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做烤瓷牙，每个人都会问：是永久性的吗？有的医生就回答：你50岁做，就是永久性，你30岁做就不是。爱情也一样，寿命短的人容易从一而终，可是活到80岁，想爱一生一世就很艰难。……”本书围绕“爱情”这一话题，精选了8部长篇小说和1篇人物对话。

这是一本长篇小说集，共收录小说8篇、人物对话1篇和自序1篇。小说围绕“爱情”这一主题展开。

本书为开放时代纪实文学系列丛书之一。

自序 片断

到底谁爱谁

三位女性关于爱情的对白

有病还是没病

天生报复狂

列一张感情表格

完善自身和增进魅力

孤独是我们的宿命

平衡的魔法

和张欣、李丹丹的对话

安妮，女，35岁，香港人，现为一间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旗下有杂志、平面设计、文化用品买卖等等，每月回广州公干并到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度假。

我认识安妮已经有很多年了。十几年前，我在一家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她当时在一间广告公司里当文员，曾经给我们杂志投稿，也见过面。印象中的她是一个斯斯文文、瘦弱的女孩。后来就听说她结婚并移居到香港。她去了香港还给我来过信，是一个有心人。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巾国大酒店的西餐厅。安妮约会朋友就是喜欢选择这里，这里安静。

这时的安妮已经和从前判若两人，身上完全没有了从前的羞怯和不自信。适中的个子，得体的穿着，完全不化妆，完全是一副我在香港看到的新一代事业型的年轻女性的姿态。

她喝了一口红茶，两只眼睛很大，一双广东味道很浓的眼睛。

久别重逢的第一次见面，我们讲的都是这10年大家各自的经历。给我的印象是她的人生是从去了香港后才开始的。我问她刚去香港时做的是什么。她说做的是保险经纪。这有点像刚到广东来的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做保险是一种不需要有本地根底的丁作。

当然她很快就不再做保险了。

后来安妮每次回广州都会约我坐一坐，讲一讲近来的情？兄，也讲讲我们身边朋友的近况。

突然有一次她讲起了有关第三者的话题。开始讲的是我们相熟的一个人。夫妻俩我们都认识。而且公认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男的做律师，女的做广告设计，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平日我们讲到他们时都说这一对是一百分的。

安妮那天穿了一条短裙。她喝了口红茶突然对我说：“一百分出问题了。”

那一对夫妻中，女的叫爱琴。人也长得像她的名字那佯斯文大方。安妮对我说：“爱琴突然来香港找我，并在我家住了几天。半年不见，人一下子就瘦了很多：她十分忧愁地对我说，她丈大那大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吃完饭就对她说，‘我们分居吧’，说完当天晚上就在书房里铺了床。”

安妮充满感情地说：“爱琴说她半年来一直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到大亮。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就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到现存还没有好。但我们足知道的，她先生同他的一个助手相好了。那个女人又瘦又丑，且比她丈大大十年有多，从外在到内在根本没办法和爱琴比。但谁也小敢和爱琴说这件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她，因为她丈夫十分内向，绝对不接受外人知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发展下去。”

安妮又问我：“发生了这种事，身边的人是不是就应该这样不做任何举动地任当事人蒙在鼓里？”

我说：“这真不好说。”

我说：“爱琴的婚娴问题出在她的先生那里，但据我们观察，她的先生并不是一个好色的人。”

安妮说：“但他是一个对女性的美敏感的人，容易赞美和欣赏女性。你说，他是不是也欣赏你？”

我笑着说：“是不是他对自己的精力感到担心，所以要换性伴侣试一试。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对门。”

安妮忧虑地说：“男人，其实都是不成熟的动物；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说这种话？说男人是茶壶，天生就应该配几个茶杯。”

我说：“那我们应该用陆小曼的话回击他们。陆小曼说：我们女人是私人卫生问的牙刷，只能用于一个人。”  安妮高兴地问我：“这个伟大的陆小曼是谁？”

我说：“她是徐志摩的太太，当时北京城的名媛。”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平时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见面肯定就要结束了。但看看安妮，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她的脸色像窗外的天色一样渐渐暗了下来。我估计她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而且不是有关她目前的工作的。

我又要了一杯咖啡。

安妮用力呷了一口茶，装作不存意地问我：“你见过我先生了吗？”我摇摇头。

安妮很向往地说：“他可是外表很有性格的男子。”但她马卜接着用一种批评的口吻说，“但他也是一个内在很软弱的男子。”

“好男人一般都是软弱和尢能的。”我插嘴说。

“可能你说得对。”安妮一脸茫然，这时候，安妮下定了决心一口气地说下去。

“他和一个女人相好了有两年了我才知道，而且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打电话米我才知道的。冈为我太爱他所以太相信他了。

“那天我在公司，接到一个男人从同内打来的长途电话。男人在电话里说，我先生跟他的太太有染。我当时一点都不相信。而且这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猥琐。我骂他神经病就挂了电话。但他马卜义打电话过来，问我先生身边是不足仃一个女助手，还说出了她的名字。我当时听了就半信半疑起来。他跟着又说，现在他太太因为我丈夫的原因要跟他离婚，所以他来找我商量对策。

“我当时就他他说：首先，我不会和你商量什么对策。因为我不知道你所讲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即使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也是你和你太太的事，与我无关。男人丁是换了口气。说让我劝我先生放弃他的太太，因为是他在破坏他的家庭幸福。

“放下电话以后我心里很茫然。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想过我结婚后曾绎历了几十场重大的风浪，我都一一去面对、承受，我们这对患难夫妻互相支撑到今天，从来没有想过这类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甚至下了班都不敢同家，怕看到我的先生不知说什么话。

“这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三岁了，是个男孩，很聪明很漂亮，是我和我先十的至爱。我的婚娴生活出现了第三者？怎么我一点也察觉不到？我徘徊在街上，一再地问自己，他还爱我和我们的孩子吗？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安妮说到这里，询问似的望着我，似乎问我她的反应对不对。

我点点头：“当然，他还爱不爱你们这是很重要的。”

“我同到了家，平静地问他。他并不承认，我相信了他，并整理他的行李袋。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翻到了那个女人的裸体相片，当时感觉被人一骗再骗，真如刀割一般痛心，但我还是选择沟通，了解真相去到什么程度。

“我非常痛心地问他，你对我们的婚姻到底有什么不满意？是不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太刻板了？或者你已经对我厌倦了？是不是我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但他都一一作了否认。”

“但总有一个原因的吧。”我忍不住说。

“在不能逃避的时候，他终于说了出来。早先我们到香港共同创业，白手起家，儿子出生后他公司生意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令我们首次购买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回到家里很有满足感，很有一家之主的感觉。但后来同国内搞工厂，生意极不顺利，后来更遭清盘，而自己太太在香港住文化传播公司和照顾孩子。对比妻子的成功，压力很大。而这个女人是他公司的员工，在他心情不好时还可以让他随意去骂。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可以得到男人的尊严。况且她从自己丈夫身上得不到满足，自然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寄托；但每次回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太太和儿子，他都有强烈的内疚。所以那个女人也非常清楚他的状况，就是他还非常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儿子，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母子两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这个女人为了他，已经和丈夫离了婚。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那段时间真是很茫然，常常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的丈夫既不是好色之徒，除了抽烟厉害，也没有别的坏习惯。我们都是第一次拍拖对象，两年后有了孩子。他在生活中事事迁就我，不是一个大男人。这些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浪，我都在他身边支持他，不离不弃，无论是工作上、官司，哪怕是黑社会上门威胁，还是生活当中他因肝炎住院，我一人挺着七个多月的身孕每天来回医院、公司、家三方面的兼顾，到生儿子那一刻，也是我一人在医院中度过，共患难至今天。但是，今天却面临这样一个危机问题。”

一时我们都沉默了。确实是，有什么样的婚姻是可以保证天长地久的呢？

……

P41-44

改革开放30年，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广东人，一个广州人，用当前的话来说，就是“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地”的人，对这30年，我们有什么总结？

看看历史纪实，30年前，这个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我们自己，在干些什么呢？中国传统的反思风格是以小显大，先从自己做起，这个传统，是古人传下来的。大口号不要讲这么多，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想想这30多年的历史，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孩子，因此所有人的经历都是相似的，因此也很好总结。

一个场景：1966年夏天的傍晚，周末。广州市流花路中苏友好友谊大厦，一座宏伟的灰色的苏式建筑，后为广州市交易会大楼。

一组组干部模样的男人女人成群结队且面带笑容地走进大楼，其中一对夫妇，丈夫个子很高，中山装，偏瘦，风度儒雅，妻子稍稍烫了头发，典型的上海女人的脸，他们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女孩子个子高挑，一看就是身材像父亲，但脸却像母亲，上海人的脸。走进大厦的大厅，大厅里满是跳交际舞的人，夫妻很快就旋转在跳舞的人群里。

女孩子站在跳舞的大人们的外面，低着头。她困惑地看着一双双男人的皮鞋和女人的高跟鞋，她抬起头，想在熙熙攘攘的跳舞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双亲，但很困难。在她的眼睛里，好像每一对跳舞的人都是那么的相像，男的中山装，女的烫了头发。她模糊地记得父母好像为母亲现在头上的发型争吵过，但不是激烈的。

女孩子记起了这座大厦里的另外的世界，有两个厅是她最喜爱的。其中一个存二楼，是专门放木偶戏的，上一个周末，她就在那里看了《小铃铛》，另一个厅是在大厦旁边的林荫小路上，在通往中苏友好友谊大厦的露天电影放映场的路上，那是一个哈哈镜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哈哈镜。小女孩站在里面，仿佛置身在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里，她自己的身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她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她可以在里面待上一个小时。

想着那两个美妙的地方，女孩子悄悄退出了乐队正在奏着《红河谷》的舞厅。她不知道，重新听到乐队演奏这首乐曲，要在15年以后。

2000多公里以外的首都北京，毛泽东正在用一支铅笔在一张旧的《北京日报》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震惊世界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也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州很快也卷进了席卷全国的“文革”中。女孩子参加的那场舞会，是中苏友好友谊大厦的最后一场舞会，也是她父母的最后一场舞会。

中苏友好友谊大厦后改为交易会大厦，继续发挥着她对广州的重要经济作用。只是再没有舞厅，没有哈哈镜，没有露天电影院，没有木偶戏。

也是从这一天起，小女孩进入了一个红色世界，她的母校是广州市东风二路小学，现在叫东风西路小学，文革前叫德宣西路小学。她的先后两个班主任一个姓阮，一个姓温，后者是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广州本地的第一代饮食界富豪“胜记”的老板温某的姐姐温莲芳，现常居加拿大。于是女孩先是当红小兵，后当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语录成了她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教育。1968年的元旦，她和小同学们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广场上，冒着凛冽的寒风，聆听重要的元旦社论，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激越的女声：“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一处处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处安全的绿洲了。”

女孩在红色世界中慢慢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

——截选自自序《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