文学不仅在名称概念上，且在创作目的、虚构特点、作品构成、文体等诸多方面都已表现出区别于志怪和一般文献小说的特点，具备了作为更高一层次叙述作品的特点；另外，通过分析笔者还确认了传奇小说在发展成小说的过程中具备了与通过其他途径发展而成的其他小说种类不同的固有特点。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传奇这种外来体裁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被国内所接受并得到稳定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设定韩国小说史起点的问题。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继承六朝时期的志怪及其创作经验的唐代传奇的传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自此韩国才得以出现传奇文学。另外，笔者还考证了新罗末高丽初时期确实已具备了足以促使传奇这种叙述作品出现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条件。

第四章考察了新罗高丽时期传奇的发展情况。这里对新罗末高丽初时期出现的《殊异传》做了重点分析，因为该作品反映了叙事文学史上重要体裁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本章还通过分析流传至今的新罗和高丽时期传奇作品，了解到冥婚类传奇、梦游类传奇及现实类传奇在当时已发展成为韩国传奇的主要类型。

第五章为阐明朝鲜初期、中期传奇小说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由勋旧文人编撰的杂录等重要资料，并考察了前代传奇的传统是如何被继承与发展的。

第六章重点分析了朝鲜前期传奇小说的代表作《金鳌新话》和《企斋记异》及《薛公瓒传》。《金鳌新话》虽不是最早的传奇小说，但它却是正式开启韩国传奇小说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因而具有重要意义。《薛公瓒传》和《企斋记异》也是两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前者反映了小说已开始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这一现象，后者则展现了传奇小说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预示了下一时期传奇小说的变化。

第七章通过分析朝鲜中期传奇小说作品，了解到传奇小说和其他系列小说之间有着各种不同的样式变化过程，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稳固奠定朝鲜中后期小说的重要基础，形成了丰富的源泉。这里着重分析了《花梦集》这部作品，因为该作品提供了分析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前半期小说体裁变化所需的重要依据，意义可观。

I.绪论

Ⅱ.传奇文学的体式特征

  1.志怪与传奇

  2.传奇文体的审美特征

Ⅲ.朝鲜对唐代传奇文学的借鉴和朝鲜小说的产生

  1.唐代传奇文学对朝鲜小说的影响

  2.朝鲜小说的缘起

Ⅳ.新罗和高丽时代传奇文学综览

  1.志怪传奇集《殊异传》

  2.新罗和高丽时代的传奇作品世界

  3.高丽中后期传奇文学的流变

V.朝鲜前期杂录所载的传奇文学

  1.编纂杂录的文学史意义

  2.杂录对传奇的接受状况

Ⅵ.朝鲜前期的传奇小说

  1.《金鳌新话》

  2.《企斋记异》

  3.《薛公瓒传》

Ⅶ.朝鲜中期的传奇小说

  1.朝鲜中期传奇小说概观

  2.笔写本传奇小说集——《花梦集》

●参考书目

●附录：作品原文

Ⅲ.朝鲜对唐代传奇文学的借鉴和朝鲜小说的产生

1.唐代传奇文学对朝鲜小说的影响

众所周知，新罗末高丽初时期，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在这一过程中传入的中国志怪、传奇类作品对国内叙事文学产生了不小影响，传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开始被认知品鉴。沿袭了六朝志怪及志怪创作经验的唐传奇的传入，为韩国“传奇”的出现提供了决定性契机，并对之后传奇文学的发展变化持续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像《崔致远》这样有着完整形态的传奇作品之所以能够出现，与其说是赖于国内创作经验的积累，毋宁说是借鉴了唐传奇业已成型的创作技巧。总之，唐传奇这一外来文学样式从落叶生根，到发芽壮大，历经坎坷，几番浮沉，努力汲取精粹，含英咀华，化为己用。这种摸索和阵痛的过程遭遇数次历史激变而依然傲立不屈，一直持续到朝鲜朝初期。

关于中国志怪和传奇传入韩国的历史记载虽然不多，但从仅有的史料可以确认，当时新罗、高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相当活跃。大批渡唐留学生和留学僧漂落他乡，负笈求学，通过和唐代文人的接触交流，积极揣摩他们的文学，通过现存的史实可以推测，这时期传入国内的作品应该不在少数。现在已经确认的最早时期的作品是《山海经》。史料记载，公元284年，百济王遣使者贡《山海经》、《周易》、《论语》、《孝经》等书籍到日本，这说明，至少在这之前，这些书籍就已经传入韩国。众所周知，《山海经》是中国神话传说的集大成，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精粹，书中记载的那些“有着奇异想象力的”丰富内容成为志怪类作品的主要素材，这对韩国的神话传说和传奇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当时的状况推测，新罗时代以来，应该有大量志怪作品集被传入，可惜的是，有明确记载的文献资料付之阙如，只在《高丽史·世家》卷10宣祖八年(1091年)的记载中说，《搜神记》、《说苑》、《高士传》已经传入。从这一史实推测，当时流行的《西京杂记》、《博物志》、《搜神后记》等书籍同时传入的可能性很高。②特别是《增补文献备考》卷242中说，“宣和间(1119—1125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由此可见，高丽前期中国的“异书”在国内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另一方面，《唐书》中有记载说，唐武后时期，《游仙窟》的作者张蔫的文章被来自新罗、日本的使臣以重价争相购买。这个记载说明早在7世纪末左右，唐代传奇作品就已经流传到周边国家，成为当地文人的重要读物。韩国传奇作品中，受唐代传奇影响的作品不少，这说明当时对唐传奇文学的借鉴吸纳已相当普遍。《崔致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崔致远》的整体内容和《游仙窟》几乎一样，描写的都是尘世男人和冥界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的官职都是县尉，对方女人的称呼也很相似；相遇的过程中，都有侍婢的介入；援诗入作的氛围以及细部章节都很相似，由此可见，两个作品的影响关系是很明显的。而且，不只是《游仙窟》，作品内还处处都可见《任氏传》和《陈朗婢》的痕迹。此外，从《首插石柑》中也可以发现《搜神记》卷16的河间男女传说和紫玉传说等六朝志怪及唐传奇《离魂记》的影响。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新罗末高丽初时期，随着对中国传奇文学的借鉴和应用，文人的读书视野逐渐扩大，这对韩国传奇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里有必要看看传奇的借鉴、享有和创作这一连串行为是依靠哪些人形成的，也就是文学创作群体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渡唐留学生的活动中找到理解的端绪。首先，他们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作为外国人，他们的活动多少会受到制约，除了给予的固定职业，他们还通过多种途径努力开拓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唐朝，他们很自然地希望和唐代文人交友，以传播自己的文名，获得能力上的认可。从《全唐诗》可以发现罗唐文人间形式多样的交流关系，作为渡唐留学生，他们在进行这些交流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着上述私人层面的考虑。在唐代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传奇样式，在熏陶蒸染中，创作欲被激发，于是为了显示自身的文才，他们中也有借“温卷”自我荐举的情况。新罗文人的汉文学水准很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把传奇转换为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样式。这些充满社会忧虑感的文人们，并不满足于单纯接受唐代传奇，而是积极地参与创作活动，努力使传奇这一文学样式扎根于国内土壤，在这一过程中，渡唐留学生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剑国曾指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收录过描写兄弟不和的新罗贵族金哥的故事，这说明新罗俗文学也对唐代小说施加了的某种影响。这可以看作是在唐新罗文人创作活动，以及和唐代文人进行交流的结果之一。由此可见，在唐新罗文人的活动没有止步于单方面接受和模仿唐代传奇，他们在吸纳的同时，也将自国叙事文学传统融入传奇创作，并反过来对唐代传奇文学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特别是崔致远的唐代生活，更增加了这种互为影响的可能性。他18岁(874年)通过科举考取宾贡科，出任溧水县尉，880年，他成为当时讨伐黄巢军的最高指挥官、淮南节度使、当时的实力者高骈的从事官(东国通鉴第11卷曰：时黄巢反高骈为兵马都统以讨之辟致远为从事以委书记之任)。到885年归国，他在高骈幕下度过了4余年的文笔生涯，表状书多出其手。此时，同为从事官的同僚文人顾云、裴铡、高彦休等，都和崔致远交情不浅。裴铡和高彦休各自著述了《传奇》3卷和《阙史》。书写的均为鬼神、神仙等怪异之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获得高骈的欢心，据说高骈颇喜神仙鬼怪。这两个著作都是在885年以前完成的，也就是说，当时崔致远还在高骈幕府下，这一背景成为刺激崔致远创作欲的直接背景。崔致远进入高骈幕下后，也曾献过杂编章5轴和七言长句以自荐。之后，还曾多次献诗文，可见他身在唐朝，接触唐文人的诗赋，整日在唐传奇醇厚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受到的影响何其之大。创作之心勃发的崔致远，所进行的类似之作，实则自然而为之事，他借此以夸饰自己的文采，同时表达了自己流寓他乡的疏离感和孤独感。

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传奇这种外来样式逐渐被国内文人所熟知，并能加以运用发挥，文学的借鉴、吸收、创作等内部发展循环的条件某种程度上正在趋于成熟。当然，传奇的国内基础，也并非仅仅依靠他们而成立。首先，禅宗系列即僧侣们的积极参与就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除了大批的渡唐留学生，还有为数不少的留学僧，他们不仅具有佛教知识，在留学过程中，通过和唐代文人的频繁交流，还培养了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初期传奇文学的大部分都带有佛教特征，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之后，以科举制度的实施为契机，高丽时期形成一个文人知识阶层，这个新兴阶层也是传奇文学的主力创作群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传奇作品，虽然起源于新罗末期，但真正消化吸收，并予以具体作品化的尝试还是之后的事情。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这几个群体作为传奇文学的创作主力军都是极富活力的。

但是，笔者在这里认为，如果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传奇的出现是依靠新罗末期六头品，还是高丽初期新兴文人阶层这一问题上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局部、片面地看待传奇的起源，很容易导致偏离真相的结果。这时期的传奇文学并不是依靠其中的一个阶层形成的，而是新罗末期六头品、他们之后的高丽初期的文人知识阶层，以及宣宗时代的僧侣们这些当时新兴知识阶层共同努力、传承的结果。上述新罗六头品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值得探讨，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加强了宣宗僧侣和高丽初文人的交流，扩大了国内传奇文学的创作阶层。这些阶层后来成为新罗末社会解体过程中新兴知识阶层的共同分母。新罗留学生在907年唐朝灭亡后依然留学中国，新建国家高丽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960年宋朝建国后，依然延续着派遣留学生的传统。这是接受先进文化，向中世纪社会进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总之，新罗末高丽初时期，带有国际感觉的这些新进知识阶层，积极接受包括传奇样式在内的盛唐文化，同时坚守本国文学传统和自身文学能量，坚持不懈地借鉴、创作，得益于此，传奇样式摆脱了单纯从外部移植的阶段，为其在国内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P19-25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从比较论的角度阐明韩国传奇文学在整个东亚传奇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为此，本书首先分析了传奇的样式特点及中国传奇在韩国国内的接受情况，以此为基础考察了这些特点及外来因素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介入到韩国传奇创作当中，进而逐步积累形成韩国传奇小说固有的一些体裁特点，同时还考察了这些传奇发展成为后代小说的过程。本书还试图通过分析新罗末期高丽初期至朝鲜中期的韩国传奇文学寻找出一些重要头绪，以解决围绕韩国初期小说史上的核心体裁——传奇小说所出现的与韩国小说发生、发展相关的各种争论。

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书的后边还收录了一部分重要作品的原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东亚共同享有的文言小说传奇的概念及其样式特点。通过具体的考察分析，笔者了解到传奇文学不仅在名称概念上，且在创作目的、虚构特点、作品构成、文体等诸多方面都已表现出区别于志怪和一般文献小说的特点，具备了作为更高一层次叙述作品的特点；另外，通过分析笔者还确认了传奇小说在发展成小说的过程中具备了与通过其他途径发展而成的其他小说种类不同的固有特点。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传奇这种外来体裁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被国内所接受并得到稳定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设定韩国小说史起点的问题。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继承六朝时期的志怪及其创作经验的唐代传奇的传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自此韩国才得以出现传奇文学。另外，笔者还考证了新罗末高丽初时期确实已具备了足以促使传奇这种叙述作品出现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条件。

第四章考察了新罗高丽时期传奇的发展情况。这里对新罗末高丽初时期出现的《殊异传》做了重点分析，因为该作品反映了叙事文学史上重要体裁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本章还通过分析流传至今的新罗和高丽时期传奇作品，了解到冥婚类传奇、梦游类传奇及现实类传奇在当时已发展成为韩国传奇的主要类型。

第五章为阐明朝鲜初期、中期传奇小说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由勋旧文人编撰的杂录等重要资料，并考察了前代传奇的传统是如何被继承与发展的。

第六章重点分析了朝鲜前期传奇小说的代表作《金鳌新话》和《企斋记异》及《薛公瓒传》。《金鳌新话》虽不是最早的传奇小说，但它却是正式开启韩国传奇小说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因而具有重要意义。《薛公瓒传》和《企斋记异》也是两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前者反映了小说已开始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这一现象，后者则展现了传奇小说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预示了下一时期传奇小说的变化。

第七章通过分析朝鲜中期传奇小说作品，了解到传奇小说和其他系列小说之间有着各种不同的样式变化过程，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稳固奠定朝鲜中后期小说的重要基础，形成了丰富的源泉。这里着重分析了《花梦集》这部作品，因为该作品提供了分析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前半期小说体裁变化所需的重要依据，意义可观。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同人的帮助。这里特别向北京大学的李先汉教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在本书策划、出版的全过程中所给予的关心与帮助。同时也向负责本书翻译工作的焦艳、刘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谢谢她们能从百忙之中抽取时间承担这项艰难的翻译工作。最后向负责本书出版业务的民族出版社各位有关同人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他们对出版此书所赋予的热情与真诚。

苏仁镐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