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本书以大量的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项英的战斗经历、功过所在，叙述详略得当，评价客观公允，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项英是1922年入党，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功勋卓著，革命进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如何评价项英一生的功过是非，在社会上是有争议的。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详细介绍了项英的战斗经历，功过所在，叙述详略得当，评价客观公允，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书中告诉你：项英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是具有许多优良品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前言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 贫寒家庭

 二 学徒生涯

 三 办工人俱乐部

 四 入党前后

第二章 投身工人运动

 一 发展武汉工会

 二 参加党的“二大”

 三 推动铁路工运

 四 在二七大罢王中

 五 参加党的“三大”

 六 沪西二月罢工

 七 参加党的“四大”

 八 转战上海、武汉

 九 参加党的”五大”

 十 参与中央常委领导

 十一 参加党的“六大”

 十二 全总领导岗位

 十三 准备武汉暴动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一 奉命进入中央苏区

 二 正确对待富田事变

 三 “一苏大”召开前后

 四 为扩大苏区出力

 五 加强人民政权和苏区建设

 六 在军委领导岗位上

 七 “二苏大”召开前后

第四章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一 掩护主力转移

 二 转变斗争方式

 三 突出重围

 四 分兵游击

 五 反“清剿”

 六 巩固内部

 七 游击新特点

 八 新的考验

 九 实行谈判改编

 十 同党中央恢复联系

 十一 向党中央汇报

第五章 战斗在新四军

 一 党中央决策过程

 二 编组前后

 三 向敌后挺进

 四 坚持皖南抗战阵地

 五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六 到苏南敌后巡视

 七 发展方针的实践者

 八 加强政治领导

 九 治军抓重点

 十 发扬优良传统

 十一 外援的积极争取者

 十二 项、叶之间

 十三 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第六章 在皖南事变中

 一 局势的逆转

 二 北移的变化

 三 北移路线的波折

 四 北移的准备

 五 北移途中

 六 最后两个月

 七 沉痛的教训

 八 仓促的决定

第七章 殉难之后

 一 评价跌至谷底

 二 重新安葬

 三 实事求是推动评价回暖

 四 纪念诞辰百年

 五 历史原貌逐步恢复

后记

又记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铁路工会发展很快，其中京汉铁路工会的发展又走在陇海、津浦、京奉、京绥等铁路的前列。

汉铁路是1898年开始修建的，和项德隆同龄，1906年建成通车，北起北京，南至武汉，全长一千余公里，为中国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很重视京汉铁路，他每月军饷八十万元大部来自京汉铁路的收入，因而京汉铁路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京汉铁路，许多重要干部如李大钊、邓中夏、陈潭秋、项德隆、罗章龙、包惠僧、许白昊等，都被派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武汉、北方分部，去直接或间接领导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

那时，京汉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榨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铁路工人劳动强度大，干活的时间长，每天至少是十个小时，多的每天达十六七个小时，而且成年累月，没有休假日，遇有事情请假要扣工资，对生病和工伤致残的一概不管。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元，仅及京汉铁路局长月工资的百分之一，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们为了生存，迫切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条件，获得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特别是他们从1921年冬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受挫的教训中，深感工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团结战斗。

1922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首先发起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全路广大铁路工人的欢迎，在有各站代表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确定对全路的工会组织进行统一的整理。

同年8月10日，中共党组织召集京汉铁路各基层工会负责人开会，第二次讨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事宜。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派项英、包惠僧、张国焘等出席，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列席。这次会议，经过三天讨论，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武汉的杨德甫任主任委员，长辛店的史文彬、郑州的凌楚藩分别任副主任委员，项英任总干事，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过程中，把建立、扩大基层工会当作筹备的主要工作来抓。他深入到京汉铁路南段的广水、信阳、驻马店等站进行宣传教育，消除各帮口的成见，引导工人走团结的道路，帮助他们组织起基层工会。

项英在巩固、发展基层工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共产党员。著名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同军阀、资本家、工头斗争坚决、勇敢，对工会工作热心、认真，项英就向党组织积极建议吸收其入党，使林祥谦很快被吸收到党内来。

对于介绍施洋入党，项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施洋毕业于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任律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支持工人运动，被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项英认为施洋的本质是好的，思想是进步的，就和许白吴共同介绍施洋入党。但在中共武汉区委会第一次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施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风头主义的毛病，没能被通过。在这次会后，项英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帮助施洋；另一方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认为应该看施洋的主流，对施洋的情况作客观的分析。到武汉区委会再次讨论时，终于批准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工作的进行和沿线基层工会的发展，项英的信誉已经由江岸飞速传到京汉铁路沿线各段、各站、各厂了。

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期间，沿线一些基层工会为提高工人的生活和待遇，要求增加工资等，与厂主、军阀、洋监工、绅士作斗争不下十余次，每次均获得相当的胜利。项英运用这些事例，采取多种形式广为宣传，扩大了工会的影响，激发了工人们参加工会的热情。

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在项英和各地工会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到1922年年底，全线的工会组织就绪，建立起十六处分会，会员达二万多人。从而为京汉铁路总王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工会组织已经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确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议确定抓紧起草会议文件。项英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和组织大纲、办事细则等文件的起草。

项英参加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第二条写明该会的“宗旨是：(1)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2)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的争端；(3)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4)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个章程表明了工会的政治主张，它是为全体工人谋利益的，是要与全国各业工人以至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因而得到广大铁路工人的拥护。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报纸都刊登报道和广告，向全国有关团体、新闻单位发出邀请函电。筹委会主任杨德甫和筹委会副主任、郑州分会委员长凌楚藩，专门向郑州地方当局办理申报手续。

同年1月下旬，京汉铁路各站工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一些社团代表和新闻记者也先后到达；项英和武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王会负责人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李求实、林祥谦、施洋以及武汉地区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带着他们献给大会的礼品，乘专车赴郑州，受到沿途各车站工人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从北京到达郑州。

军阀官僚对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异常恐惧，蓄意破坏捣乱。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诡计多端，表面上同意成立总工会，并赠送锦旗以示支持，暗地里却在1月25日密电吴佩孚，诬蔑即将举行成立大会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是“聚众招摇”、“荒谬绝伦”。

吴佩孚时任北洋政府直鲁豫三省巡阅史，拥有十多万人马，老巢设在古都洛阳，对工人成立工会是不赞成的，特别是1922年8月长辛店王人的罢王使他很恼怒。因为那次工人罢王，使吴佩孚在京汉铁路的收入每月损失六万元(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的条件，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路局每月要多开支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十二万元，因此他反对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很自然的。当他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将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时，大为震惊，于1月29日电令驻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要对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拿着吴佩孚给靳云鹗的电报，到花地岗玉庆里四号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吴大帅(指吴佩孚)有命令，禁止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项英和筹委会工作人员非常气愤，据理相争，表示大会仍按计划进行。P20-23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低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二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多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保存和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于，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1998年5月13日，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重新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项英传》，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在许多老首长、老同志、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在即将出版之前，对一些情况有必要作些说明。

第一，研究和撰写过程。

《项英传》，是在研究项英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过去虽曾接触过有关项英的史料，但真正对他的研究是1982年在领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项英人物条目开始的。当时，我知道要写好这个有争议的人物的条目，难度很大，有人还提醒我不要因此犯政治性的错误。但考虑到撰写任务是解放军人物学科的主编单位——总政治部干部部赋予的，不便推辞，就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在熟悉和掌握史料上下功夫。在这期间，我组织编撰、编审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新四军的条目，主编了《新四军事件人物录》，还在参与《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大辞典》一些条目的编撰和编审过程中，注意熟悉与项英有关的情况，查阅文电，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熟悉和掌握与项英有关的资料时，我特别注意了两方面：一是1941年皖南事变前形成的资料；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资料。鉴于皖南事变后至“文革”期间形成与项英有关的资料，基调多是批判的，因此，在参阅时注意了对比、分析、鉴别，并不照抄照搬。

《项英传》，在1984年接受解放军出版社约稿后，就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人物条目为基调，开始搭设框架，排大事记，拟制纲目，汇集资料，于1987年开始撰写。由于当时行政领导工作和编审任务繁重，只能利用节假日和晚间等业余时间进行。1989年，鉴于不能公正对待项英的个别人攻击项英条目和攻击介绍项英业绩的文章是“为项英翻案”，于是我放慢了对《项英传》的写作，一面参加学术探讨，先后发表了《论项英》、《项英传略》、《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等文章；一面结合编撰、编审工作，继续查阅史料，向熟悉项英情况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陈丕显同志和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段焕竞同志等请教，走访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和熟悉项英情况的顾玉良、顾雪卿、何子友、杨明、李志光等同志，对项英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我又开始了《项英传》的撰写工作。就这样，《项英传》从着手到1995年初写出书稿，前后历时十年，不少章节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写成。

在《项英传》写作过程中，上海、湖北等多家出版社想要这份书稿，有的还要我另找路子为他们再写一本，后由于解放军出版社机构调整，而中共党史出版社很想要这份书稿，最后转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经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稿，朱中文总编辑自己担任责任编辑，亲自处理文稿，由他们正式出版。

第二，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对项英的功过评述，史学界争议的问题颇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公正地加以评述，是澄清争议的关键所在。笔者在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包括：

(1)项英1930年12月到中央苏区，不是王明派去的，而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去的。那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未上台。

(2)在主力红军长征初期，项英指挥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掩护、策应红军长征，牵制了大量敌人，是符合革命全局利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项英指挥留下的红军的积极掩护、策应，那长征的红军主力会增加许多困难和艰险。

(3)有人说新四军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初期上海、南京失陷时没能进入敌后，致错过了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时机。这种说法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那时党中央连新四军的编组原则还没有研究，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还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新四军还没有组建。

(4)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才集结编组完，在那十天之后，先遣队就已出动，主力也陆续进入敌后，其速度不是慢而是快的。那种批评项英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再督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的说法是胡乱编造的、毫无根据的。

(5)有人批评项英1939年反对东进，却查不出第一手的文电资料，而看到的却是当年项英认为“江抗”不应西返的电报。稍后他又派谭震林去加强苏南东路的领导。这足以说明项英对向东作战是赞成并支持的。

(6)有人说项英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说法是受王明的影响。据查，这一年1月至3月，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就达十四次之多。同年，在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报告中，都有类似或相近的提法。这看出，这与当时的斗争策略有关，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有关，并非项英个人的独创。

(7)有人怀疑高敬亭被错杀是项英搞的。1975年，中央一位领导人在审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的报告上批示：对高敬亭的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这又使项英蒙受了一大冤屈，成为后来许多人批判项英罪状的重要根据。其实，高敬亭1939年6月24日被错杀时，在皖南云岭军部的项英毫无所知，而是由时在江北的叶挺军长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办的，并非是当时在皖南的项英办的。陈毅早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陈毅这番话，当时是表扬叶挺的，但从另一方面却佐证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8)有人说项英将新四军第一团调回皖南，是故意减弱苏南敌后的力量。这与事实不符，是属于调整建制的正常情况。军部在将第一团调至皖南整训的同时，又将第六团调到苏南，并拨归第一支队指挥。

(9)有人把叶挺几次辞职说成是与项英的关系引起，以此百般指责项英。其实，叶挺多次辞职的情况复杂，归到项英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叶、项关系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紧张。

(10)有人说项英想搞“三山计划”，并以此来佐证他反对“向北发展”。史学界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三山计划”。实际上，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云岭时，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驻地山上设立了侦听机构，负责从空中电波中搜集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项英时常去那里看情报资料，后来被有人说成项英在搞“三山计划”。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同志，1990年2月在给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的信中指出：“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但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

澄清对项英非议的过程，是正视听、明是非的过程，也就是澄清历史事实，它为正确地反映项英面貌打下了基础。

第三，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应提到的是，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等重要史书出版，对项英各个时期有了较为公正的评价；陈毅关于《新四军产生的最近历史》等史料的征集和披露，南北、董之曦《山雨欲来风满楼——皖南事变前夕纪事》和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等研究成果的发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暨军部分会组织对皖南事变历史的研讨及与会新四军老同志给予的期望，都成为我近年来加快《项英传》撰写的重要条件。

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过程中，陈丕显、李一氓同志给我很大关怀和支持。他们在中央苏区、在皖南同项英相处时间久，对项英情况了解多，多次接受我的访问，同我分析研究，回答我请教的问题，赠给有关资料，对我客观评价项英革命的一生有很大帮助。对我帮助最多的，还应提到四位同志：一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他于1938年从浙东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对新四军在皖南和皖南事变研究颇深。1985年3月9日，我在南京军区招待所先同他见面交谈，又一起到我宿舍交谈、看史料。此后电话、书信联系不断。二是，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明。他于1937年春参加“民先”投身革命，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一直在皖南转战，皖南事变中突围到江北，1941年3月奉命率领小分队第一批重返皖南，1945年10月从皖南撤至江北后又奉命率领小部队再返皖南，在皖南征战12个春秋，对皖南情况了解最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关注我发表研究新四军和项英的文章，于1991年4月6日来南京同我见面，在我宿舍里边交谈、边看史料，整整聊了一天。此后电话、书信联系不断。三是，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李维民。他对党史、军史熟悉，研究颇深，联系面广，对我研究新四军和项英很支持，电话、书信联系不断。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祖羲。他对新四军和皖南事变研究颇深，多次到皖南事变发生地考察，我在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工作时同他见过面、交谈过，此后电话、书信联系不断。这些同志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对客观评价项英和新四军在皖南及皖南事变相关情况起着重要作用，我要谢谢他们。

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给予了热情支持，不断交流情况，提供资料。王秀鑫、杨刚、周之同、伊增埙、阎景堂、周世昌、蒋风波、佟英明等老同志或学者，就项英评价的有关学术问题同我交换过看法，有的帮助审阅书稿，帮助核对史料；徐立群、徐合群、何硕丰、杨文玉、薛文浩、刘达、王顺才、张耀明、李秀登、陆井夫、田华洲等同志，从北京、广州、武汉、南昌、南京等地帮助查阅过史料；李鹏贵同志帮助翻译过外刊评述项英的资料；奚原、钟恺、孙华民、罗友琳、汤少云、何念选、张服膺、陈锦胜、马宏才、赵焕文、朱清泽、史明星、王承友、卞庸中、王军、陈晓萍、王静、赵南阳、王晓江等同志，对我的研究和写作给予过鼓励、支持和帮助；还有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等地的一些同志，对我研究项英和《项英传》的写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还要提到的，我的老伴曲雅彬同志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大支持，经常鼓励我抓紧写出书稿，后期她因病重不能参与具体事情，就动员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帮助我校对，称得上是“全家上阵”。而书稿的最后修改加工，是在老伴病情危重，白天要去医院或在家中帮助护理、夜间在灯下修改的困难境遇中完成的。遗憾的是，老伴未能看到本书的正式版本，而在病重七年后离开了人间。

最后还要讲到，对历史人物总免不了有不同看法，特别对长期有争议的项英总会有不同看法的。但我认为，只要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认识还是容易解决的。我的拙作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水平和占有史料所限，可能有偏颇之处，欢迎批评和指正。

作者

1995年2月13日于南京

2007年11月26日增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