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晚清七十年，变局耶？迷局耶？是为厄运的无可挽回，抑或新机遇的缘起？帝国往事正如过眼烟云，飘飘乎乎，纷纷扬扬。识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书不惧艰难，立意透过晚清政局人事，探寻一个王朝下坠的轨迹。作者深谙良史之道，号脉精准，举重若轻，每每于历史的转弯处，见出兴亡盛衰之道。本书观点通达豁朗，语言明白晓畅，一个又一个历史的拐点，纹理脉络清晰可辨。纵是冷眼静观，亦可见出一副热心肠。

序

上卷：新政

第一章 变法失败，拳民暴起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

第二章 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

第三章 强国先强军，袁世凯横空出世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三、乱世奸雄，袁老四如鱼得水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

中卷：立宪

第四章 五大臣出洋取经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

第五章 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

第六章 立宪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

下卷：革命

第七章 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

 一、迷雾重重的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妙招还是昏招

第八章 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

 四、宪政的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

第九章 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

 三、袁世凯再度出山

 四、分崩离析半边天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参考书目

附录一、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附录二、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后记

清朝建立以后，其中央权力机构沿用的是明朝的内阁加六部制度。所谓六部，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雍正帝即位以后，用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变成军机处加六部的结构。进入近代社会后，清廷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传统的六部之外特设立一个新部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是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机构，但后来其功能越来越广泛，包括洋务运动的兴办实业、派遣留学生等，都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庚子年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大大提升了总理衙门的地位，清廷在外国人的要求之下，将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并列于六部之首。在当时，估计就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

新成立的外务部还有一大创新，那就是部中不分满汉，领导职位只设立一尚书两侍郎，打破了原先六部中设置满汉尚书和侍郎两套班子的制度。这一举措，等于是打破清朝沿袭了近两百多年的祖制，而外务部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后来的机构改革之先声。

为了适应新政的要求，清廷开始设立新的领导机构。1903年9月．为了振兴商务、发展实业，清廷在六部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商部，其职能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还包括实业(工业)和农业。后来，商部又将老的工部吸收合并，新成立的部门称为农工商部，成为一个负责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央部门。与此相对应，地方上也纷纷成立了农工商局，作为地方上的经济管理机构。

在一个长期奉行农本商末为基本国策的国度里，从事商业和实业的人即使富有四海，也一向被那些羞于谈利的士人们所蔑视，但这次不一样了，当时农工商部的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足见朝廷的重视程度。清廷公开倡导并奖掖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就连那些朝廷大员们也不再羞于谈及商业和利益，都与时俱进了。

鉴于旧式军队毫无用处，清廷在商部成立后的不久又设立了一个新部门，这就是主管全国编练新军的练兵处。练兵处有庆亲王奕勖总负责，袁世凯和铁良协助办理。练兵处的成立，为袁世凯培养北洋军阀提供了天赐良机，这是后话(在下一节作详细阐述)。后来在清廷的中央官制改革中，兵部更名为陆军部(海军部另设)，练兵处也被归并其中。

紧接着，清廷又成立了财政处，作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在中央官制改革前，财政处主要负责清查各地财政收入。中央官制改革后，财政处与户部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即度支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1905年10月，清廷又决定成立巡警部(后改名民政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以管理全国的警察并负责各地的治安，取代原先的地方保甲制度。同年12月，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为了适应新教育体系的要求，清廷又成立了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并将原先的国子监吸收合并。为了法制交通和通讯，后来清廷又设立了邮传部。经过这些变化后，原先的六部制已经是支离破碎，这也为后来的中央官制改革提供了契机。

1906年11月，清廷进行中央官制改革，除内阁和军机处仍旧不变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12个机构，即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新政时期的机构调整规模可谓前所未有。至此，隋唐以来的传统六部建制便不复存在，在这些机构里，清廷废除原先的满汉尚书双人负责制，而实行单一的领导制，革除“数人共一职”的低效管理方法。此时的清政府可谓是半新半旧，看起来虽然还有些别扭，但终究迈出了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一步。

一般来说，在设立新机构的时候阻力较小，而裁撤改革旧部门的阻力极大。原因很简单，设立新机构可以为一些人提供做官的机会，而裁撤旧部门则要敲掉原先官员们的饭碗，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不只是清末新政有，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如此。不过，清廷当时还是排除了重重阻力，将一些有名无实、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旧衙门加以裁撤或者归并。

P53-55

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晚清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推翻皇帝而没有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主义的．但在当时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但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至少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中，中国可能还是个需要皇帝的国度。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恐怕难以盖棺定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历史的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地地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地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很可惜的是，革命也未必是济世良方。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张，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头脑一时的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完全控制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改革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如果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倒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但1908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真空。摄政王载沣的上台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立宪派更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沦为配角甚至所谓的“反动派”了。最终的结果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这就像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地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希望的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地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这里的人们即将能乘上电车。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财富在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而在革命后，《泰晤士报》又发表了一篇政治评论说：“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与东方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取代君主政体呢？”

很奇怪的是，外国人对清末的观察和对革命的担忧似乎和我们的主流描述大不相同，而莫里循所描绘的景象很快便被革命打破了。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后岁月大都是极为不堪和破败的，至少在当年革命志士们留下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多是痛苦、彷徨、恐惧和失望。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后十年何以会如此的模糊和矛盾呢？

或许，这就是笔者要写这本小书的原因了。和以前的作品一样，本书也坚持用一种温和的、人性的平民化史观，尽可能客观的去理解和描述那个时代。笔者曾用“西门送客”的笔名出版了上一部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那本书的起点是鸦片战争，结尾是庚子年，而这本小书正好承接前一本，主要围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立宪和革命三个主要内容。限于笔者的学识有限，文中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多为担待。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万哲老师。在笔者的上一部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尚未出版时，万老师便向笔者约定此稿，足见对笔者写作风格的认同和厚爱。另外，我还要感谢天涯社区煮酒论史、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起点中文网、新浪读书、搜狐社区、和讯博客、天涯博客和新浪博客等网站社区，正因为网络世界的存在，笔者的作品才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并成功的走向市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朱瑞霞女士，在我的写作时期，她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金满楼于上海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