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在对全世界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俄国文学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也最高。《复活》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做了无情的批判，暴露了俄国国家机器反人民的本质，揭露了俄国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否定了整个俄国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复活》的基本思想。它以深刻的描写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复活》是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后期的一部作品。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1章

虽然数十万人居住在一块不大的地方上，并竭尽全力地把土地摧残得面目全非，虽然人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花草树木无法生长，虽然他们将刚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缭绕，虽然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到底还是春天。阳光明媚，青草依然在春风里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甚至在石板缝里仍往外钻。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是一片翠绿，生机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树都纷纷抽出芬芳的嫩叶，菩提树枝丫上鼓起一个个鲜嫩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忙碌而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也都被阳光温暖着，在墙脚下嗡嗡嘤嘤地飞舞。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孩子们也好，全都喜气洋洋，生气勃勃。唯独人，尤其是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和他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光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好，不是那种使万物趋向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好，而是由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别人的种种伎俩。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省监狱办公室的官员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少都在享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在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在两名女犯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受审。遵循这张传票的指令，今早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女监那既昏暗又充满恶臭的长廊。紧跟其后的是面容憔悴、鬓发花白的女看守，身穿袖口镶金边的制服。

“您是提审玛丝洛娃吗？”他们走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女看守向看守长问道。

当班的看守咔嚓一声开了铁锁，牢门打开了，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扑鼻而来。当班看守大声喝道：

“玛丝洛娃，出来！”随即，他又带上牢门，等候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一向新鲜清爽，充满田野的气息。可是监狱走廊里却飘荡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浑浊空气，里面掺杂着各种细菌以及粪便、煤油和腐烂物品的恶臭味，谁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窒息。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气味，但因为刚从院子里进来，也适应不了这样的空气，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沉沉。

“喂，玛丝洛娃，你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出来！”看守长冲着牢门厉声喝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乳峰高耸的年轻女人，身着白色裙衣，一件灰色囚袍套在外边，昂首阔步地走出牢房，一个急转身站在看守长旁边。这个年轻的女犯脚穿亚麻布袜和棉鞋，头上扎着白头巾，几绺黑亮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脸色异常苍白，仿佛长期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嫩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宽的手以及从囚袍领口里裸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样的颜色。她的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却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略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腰身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微微仰起头，望着看守长的眼睛，表现出一副唯命是从的神态。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肃、苍白、布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刚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就朝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马上从牢房里传来了女犯们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忍不住笑了，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户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户，哑着嗓子说：

“最要紧的是别跟他们哕唆，咬定了就别改口！”

“只求好歹有个结果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自信地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的。”看守长装模作样地摆出长官的腔调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快，跟我走！”看守长命令她说。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户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他们顺着一道石头砌的楼梯走下去，经过比女监更脏更乱而且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来到了办公室。那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在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士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上有不少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向外翻的袖里，目光盯着那女犯，然后嬉皮笑脸地向高颧骨的楚瓦什人同伴挤眉弄眼。很快，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监狱的围墙，来到石头子铺成的大街上。

路上各色行人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头暗想：“不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地做人，结果落得这个下场！”孩子们惊恐地望着这个女犯，心想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然还会干坏事的。一个卖煤炭的乡下人，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一手画十字，一手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红着脸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女犯似乎察觉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虽然她并未转过头去，却偷偷地斜睨着那些注视她的人。她为大家对她的注目而感到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多了，充满着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走石子路了，她感觉到她那双穿着笨重囚鞋的脚疼痛极了。她看了看自己的脚下，竭力想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悠闲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和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踩着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就扑棱着翅膀飞起来，从她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爽的风。女犯莞尔一笑，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便深深地长叹了一声。P2-4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他出身名门贵族，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使他享誉世界文坛。80年代末创作的《复活》是作者一生创作和思想探索的总结。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杰作，是世界文学的不朽名著之一。小说取材于当时的一个真实事件，托尔斯泰的朋友、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他讲述过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年轻人，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亲戚家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检察官劝他不要轻易走这一步，年轻人始终不肯放弃。婚礼前夕，女犯人竟得伤寒病死于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着。毫无疑问，这个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大书。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本是一个贵族地主家的养女兼侍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后遭到遗弃。由此她陷入了苦难的生活，她怀着身孕被主人赶走，四处漂泊，沦为妓女达八年之久。后来她被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他认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玛丝洛娃，良心受到了谴责。为了给自己的灵魂赎罪，他四处奔走为她减刑。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时，玛丝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与她同行。途中，传来了皇帝恩准玛丝洛娃减刑的通知，苦役改为流放。这时的玛丝洛娃尽管还深爱着聂赫留朵夫，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拒绝了他的求婚，而选择了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最后在忏悔中求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整个俄国社会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

当然，托尔斯泰在思想艺术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在这部小说中，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作品大量的道德说教和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