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眼光看艺术，以艺术的眼光看中国。本书是国际著名中国艺术史权威苏利文教授倾心力作，千锤百炼，先后修订四次，风靡四十年。本书被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学府作为教材多年沿用，是最好的中国艺术史入门书，代表了西方人眼中中国艺术的基本面貌。

苏利文新近修订的对中国艺术史的概说覆盖了自新石器时代到前卫艺术之间众多辉煌的世纪，在表述清晰、内容均衡和对主题的熟捻把握上，几乎无出其右者。无论对大学课堂中的学生，还是一般的读者，本书覆盖之全、行文之雅，为任何中国艺术的初习者提供了极好的门径。

第一章 历史文明的曙光／1

第二章 商代艺术／10

第三章 周代艺术／30

第四章 战国时代艺术／39

第五章 秦汉艺术／54

第六章 三国六朝艺术／81

第七章 隋唐艺术／106

第八章 五代与两宋艺术／130

第九章 元代艺术／169

第十章 明代艺术／186

第十一章 清代艺术／210

第十二章 20世纪中国艺术／234

直到相当晚近，学者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仰韶文化直接被一种以山东为中心，以抛光龙山黑陶为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文化所替代。但是，一系列新发现使简单的场景被更复杂而有趣的模式所替代。首先，通过碳14测年分析，马家窑和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彩绘陶器已经确切可知比仰韶村所发现的彩陶要晚2000年，而后者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4865±110年。这个证据显示确实存在从中原地区的仰韶中心向外的扩散运动。

多年前，日本考古学家在当时称为满洲里的地区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遗存，红山文化与仰韶相关，但也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红山遗址的近期发掘揭示出一种石板墓葬，周围存在一圈由圆柱体陶土制品组成的围墙，这些陶土制品和日本历史时期古坟周围的埴轮非常相似，而在中国却没有类似的发现。这里也发现了巨石平台，看起来像是用作祭坛，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发现了一个体态强壮的、用于丰产仪式的陶制女神像，这是个两眼填充玉石的彩绘陶制人脸形象。这里还发现了一些雕刻的玉器动物形象，中国考古学家称之为“玉猪龙”。红山文化被推断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新石器文明(大约公元前4300-前2400年)，正如张光直所说，当地的新石器文明“被命名为青莲冈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完全取决于命名由江苏考古学家还是由山东考古学家提出”。在古代，这个地区比现在要温暖，湖泊和沼泽中遍布鳄鱼。早期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出现了装饰红白两色卷云纹饰的陶器，显然和仰韶文化有关。

再向南就到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关，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当地居民是濒水而居、种植水稻的农民，他们已经驯养了猪和水牛，他们猎杀鳄鱼、象和鹿。他们的工具和武器由木、骨和石等各种质地材料制成。丰衣足食之余，他们制作形态和纹饰变化多样的陶器。某些陶器上甚至刻画了原始符号或“文字”，但是工艺仍然相当原始，看起来还没有陶窑，所有陶器都是露烧而成的。

跨过杭州湾就到达余姚县的河姆渡，这里在历史晚近时期是陶瓷工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至少和半坡一样年代久远、由水面上构筑的木板房屋组成的大型村落。房屋的柱子和梁通过榫卯结构精巧地结合在一起。当地的居民也种植水稻。他们制作一种器壁很厚的磨光黑陶，有些陶器在烘烤之前装饰了一些精美的花草或植物的纹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1977-1978年在河姆渡发现了一个红色髹漆木碗，这是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漆器工艺的例子。

仅就目前所知而言，文明进步的关键一步是由华北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居民带来的。1928年，吴金鼎(190l-1948)博士在山东龙山发现和确认了龙山文化。在龙山居民所使用的陶器中，最著名的是由磨光黑陶制成的精致的蛋壳陶器。这种陶器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脆弱感，常常被刮削到只有半个毫米厚的薄薄一层。其形状非常优美，而纹饰主要由凹凸线和环绕圆圈构成，使陶器具有一种金属感和机器生产的气息。可以想见，蛋壳陶器的制作应当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使用了。在随后的青铜时代里，这个传统完全消失了。山东潍坊的发现表明“黑陶文化”同时也制作一种充满活力和原创精神的白陶陶器，白陶错可以视为典型器物。陶■看起来像是模仿由兽皮制成、用藤条绑缚在一起的器物。龙山居民也有占卜的习俗，即解释动物的肩胛骨加热之后形成的裂纹的占卜方法，长期以来这种习俗被认为直到商代才出现。

地处更南方，与龙山文化相关的文化首先见于良渚，随后在长江下游的其他遗址都得以发现。就像年代较早的河姆渡文化一样，良渚文化的居民的房屋和工具也多是木质的，他们生产一种精心抛光的黑陶和玉礼器、玉工具。玉器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P7-8

徐坚教授邀请我为他所翻译的拙著的简体字版作一短序。拙著初版于1961年，书名略有差异，迄今为止已经多次修订，印行40余年了。在此期间，不仅我们的中国艺术史知识随着新发现迭出而得到极大拓展，我本人对中国艺术史的理解也在不断变迁之中——希望愈臻成熟。因此，徐坚教授所翻译的版本和此前版本大有不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历史和艺术史的写作应当随着我们的知识的丰富和对过去的态度的变化，而保持与时俱进。毫无疑问，本书最终将被那些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的后来者所超越。

趁此机会，我希望表达对中译本的欢迎，因为它表明在中国还有很多潜在的、对其自身艺术传统抱有兴趣的读者，即使这是一本由外国人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某些读者可能会对我的方法，或者我的疏忽深感讶异，但是通过一个旁观者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应颇有参考价值，因为有时候它能揭示身处其中者习而不察的东西。我希望中国读者能体谅我在事实和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差错，我也欢迎他们的批评和指正。对徐坚教授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在拙著中文版上所投入的心血和劳动，我深表谢意，并祝他们成功。

“苏利文新近修订的对中国艺术史的概说覆盖了自新石器时代到前卫艺术之间众多辉煌的世纪，在表述清晰、内容均衡和对主题的熟捻把握上，几乎无出其右者。无论对大学课堂中的学生，还是一般的读者，本书覆盖之全、行文之雅，为任何中国艺术的初习者提供了极好的门径。”

——谢伯珂(Jerome Sillergeld)。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中国绘画风格：介质、方法和形式原则》和《影像中的中国：当代中国电影参考》作者。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选用本书作为我的课程教材。本书第四版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反映今年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新内容，将继续成为最好的单卷本中国艺术史英文著述。除了苏利文外，没有任何中国艺术史家能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

——班宗华(Richard Bamhart)。耶鲁大学艺术史约翰·施福讲座教授。《中国绘画三千年》的编辑和作者之一。

“这是对中国艺术最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最及时的从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信息。苏利文教授是行内翘楚，本书是所有研习亚洲艺术史的学生不可或缺的教材。”

——万青力。香港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十九世纪中国艺术史》作者。

“一本精悍而全面、极具可读性的上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之根，下至与西方的现代融合的对中国艺术的全面通论。”

——何慕文(Maxwell Heam)。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中华帝国之光：台北故宫博物院珍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