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自序》是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它是一本充满大智慧的书，是一本纵论中国大学教育的书，是一个大哲学家用哲学的眼光看待宇宙与人生并得出明确结论的书。而与其思想高度相辅相成的是，本书的语言也达到了现代汉语的最高境界，因而它又是一本语言艺术家透彻认识语言的内在特质和纯熟运用现代汉语的书。《三松堂自序》以其思想和语言的巨大魅力，在读书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本书是作者晚年的回忆录，之所以名为“自序”，是继承古人著述的传统，作为此前所有著作的总序。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社会，讲述自己的成长环境及人生经历；哲学，叙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及成就；大学，回顾一生求学与任教的经历；展望，表达自己对未来的信心。本书所述，起自1890年代，迄于1980年代，忆往事，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对于理解、评价作者及其著作具有重要价值。本书版本采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自序》之自序

一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二 哲学

 第四章 20年代

 第五章 30年代

 第六章 40年代

 第七章 50年代及以后

三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第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四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附录

 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

 《三松堂自序》第二次校勘后记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作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P3-6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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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第二次校勘后记

《三松堂自序》(以下简称《自序》)是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是冯先生的自传。之所以名为“自序”，则如冯先生自己所说，是“揆之旧例”，继承古人著述的传统。他以司马迁、班固、王充为例说：“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屠，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读者不难由此了解《自序》写作之旨趣。

但《自序》写于80年代初，此时《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著述还刚刚开始，远未完成，而冯先生自己是将《新编》视为生平最重要著作，将《新编》的写作视为晚年的头等大事的。他为什么不等写成《新编》就写《自序》呢？

这是因为此时的冯先生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中，他所做的事主要是“忏悔”(但也曾力争发表一些并非忏悔的见解与主张)，在长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他基本上失落了自我，作为一位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却放弃独立思考，其教训是深刻的。冯先生在《自序》中真诚地解剖自己，总结教训，从而提出“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决心今后“只写我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再依傍别人”(《新编·自序》)。在此之后，冯先生坚决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八十余岁高龄从头开始撰写七卷本《新编》，且逐步做到不依傍别人，而作出自己的结论，故《新编》新见迭出，每与时论相违。他越写到后来越感到自由，写到最后一册、最后一章，更感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大自由。可以说，冯先生的最后十年是实践“修辞立其诚”原则的十年，是独立思考的十年，冯先生重又充分显露了他作为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的本色。这就可见，《自序》的写作对冯先生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蘧一写作实现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就此而言，《自序》又不同于古往今来的同类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它对于理解作者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冯先生又说，《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因此，对于评价冯友兰其人其书，《自序》是不可不读的。

不反省、不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唯有经过深刻的反省与忏悔，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过去，走向未来。“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其根源何在？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与忏悔，每一个过来人都应反省与忏悔，理应成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反省与忏悔。这是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

就此而言，《自序》在中国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三松堂自序》曾于1984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竖排)，次年经校勘后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一卷，1996年筹备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二版(拟于1998年底出版)时又作了第二次校勘。现即据第二次校勘，改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单行本。

又，《三松堂自序》所述之时代，其下限为1982年。为使读者了解作者生前最后数年的状况，此次人民版于书后增加了附录《冯友兰先生1983年一1990年年谱简编》。此外，书前照片及其说明文字也都有一些变化，以求能更好地反映冯先生的精神风貌与有关史实。

蔡仲德

1997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