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是20世纪20至4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文学巨匠以及知名文人如鲁迅、俞平伯、郁达夫等人与出版有关的一些逸文趣事，颇具可读性。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反映了上海上个世纪20-40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

本集所收文章，主要是有关文艺社团史料，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文化出版界的几宗事件，以及对文化界人士的回忆等。作者大多是当事人或亲历亲闻者，因而内容真实感人，可以见到那时文坛的风雨，老一辈文化人的风貌，有许多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地方。

序一 丁景唐

序二 陈子善

编选说明

我所知道的文萃社 居鸿源／l

“文萃事件”后出版的两套时事性丛书 俞筱尧／19

回忆“新生”事件 严长衍／23

“新生”事件与艾寒松 周幼瑞／30

上海沦陷时期“兄弟图书公司”被封经过 周幼瑞／35

“富通事件”前前后后 金迅／41

“湖畔诗社”的创立及其出版物 周国伟／45

湖畔诗社的两本诗集 刘华庭／50

谢旦如和他的《苜蓿花》徐重庆 董校昌／53

朱自清与“湖畔诗社” 钱大宇／58

上海通信图书馆及其《书目》和《月报》 杨浩基／61

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 杨渭元／64

新月社始末我见 谢家崧／66

鲁迅与未名社 林炜／74

《女星》和“女星社”谈健刚 俞子林／77

艺术剧社及其出版的书刊 洪明曾／81

郑振铎与国际笔会中国分会 陈子善／84

俞平伯与曲社 徐重庆／89

中国学会始末 虞坤林／94

“中华地学会”简史——三十年代出版的《地学季刊》浅述 葛方文／99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简史 葛方文／103

文坛旧闻录 沈松泉／105

忆念矢志保存革命文物的谢旦如先生 丁景唐／133

俞平伯、施蛰存和画家洪野 丁景唐／140

回忆鲁迅关于《五讲三嘘集》的谈话 楼炜春／148

鲁迅与《醒世姻缘传》 王锡荣／152

鲁迅与刘承斡的书缘 柳和城／157

胡适给陈乃乾的两封信 虞坤林／160

徐志摩二三事 谢家崧／164

《徐志摩年谱》谈往 陈从周／174

关于徐志摩的一件轶闻 沈松泉／178

把握人民文学的方向——缅怀郭沫若先生 范泉／18l

茅盾致范泉 范泉辑注／184

巴金书简 范泉附记／188

新发现的邹韬奋狱中书简 张树年／191

郑振铎为国家抢救版本图籍的伟绩——《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编后 刘哲民／195

郁达夫致邵洵美遗札 陈梦熊／203

幽默老舍——记老舍和父亲赵景深的往来 赵易林／206

诗人朱湘 赵易林／212

诗人焦菊隐 徐重庆／220

乌鸦、喜鹊与和平鸽——关于曹聚仁二三事 纪维周／224

一件标点古书的旧案 周 劭／228

钱歌川曾想落叶归根 徐重庆／231

潘汉年何时加入创造社 沈松泉／235

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章克标／238

杨骚小传 钦鸿／241

访陶菊隐 刘华庭／244

我所认识的汪旭初 吕学端／247

林纾和魏易 孙继林／249

海上漱石生的最后遗篇 顾承甫／253

我的写作经历 黄裳／255

叶德辉轶事 徐重庆／258

近代学术怪人李宗吾 孙继林／261

忆念丁玲同志 邵公文／263

[附]我所见到的《红黑》杂志 谈健刚／265

悼念萧老 刘华庭／268

凤凰涅巢忆从周 刘华庭／271

沉痛悼念赵景深教授 刘华庭／274

怀念宋云彬先生 欧阳文彬／277

怀念顾老——记顾廷龙先生二三事 林其锬／280

我所认识的郑逸梅先生 刘华庭／286

徐迟琐忆 范泉／290

叶老轶事随记——悼念叶圣陶先生 王知伊／293

藏书家陶兰泉 陈乃乾／297

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 李新乾／300

陈援庵先生买书刻书佚事 李新乾／305

顾颉刚从商务印书馆到朴社 徐雁平／308

纪念出版界前辈赵家璧先生 刘华庭／312

怀念政治地图设计家金仲华 莫志恒／316

胡愈之与海外进步文化出版事业 温平／320

回忆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 赵家欣／327

我的简历 李小峰／332

出版家沈松泉事略 钦鸿／334

[附]鲁迅先生墨宝失而复得记 沈松泉／337

最后一次的会见 丁之翔／340

黄洛峰书鲁迅《自题小像》句——纪念黄洛峰同志逝世三周年 范 用／343

陆圣泉年谱 陆莲英／345

回忆黄嘉音同志 尚丁／348

陶元庆和我 钱君甸／35l

三十年代出版界的昙花——书籍装帧艺术家郑川谷 莫志恒／355

忆内山完造先生——纪念内山完造诞生一百周年 王宝良／359

一九三0年代的“漫画热” 林豪／368

光明在望——记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 俞筱尧／375

编后记／380

最后一次的会见

丁之翔

从北京向徐伯昕同志遗体告别回来，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记得去年(1983年)8月我店为影印《四库全书》要与北京图书馆协商，我出差到北京。知悉伯昕同志病重，由孙洁人同志陪同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老人家。那时八十高龄的伯昕同志身体极差，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说话也比较困难，但是他的神志很清楚，精神还很好。见到我们去看他，非常高兴。他虽在病中，但对书店工作和出版事业还是和过去那样十分关心。当我向他汇报我店准备影印《四库全书》的有关情况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很好，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曾三次想印，均未成功，如果这次你们能印出来，真正为保存和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当我把带去一本新印的《永生》周刊的样本送给他时，他说：“上海书店近几年来影印了《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看了你们的选题，正准备影印《新生》等刊物，很好。”他又说：“还有一本《国民》周刊计划里没有，这是1937年5月至11月直到上海沦陷时的一本周刊，是谢六逸编辑，从第十六期开始编委有谢六逸、钱俊瑞、邹韬奋、章乃器、张仲实、张粥、胡愈之、金仲华、长江、李公朴、沙千里、王纪元等同志，这一刊物也应列人影印出版计划。”听了他的意见，我回沪向我店有关同志作了汇报，现在已决定影印了。并且还准备把《抗战》三日刊等刊物也一并影印出来。这些刊物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史料可靠，是很有价值的。

谈到《民主》周刊时，伯昕同志说：“韬奋同志是1944年7月逝世的，他的一生为民族解放、为民主政治、为进步文化事业奋斗终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为了继承韬奋同志的遗志，宣传和发扬民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我们和郑振铎同志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刊物《民主》周刊。《民主》两个字就是用的韬奋同志的手迹。这本刊物虽然是生活书店主办，但为了避免刊物出版后可能受到反动派迫害、夭折，而牵连到书店，所以对外另用发行地点和发行人，这是吸取过去的教训，为了斗争的需要。《民主》周刊社还团结了一大批原来留在上海沦陷区的进步文化人。后来为了进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由经常为《民主》撰稿的周建人、马叙伦等同志酝酿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还讲：“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留在沦陷区的进步文化人，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生活书店用做副业得来的钱，以斗米千字预付稿费的办法向一些进步作家约稿，照顾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继续坚持斗争。因此，抗日战争一胜利，我们就有许多稿件可以出版。这些工作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希望参与这些工作的同志把这些情况都写下来，以教育后代。”

他还谈到当年的斗争很复杂，我们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与有些国民党人合作，由他们出资金，我们出人，当经理，当编辑，掌握出书权。出版进步图书的南国出版社就是利用他们的资金办的。他叮嘱我转告陈云才、楼适夷同志，请他们把这一段历史也能写出来。

谈到三联书店时，他说：“三联是有革命传统的，一直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应该把她从人民出版社划分出来，恢复她的传统和特色。”据悉，最近有关领导部门已原则同意，待时机成熟即可实现，这是值得告慰伯昕同志的。

伯昕同志在病情危笃的时候还如此关心出版工作，要求我们进一步把工作做得更好。期望之情，使我十分感动。现在，他不幸逝世，但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和兢兢业业、为党的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4年4月22日  原载《古旧书讯》1984年第四期

黄洛峰书鲁迅《自题小像》句

——纪念黄洛峰同志逝世三周年

范用

鲁迅《自题小像》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洛峰同志书于读书出版社《社务通讯》第二卷合订本的卷首。

《社务通讯》是抗日战争时期读书出版社的内部刊物，在重庆编印，从1939年5月到1941年1月，编印了三卷，共三十六期，今存三十四期，合订三册。

1941年皖南事变后，读书出版社除重庆一地外，各地分社被国民党查封，迫于形势，《社务通讯》不得不停刊。洛峰同志秘密出走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次年春洛峰同志突围经桂林回到重庆。1944年，我和桂林分社的同事经历了湘桂大撤退也回到了重庆。清理旧物，我将自己保存的一套《社务通讯》装订成册，洛峰同志在第二卷合订本书写了鲁迅的这一诗句，自勉共勉。

洛峰同志当年在读书出版社同人手抄刊物《哨岗》上写的一篇短文《寿终外寝》，可以说明他书写这一诗句时的心境：

突奉图审处通知，开：“案奉……‘案准……《学习生活》内容谬误，应予限制出版……’等因奉此，合行通知，仰即遵令停止出版，为要。”等因，奉此，《学习生活》就得从此(第四卷第五期止)寿终外寝了。

去年我刚逃到桂林，便奉令停止《文学月报》，今天又停止《学习生活》；明天，将是摘下我们的最后的一块招牌了。

别人要箝住我们的口，要铐住我们的手，要……。

我有什么说的呢？“我以我血荐轩辕”！

“图审处”即国民党中宣部的“图书杂志审查处”。洛峰同志的这篇短文，是为《哨岗》写的《雾夜杂抄》中的一篇。

是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太平洋战争、湘桂大撤退、劫后重聚，依然是“风雨如磬阉故园”，大夜弥天，洛峰同志又率领着我们生活、战斗在“雾重庆”，接受新的考验，“我以我血荐轩辕！”

原载《古旧书讯》1983年第五期

P340-344

去年10月里的一天，上海书店的俞子林来看我，说他准备从过去上海书店的内部刊物《古旧书讯》中精选出几本书，要我为他写序。

我想，我年龄已近九旬，不知是否有能力来完成，转而又想到自己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研究现代文学，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沿革比较熟悉，而且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就答应了。

《古旧书讯》(初名《业务通讯》)创刊于1959年1月，可惜只出至十八期就停刊了。那是根据市委关于整顿内部刊物的决定。停刊的消息是我去传达的，我正担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处长。其实我心里很看重这份刊物，觉得它内容丰富，有行业掌故、版本鉴别、稀见珍本古籍、碑帖和革命图书文物介绍等；作者水平较高，大都是版本专家和书店的业务骨干。我也曾为这本刊物写过稿，我不无惋惜地对书店的同志说：“刊物只能停办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的春天来了！1979年在俞子林的提议下，同年8月《古旧书讯》又与读者见面了，当然还是属于内部刊物。后来由于市场上的各类刊物日益增多，到1989年12月，在出版了六十三期后就自动停刊。

《古旧书讯》的来稿力求做到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三亲”，读者看起来觉得亲切、真实、可信、可靠，而且在图书行业里堪称是独一无二，许多专家学者、图书馆都愿意阅读、收藏这本刊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老前辈都还在世，于是这本刊物的编辑同志就尽可能地找到原来的当事人，请他们写回忆文章，如请施蛰存谈《现代》、赵景深谈《文学周报》、周全平谈《洪水》和西门书店、楼炜春谈天马书店、楼适夷谈《奔流新辑》、胡绳谈《抗战三日刊》、马荫良谈《申报》、章克标和林达祖谈《论语》、丁裕谈《上海周报》、尚丁谈《展望》等。并且还请一些知情人写发生在出版界的各种事件和人物轶事等。人们常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古旧书讯》为抢救历史文化，为我国的出版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从现已编定的三本书的目录来看，编者是继承了《古旧书讯》的特点，大部分是作者“三亲”的文章，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史料性强，看起来很有味道。无意中也为一些老作家的再现提供了平台。如女作家关露在2007年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书里收了我的《关露同志与(女声)》、丁言昭的《介绍诗集(我歌唱>》和刘华庭的《关露的两本书》(即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中篇小说《新旧时代》)，刚好成为一组悼念关露，表达我们敬意的追思文章。

这本刊物能把以往几十年的掌故轶事发掘出来，与刊物编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例如沈松泉的文章《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和《光华回忆余话》等，史料价值高，但开始时作者没有实物资料，难以落笔。书店的负责人毕青查得1931年6月编印的光华书局书目后，迅速送给作者，才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三万字比较全面的长篇回忆，后来又刊登在1991年6月《出版史料》第二期上，而作者在1990年3月病逝于天津。类似作者与编辑、出版人密切合作的例子还有不少。

《古旧书讯》以积累书刊史料为己任，记录了很多文坛往事、书业掌故。古旧书业的经营传统，使文化街永葆书香特色，吸引国内外读书人、爱书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淘得各自心爱的书刊，在客观上，传承了文化街的特色，提升了文化街的知名度，成绩蜚声中外。

今天，上海城市发展已进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群情激奋。在文化建设上，也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创新思维，规划好整个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蓝图，以文化建设的软实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这套书的出版，使我想起福州路文化街形成的动因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联想到我几十年来接触到大量的文化街的人和事，以及有关历史资料。我相信，这套书对于广大爱书、写书的读者来说，是一套非常有帮助的好书，对于海内外到上海来寻访昔日文化街往事的读者来说，也是一套带有导游性质的好书。

2008年2月12日

本集所收文章，主要是有关文艺社团史料，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文化出版界的几宗事件，以及对文化界人士的回忆等。作者大多是当事人或亲历亲闻者，因而内容真实感人，可以见到那时文坛的风雨，老一辈文化人的风貌，有许多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地方。

在这些作者中，有的是属于不同流派、不同营垒的人士，他们当然会有不同的叙述和不同的观点，读者们自会历史地看待，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判。

本集最后两篇文章：林豪先生所写三十年代上海漫画热与漫画刊物兴起的情况，是他当年参与这些活动的历史见证，是特意收人的。

俞筱尧先生的文章，记录了部分著名民主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从内地潜赴香港辗转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经历。本文作为本书的殿后是很有意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后终于盼来了光明，告别旧时代，迎来新中国！

编者

2007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