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鹏宇所著的《亲子鉴定秘档》讲述的故事不是虚构编造，却是生活存在的真实。《亲子鉴定秘档》不是八卦揭私，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这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也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亲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

曾鹏宇所著的《亲子鉴定秘档》中的女鉴定师参加过国际人类DNA基因组计划，负责过印度洋海啸泰国救援。并勇敢地参加了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现在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

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亲子鉴定秘档》中的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是跌宕起伏的故事。

鉴定世界纷繁人生(代序)/邓亚军

一、DNA并非万能

 1．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

 2．那女士非常的纠结

二、从女法医到女DNA鉴定师

 1．推开法医鉴定的大门

 2．女法医的DNA情缘

 3．接二连三的挑战

 4．给SARS病毒测序，生与死的考验

三、DNA鉴定初露锋芒

 1．21位母亲的委托

 2．疑点重重的案情

 3．尸体！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4．鉴定师的质疑

 5．无言的结局

四、中国在国际DNA应用领域的崛起

 1．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

 2．中国愿意承担所有检测费

 3．从天上跌落到地下

 4．重重压力之下的柳暗花明

 5．一夜之间变成“SUPERSTAR”

五、当底线受到冲击时

 1．中国女人的想法和做法经常是矛盾的

 2．求你们做份假的鉴定结果吧

 3．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4．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六、历史悬案：寻找彭加木

 1．罗布泊的干尸，失踪的彭加木

 2．只差彭加木亲人的一滴血

 3．无解的尾声，关于彭加木的遗憾

七、你能接受非婚生子女吗

 1．被迫放弃孩子的母亲

 2．令人意想不到的排除结果

 3．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

 4．从天而降的非婚生孩子

 5．中国女人实在是太善良了

 6．惊世骇俗的28％非婚生比例

八、男人，亲子鉴定中的弱势群体

 1．一夜之间抑郁症不药而愈

 2．亲子鉴定解开了甜蜜夫妻俩之间的要命“疙瘩”

 3．珍惜幸福每一天

九、孩子，亲子鉴定中最受伤的人

 1．高墙内的罪犯，高墙外的孩子

 2．天不遂人愿，命运多舛的小禾

 3．利用“海洛因婴儿”逃避死刑的女毒贩

 4．明星演员的非婚生孩子

十、双胞胎，亲子鉴定“谜之镜”

 1．双胞胎为什么如此不像

 2．百万赔款赔不出21年亲情

 3．双胞胎姐妹花的父亲并非同一个人

 4．当鉴定师对自己的双胞胎生疑的时候

十一、亲子鉴定背后的家庭悲喜

 1．生命和婚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2．光凭外貌猜测孩子是谁的肯定不科学

 3．百求不得时的峰回路转

 4．她是我家的掌上明珠

 5．遗腹子的血脉遗存

 6．当亲子血缘成了离婚武器

十二、血脉亲情背后的金钱之争

 1．巨额遗产与突然冒出的女儿

 2．错综复杂的豪门恩怨

 3．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4．血衣、鉴定、巨额赔偿

十三、中国式寻亲：50年骨肉分离的血与泪

 1．大海捞针般的“寻亲大会”

 2、“为何不建个寻亲人员DNA数据库？”

 3．“寻亲数据库”第一次找到匹配对象

 4．生活悄悄留下的一扇窗

 5．半世纪后亲子鉴定给出的答案

 6．寻亲与中国人的“基因身份证”

尾声：亲子鉴定不是魔鬼

后记：人生无处不成书

1.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

2004年12月26日，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剧烈的海底地震，引发了印度洋大海啸，结果造成印尼、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人民重大伤亡。

在海啸发生后的一两天里，与多数中国人的最初反应一样，邓亚军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直到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海啸灾后情况。

“28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邓亚军回忆道。因为对普通民众来说，DNA亲子鉴定不仅能对血缘关系做出判定，还能完成个体识别，但这个功能只会在特殊时刻凸显它的力量，比如大型灾难突然到来之际。

2004年底的华大方瑞已经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邓亚军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28日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

多年之后，再次回忆起参与2004年底海啸救援的情形，邓亚军依然有很多想说的话，“当时并没有多大把握，我们连申报程序是怎么样的都不清楚，而且此前国内还从来没有向海外派出过DNA鉴定专业人员参与救援，更不用说是如此大规模的救援了。”

现在邓亚军还记得那份“请战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比如华大方瑞这个鉴定中心具有司法部授权的鉴定资质，而且有经过若干国际大项目锻炼的优秀平台和人员，还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同时还是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恳求中国科学院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让我们尽快地赶赴灾区”。

当时印度和印尼公布的死亡人数较多，他们最想去这两个国家参与救援。没想到两天后她就接到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邓亚军很意外，“怎么是去泰国？”

领导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获得的通报，泰国的伤亡人数虽然不如印尼等国，但由于这里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海啸造成的死难者绝大多数是海外旅游者，无法辨别身份的外国遇难者数目是最多的，并且非常欢迎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邓亚军略微盘算了一下，答复说：“加上我，可以去5个人。”这5个人中还有2人连护照都没有，后来还是在外交部的协助下，两位没出过国的组员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办好加急因公护照，当天下午6点，泰国大使馆又将签证办完。

闻讯赶来送行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副所长汪建专门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串佛珠。邓亚军看出了杨焕明的担心，对他说：“杨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安全带回来！”

当晚8点，邓亚军、郭奇、于晓光、李黎、陈保献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已经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这5个人分工各不相同，唯一是法医学专业出身的邓亚军是领军人物，于晓光、李黎等人是业务能手，而从小随父母在海外长大的郭奇则具备语言特长，他的英文甚至好过中文，当时在华大方瑞担任邓亚军的副手。

当时以为一到泰国就能得到遇难者样本，邓亚军他们按照常规流程准备了很多东西，比如“非典”期间使用的防护服、物证袋，以及刀片、持刀器等取样需要用到的东西，足足装了十几个箱子，反而把面包、方便面等东西留了国内。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邓亚军写道：“……回家收拾行李，花了15分钟。泰国是夏天，我把夏天的衣服都带上，结果却忘带所有洗漱用品，狼狈不堪。汪老师、杨老师等人将我们送到机场，场面十分隆重，我的心理压力却很大。”  中国DNA救援组出发去泰国的消息很快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抵达曼谷时已有多家国内媒体守在机场。在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中，邓亚军等人一度被称为“DNA鉴定专家组”，后来她还专门向有的记者解释：“我们组里我的年龄最大，也不过32岁，所以还是叫救援组更贴切。”

这个救援组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以至后来因为这份年轻还发生了很多趣事一当时在泰国曼谷接机的是中国驻泰大使张九桓，因为媒体说国内派来的是“专家团”，他把同机一位面相老成的团员当成了邓亚军，等他发现邓亚军不仅很年轻，而且还是个女性时，非常惊讶，也自然有些担心——毕竟，这是场超大规模的灾难救援。

飞机上，邓亚军他们原计划从中国驻泰国使馆处得到灾区的情况，没想到与张大使一见面，才知道由于灾区情况非常混乱，使馆方面对于具体细节也是一无所知。邓亚军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出发前想的是否过于简单了？

12月31日凌晨，救援组到达曼谷后，只停留了三四个小时就转机赶往普吉岛。

到达普吉后，接机的中方领馆工作人员交给邓亚军一份泰国法医制订的“尸体取样流程”，上面写着：“……新鲜尸体取口腔内侧黏膜细胞样本，腐败尸体取毛发样本或者深度肌肉组织样本。”

看了这份流程，邓亚军就觉得奇怪，“这都已经是海啸发生后第5天了，怎么还会有新鲜尸体？”邓亚军后来推测，制定这个流程的人当时多半还没有见到灾区的情况。

与同期到达的上海医疗队会合后，邓亚军和郭奇一起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攀牙地区了解灾情，路上不断看到当地警察戴着口罩在指挥交通，就算这样，平常1个小时就到的路也足足开了3个多小时。

邓亚军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攀牙灾区惨状的：“……进入攀牙灾区，震惊不已：到处是被摧毁的大片大片的房屋，电线杆全部倒塌，小汽车成了一堆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有些人三五成群，戴着口罩，自发地去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邓亚军他们赶到了攀牙当地两座存放尸体的寺庙，一进寺庙尸臭扑鼻而来，“……在这个寺庙的左侧，就是一排排简易的棺材，触目惊心。这是真正的现场，一排排高度腐败的尸体横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蛆虫从尸体的嘴里、胸口、胳膊和腿上不停地冒出，惨不忍睹。”

与泰方负责人交流后，对方希望中国救援队次日就来参与工作，因为当地最缺的就是既可以做尸体检验又可以做DNA鉴定的专业人士。

中国人是当时最早到达攀牙的国际救援团队之一。见到他们，很多人都问：“你们从哪儿来，日本还是新加坡？”没有人想到这几个陌生面孔来自中国，因为向海外派遣DNA救援团队，在中国也是头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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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世界 纷繁人生(代序)

邓亚军

和曾鹏宇的相识十分偶然，多年前，因为采访一个案子，经司法部推荐，他找到了我们华大方瑞。而我对那起案件也十分感兴趣，主动要求跟他一起调查取证。后来我们就成了关系很铁的朋友，因为我们属于同一类人，对生活有热情，对工作又认真，对事情能坚持，特别是在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上。

几年前老曾对我说过：“你做的工作具有特殊性，能反映现代中国人跟以前的不同，应该留下文本记录。”

今年初跟老曾的一次碰面中，我们再次说到这个问题。老曾说：“把你这么多年经历的那些亲子鉴定案例做个归纳总结，其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查了一下，目前国内没有一本有关亲子鉴定的社会学方面的书籍，现有的基本上都是讲专业知识的。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让公众全面地了解亲子鉴定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让公众正视这种现象，而非一叶障目的道听途说。”

其实，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想把这些年经历的那些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的案子写出来，但是一直不知从哪儿着手。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身在其中，无法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也无法进行理性的总结。

8年多来，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我都要面对各种各样、各怀目的的被鉴定人。他们中多数是想知道养了这么大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血，也有部分是想知道当初的一次激情出轨是否留下了什么，还有一些女性，是想通过亲子鉴定，证实自己的清白或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

稀奇古怪的委托理由，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都要通过亲子鉴定来解决。我是一个职业鉴定人，在从事亲子鉴定工作的第5年，我又成为妻子和母亲。身兼数种身份，回头再看这些年经手的那些DNA亲子鉴定，真是五味杂陈，感慨颇多！

作为女人和母亲，我最难释怀的就是那些孩子的眼神！

看到那些原本被父亲爱若掌上明珠的孩子，在父亲知道结论为排除之后，突然间遭受冷眼，那会在那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怎样的烙印？有的父母，不负责任地把孩子生下来，却又不愿意抚养，甚至制造骗局，最后纸包不住火，心灵最受创的依然是可怜的孩子！

很多来到鉴定中心的孩子，尽管年纪很小，但是一看他们的眼神就明白，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这种通透背后的无力和害怕，就算是我这样的成年人，依然无法想象。作为职业鉴定人，我尊重科学的结论，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我实在无法面对孩子那一刻清澈无辜的眼神。在这种时刻，我通常有种冲动，想冲过去抱住那个孩子，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想来想去，如果要找一个合作对象把这些案子和感受写出来并呈现给公众，老曾绝对是第一人选——他是记者编辑出身，思维非常理性，逻辑推理分析能力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也对他的工作充满了激情和热爱。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由我来写，没办法做到通俗易懂，这就是我们理科生而且又读到博士的一种悲哀，除了八股文似的论文，写不出真正有社会意义的好文章。

说干就干，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曾都是在我办公室度过的。他认真地听，仔细地记。一本32开200多页的本子全都记满了，录音笔也在同时进行录音记录。主体采访结束后，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天哪，你知道你最近这段时间说了多少话？我算了一下，一共录了28.5个小时，超过30万字，这些天整理录音，我又全部都听了一遍……”

老曾做的采访非常深入，除了采访我，他还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一些曾经接受过亲子鉴定的委托人，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因为那都是当事人最真实的想法。

这本书里的所有案例，是从我最近8年经手的16000多宗亲子鉴定真实案例中筛选出来的，当然为了保护委托人隐私，除了公共事件外，所有委托人的具体身份和相关细节都做了处理；本书涉及的每一桩公共事件，也是结合我的亲身经历采写出来的，同时综合了当时媒体的公开报道。后来老曾还一字一句地跟我核实，尽最大可能做到客观、真实。

历时半年多，这本书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尽管老曾写的每一章节我都看过，但我依然十分期待全书的出版。

人生无处不成书

一

认识邓亚军已经很多年了，当时因为调查一起案子，司法部推荐我去找她。那时候她已经是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负责人了，就这么一次合作，我们就成了关系很铁的朋友。我是典型的白羊座，她是典型的射手座，天生的好友和搭档。我们俩之间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很多事情都观点一致；我们俩之间也用不着藏着掖着，有什么就说什么。

跟她有过几次工作接触后，我就告诉自己，这姐们儿猛，以后绝对要出来。果然，2004年印度洋海啸，她带着一队年轻得接机人员都不相信的DNA鉴定队伍赶去救援。那时候我还在做记者，她每天把在泰国的日记发给我，后来我做了好几个版的独家。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在我工作这10年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一次采访就成了长久的朋友，这些人几乎都有着一样的特点：简单，善良，热爱生活，朝着目标勇往直前，亚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

2005年，韩国KBS电视台一个朋友找到我，想合作一本书。当时韩国学界对中国的热度很高，很希望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我们商量的结果是，采访30位中国各个领域青年代表人物，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成长，来展现中国的变化和中国青年人的心态。韩国方面列出的名单有陈天桥、黄光裕、赵薇等人，而邓亚军是我推荐给韩方面的人选之一。

韩国方面问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她好像不怎么有名。”我说：“对青年一代来说，现在有名与否并不代表未来。邓亚军这样的人，身上有中国年轻一代的特质，你可以看到现在她的样子，却想象不出。5年后的她。”

韩国方面觉得这话很有道理，甚至问我：“如果5年后的2010年，我们再把这30个人采访一遍，看看这5年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变化，会不会很有意思？”我说当然可以，不过没准那时候名单上的很多人就采访不到了。当时韩国人还不大明白，不过这话现在已经应验了，中国的特点就是变化太快，比如黄光裕。

为了验证我的说法，那位韩国朋友还跟我一起采访了邓亚军，结果被镇住了，甚至在5年后依然对她记忆犹新，“真是个很棒的女孩子！”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最终搁浅了。不过那时候就给我心里留了个种子：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我自己来写。

邓亚军的身份转换其实比较有趣，1996年医学院毕业后，她被分到西安市公安局做法医。干了几年法医后又去读硕士，2000年来到北京，进入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先后参加了当时国内外新闻界非常关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和“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程，都获得了成功，其中后一项是由她负责，后来还在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刊发了论文。

按正常轨迹，邓亚军应该成为一个以院士为目标的科学家。“非典”期间她待在实验室里好几个月，国内最早被分离出的SARS病毒毒株、感染者初筛试剂都是她的手笔。“非典”结束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时候，瘦了差不多10斤。

这之后她的身份又变了，开始做起了DNA亲子鉴定。8年过去，现在她那个机构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亲子鉴定机构，每年要做好几千例鉴定委托。有时候我们吃饭，谁要是抱怨生活如何如何，她就会给大家讲一些案例，都是闻所未闻，经常听得人一愣一愣的，然后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其实还是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对她说：“你应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其实很有现实意义。”她说她也想过，但是老觉得身在其中，无法跳出来，“要不我给你提供素材，你来写吧！”

青年人的心态。韩国方面列出的名单有陈天桥、黄光裕、赵薇等人，而邓亚军是我推荐给韩方面的人选之一。

韩国方面问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她好像不怎么有名。”我说：“对青年一代来说，现在有名与否并不代表未来。邓亚军这样的人，身上有中国年轻一代的特质，你可以看到现在她的样子，却想象不出。5年后的她。”

韩国方面觉得这话很有道理，甚至问我：“如果5年后的2010年，我们再把这30个人采访一遍，看看这5年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变化，会不会很有意思？”我说当然可以，不过没准那时候名单上的很多人就采访不到了。当时韩国人还不大明白，不过这话现在已经应验了，中国的特点就是变化太快，比如黄光裕。

为了验证我的说法，那位韩国朋友还跟我一起采访了邓亚军，结果被镇住了，甚至在5年后依然对她记忆犹新，“真是个很棒的女孩子！”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最终搁浅了。不过那时候就给我心里留了个种子：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我自己来写。

三

邓亚军的身份转换其实比较有趣，1996年医学院毕业后，她被分到西安市公安局做法医。干了几年法医后又去读硕士，2000年来到北京，进入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先后参加了当时国内外新闻界非常关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和“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程，都获得了成功，其中后一项是由她负责，后来还在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刊发了论文。

按正常轨迹，邓亚军应该成为一个以院士为目标的科学家。“非典”期间她待在实验室里好几个月，国内最早被分离出的SARS病毒毒株、感染者初筛试剂都是她的手笔。“非典”结束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时候，瘦了差不多10斤。

这之后她的身份又变了，开始做起了DNA亲子鉴定。8年过去，现在她那个机构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亲子鉴定机构，每年要做好几千例鉴定委托。有时候我们吃饭，谁要是抱怨生活如何如何，她就会给大家讲一些案例，都是闻所未闻，经常听得人一愣一愣的，然后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其实还是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对她说：“你应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其实很有现实意义。”她说她也想过，但是老觉得身在其中，无法跳出来，“要不我给你提供素材，你来写吧！”

四

其实我很清楚这本书不好写：DNA亲子鉴定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背后的故事却又涉及到亲情、伦理、道德，甚至是法律。如何既讲清楚事情因果，又不落入枯燥乏味的专业术语俗套，对作者的专业理解和文字功底以及讲述能力都是个考验。

还有，这本书应该具备怎样的一条脉络？新闻报道需要的是一条主线，书籍同样需要主线，单就亲子鉴定案例来说，鉴定手段是一样的，鉴定原理是一样，甚至鉴定人员都是一样的，只有鉴定委托不一样。

翻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国内除了有限的几本专业书籍之外，几乎没有一本关于DNA亲子鉴定的社会记录文本。我的想法是，通过邓亚军这8年的职业经历，以及接触到的典型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关系、婚姻忠诚以及血缘纽带的变化，特别是人口流动以及观念改变对中国人血亲观念的冲击。

中国历来是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国家，但是20％以上鉴定结果非亲生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些年中，这个我们熟悉的国度里，已经发生了哪些我们不熟悉的改变。  对于亲子鉴定来说，邓亚军是亲历者，她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男孩儿的母亲，因此她的感受更细致，更温暖，也更人性化。实际上她的个人感受有很温情的一面，也是书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也想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那些孩子真的太可怜了，别看他们只有两三岁，其实什么都懂。”

这就是这本书的构想，一本通过典型亲子鉴定案例反映中国社会关系和亲子关系变化的“鉴证实录”。

五

2010年初我们开始筛选案例。邓亚军先是从16000多宗案例中初选出了100个案例，我又再筛掉一半，最后权衡了半天，才定了30多个。

为了写这本书，我这个地地道道的文科生，看了很多DNA鉴定专业书籍，其间过程真是苦不堪言，做笔记、问些很二的问题，再一个个跟邓亚军核实……终于有一天，邓亚军开玩笑跟我说：“你可以跳槽到我们这一行了。”

相比之下，资料和专业知识还算容易，真正的难题是采访。邓亚军的采访还好做，但在试图联系亲子鉴定当事人时，不知道碰了多少次灰，有的费半天功夫做通工作，采访完了，后来又变卦了。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儿磨。很多当事人担心隐私泄露，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心，保护采访对象也是作者的责任。这本书里除了公共事件之外，所有鉴定委托细节，包括人名、单位、籍贯、时间甚至孩子性别都经过了处理，以免对号入座，给各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采访差不多都结束后，我才开始动笔。因为准备得充分，三个多月就结束了。

生活里很多事情，看似困难，其实不然，缺的无非是两个东西，一是好奇心，二是恒心。有了它们，看似简单的生活就会生出无数可能和色彩，那些普普通通的路口和相遇都可能变成一本书！

曾鹏宇

2010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