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圈村坐落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群山中，位于四川省西南端，与云南省接壤。羊圈村的居民以他们的语言自称为“诺苏人”。刚刚发生的汶川地震，羊圈村由于相距较远，得以安然无恙。

到达羊圈村颇费周折。由凉山州的首府西昌向西南去，越过磨盘山和小高山到达盐源县，在盐源县以西30多公里的起伏的坡地上，可以看到只有一条狭窄街道的白乌镇，从白乌镇出发，在种着玉米、土豆和荞麦的田地间步行8公里，方才能到这个坡地与沟壑中由干土墙围起来的村庄——羊圈村。

本书从采访和观察的角度去叙述一个诺苏小村的人们的基本生活、精神寄托和内心期望。并以此触动读者的情感和心灵；通过作者的叙述，人们可能会真正理解那些志愿者在这个诺苏小村所进行的教育、卫生和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价值和意义。

法国学者魏明德博士(Dr.Benoit Vermander)多年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从20世纪90年代即深入到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被叫做“羊圈”的小村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田野考察，是“羊圈援助计划”最初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从“羊圈”小村到地球村——凉山彝族的生活与传说》主要依据他多年来在“羊圈”小村与凉山其他彝族村落的田野考察、家庭访谈以及他对这些材料的认识和理解撰写而成。书中一些记述和看法或许不够完整，但许多口述材料的原初记述，仍有着相当的史料与人文价值。此次出版，除对书中个别翻译文字进行了梳理之外，尽量保留了法文原作的主要结构和内容。

行前叮咛

前言

进入“羊圈”

 第一章 凉山之路

 第二章 中国人、彝族人和诺苏人

 第三章 移民与定居

 第四章 家支、等级与家庭

物质文明

 第五章 土地与劳动

 第六章 住家与火

 第七章 新娘的悲歌

 第八章 周边地带

一代一代的故事

 第九章 轻松学诺苏方言

 第十章 起源说

 第十一章 故事、传奇与神话

 第十二章 鬼魂与神迹：诺苏的宗教

 第十三章 诺苏宗教的未来

 第十四章 美姑—围城

死亡与复活

 第十五章 病痛缠身

 第十六章 灵魂的三条道路

 第十七章 “羊圈”里的小学生

 第十八章 失去羊的“羊圈”

感谢

马呷呷的家

马呷呷今年28岁，是小学教师。2002年3月时，她必须为房子的修理或重建做个决定：这个老房子已有二十多年，且到处都在漏水，是需要修建一下了。当家的是她母亲，年纪大了又是文盲，父亲已过世，家中唯一的男孩也还小。于是这个重大决定便落在长女马呷呷的肩上，但习惯上修建房子这类工作却又是男人的事。马呷呷想了好几夜：要试着修理这老房子吗？修理似乎有点冒险，而且老房子并没有把人和牲口明显隔开来，整个村子里都是这样，她想改变这种情况；她希望用四面墙围起房子，里头有个院子，牲口的屋舍则在外面。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开始兴建之前，她将想法告诉木工日伙尔歪，他负责这个建房工程。经过一番讨论后，最后决定照她的想法去做。房子的面积小，正房只有一间，客人来访时可以坐在正房；院子里另外两栋建筑则各隔两小间，其中一间小屋用来贮放羊毛，另一间则当厨房使用，以取代在火塘上煮东西，但还是要遵循传统：当客人来访时，人比较多，还是需要一个较大的地方让大家能聚在一起。通往墙外只有一扇有锁的大门，就像马呷呷当初设计的一样，猪圈建在门外。

木工日伙尔歪也给予一些细节上的意见，以下为马呷呷的转述：建房子前要先算命，首要考虑的是房子的主人，即马呷呷的妈妈。先算出她的命宫是在八个方位中的哪一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马呷呷的妈妈属鼠，今年53岁，命宫在东方，所以门不能向东方开。这些大家都同意之后，才能接下来讨论，经过多次讨论，最后都赞同马呷呷的设计。

兴建的第一天，木工解释说，要先把地整平并测量，计算出架设墙板的地方。他先将一畚箕泥土放进墙板里，然后在一个木盆里放两个酒杯和草烟，一边把酒倒在墙板上，一边说：“你住在这个房屋里平安无事，你住在这个房子里直到白发时，子孙都能受到庇佑，长命百岁。”再把草烟分给九个人。接着就开始往墙板内填土，第一层填好后用墙槌舂，一层接着一层，舂墙时须将土压紧，才能再填下一层土。建墙和凿门也要选个好日子，进行一道仪式，并根据不同的过程吃不同的食物。之所以做这些仪式或动作，都是为了家中的财富、牲口的健康、家中成员的和谐等目的。装梁时要特别注意梁的数目，千万不能与彝人过世时所用的木块数一样。日伙尔歪确定地告诉我们说，马呷呷的房子共享了160块木板，而屋顶部分约用了6000块瓦。

村里另一位女人，也是当家人，她跟我描述在某个新地点修建房子的经过。“我家这个房子总共建了11天，来帮忙的人共分成三组，每天盖房的人数都不少于28人，这些人都是我的乡邻们，他们都是来帮忙的，我没付给他们工钱，他们只是在我家吃饭。建这座房子大约花了五百元钱，钱主要用在买瓦上，其他都是乡邻们帮忙，不花钱……”

在2004年的春天，羊圈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这年，阿力巫各家要从五队迁到六队，然而所有人都不希望他们搬迁，因为新房的方位与这家人犯冲，但他们却一点也不在意。就在搬家后的六个月，阿力巫各的太太在参加一场葬礼后病倒了。她随即被送到盐源县的医院，过了一两个星期她被送回家，不久后便去世了。新房子马上被拆毁。他们在第五队找到另一个地点，临时搭设棚子居住。亲友和邻居也来帮助这父女重新建筑一栋新房，于是阿力巫各和他1l岁的女儿芳芳，在这年的五月底住进新家。他20岁的大儿子则住在白乌镇；另有两个小孩在他们年纪很小时就死了。

一栋房子变成了一个家，这是夫妻俩与其核心家庭所认可的生活地点，同时透过这个地方显示出大家互助合作，早已超越了不同家支间的界线。村庄其实就是一个由左右毗邻的房子所组成，既各自独立也极度团结，就像建一栋房子的架构时，若没有众人的团结及动员便无法达成目标。

一家人过新年

让我们暂时离开一下羊圈，到小凉山其他邻近的城镇看看。1997年11月，我在磁火太太的娘家度过彝族新年，磁火是在普雄的诺苏语言及文献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连接成都与昆明的铁路即穿越过普雄；这条铁路线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像19世纪时法国农村中的转变，虽带来繁荣与对外的联系，但却也让不少人前往大都市，不在乡下做长期工作。

我们先在喜德县政府所在地停留三天，这里所说的诺苏语被选定为彝语教学及教材的标准语。当初我做诺苏信仰课题研究时，是从美姑县开始的，因为当地在宗教习俗上占有优越地位，且被公认为最能遵循传统的诺苏宗教，所以这次对我来说是个可以参考其他县市的好机会。在喜德，宗教信仰则在一个较适度的范围内：仅以毕摩的人数来说，与在美姑县所统计的便相差甚远。说到这里，我对于有关“毕摩教”(有些人不说诺苏教而偏好以此名称代替，是为了突显此神职人员的重要性)中信仰与习俗的叙述可能还不够完整，不知是否该参考与邻近其他族群联系的结果，或是相反地，要将诺苏民间信仰(或许更早存在)与在大凉山的诺苏大本营中强大毕摩所发展出的“教条规章”区隔开来？这些问题留待之后探讨。普雄有一个特点，就是由有棚的马拉车负责车站与小村之间的交通。车棚布有蓝、白、红各种颜色，让人感觉这个地方像一直在过节一样！我们到达那天是11月11日，还是个太阳高照的天气呢。因为这个海拔2000米的小城，一向都是以严寒的气候著称，并且一到新年，气温便开始急速下降。磁火的妻子在医院工作。医院围起一个很深的院子，里头放养着一匹马、一头牛和一只猪，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不知是病患、医院的员工或是家属)悠闲地待在院子里。后来阿依(磁火老婆的名字)很快便出现，她穿着传统服饰，背上背着一个空的篓子，在我们来访的这三天里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是家里三个女孩中的长女。

稍晚，一辆马拉车将我们载到她位于村子高处的父母家，那是一栋漂亮的诺苏房子。我的房间与火塘那间相连，是用木板隔起的一个小房间，而房子和院子中间还有一道干土高墙。这几天唯一不便的是：老鼠毫无节制地吵闹，这里一时间又找不到一只猫来抓老鼠，所以还得到隔壁借一只猫来。家中的父亲约是50岁人，他的能干却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大约在两年前，他因私自制作并贩卖八连发猎枪而入监两年，后来保释出了来。

另一个当地年轻人则表现出强烈对比，他刚进入公安部门工作，穿着一件神气的大衣，说的话都是一些套路。但这位年轻人在温暖的火塘边畅饮之后，不一会儿便脱下他的绿大衣，然后唱起了好听的古老诺苏歌谣。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新政权刚成立时，他的父亲在县里有个重要的职位。有次我到他家，却很惊讶地看到他家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反观接待我的那一家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便显得较有智慧。他们将小女儿送到成都学一段时间的裁缝，以期望能回来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店。

我在阿依的父母家停留三天并在他们家过彝族新年。新年期间每个人都会在自己家中庆祝节日，这也是祖先回来的日子。大家都认为祖先会在每年的这一天回到家中，所以在过年前要将水缸里的水换过并装满，然后在庆典期间，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能吹熄火，一直要守到炭火自己熄灭方可。

第一天早上，男人们要杀猪。猪先用火烤，之后分给左邻右舍，再用水煮过。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供奉给祖先的一盘肉和一碗汤放在架子上。到了第三天清早，当听到公鸡第一声啼叫，一家之主便以准备好的食物祭祖，同时不忘对祖先说几句话。这些食物之后由家人食用。

磁火是德昌人，整个凉山地区都有他的亲戚，特别是在昭觉和普雄当地。他叔叔住在他岳父母家附近，我们在第二天时前去拜访(过年的第二天是拜访他人的日子，第一天每个人都待在家中)。他叔叔家的房子显得非常阴暗，屋顶的开口做得很小，看得出来生活过得相当拮据。他是白彝，在民主改革前曾拥有广大的土地，也曾很长一段时间在高山上靠着打猎为生。当他回到村里来时，就只生活在一小块民主改革后的土地上。“这样也不错。”他说，“至少大家都可以平等地拥有土地。”他家中火塘边挂着一副卷联，是一种驱魔经，专门用来赶走不请自来的贪食鬼。当我们认为有必要预防鬼来干扰时，便可以悬挂这样的经文；每次毕摩举行仪式时，也会在吃饭前念诵此经文。

磁火的叔叔婶婶虽是传统的诺苏人，祭祀方面也显露出一丝怀疑，这种态度我在凉山时常见到。虽然怀疑，但也保持着一份谨慎小心，使得他们不能显得太无视于传统。他叔叔告诉我说，年轻的时候很怀疑祖先是否真的会在过年时回来(不知哪个人能有运气在半夜或清晨醒过来，就在那一刹那，见到祖先回来)。所以有一年，他没有准备猪肉而只以萝卜代替。但是来年过得很不好，特别是出了不少健康上的问题。自此，他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至于婶婶的说法，我在美姑县做调查时常常听到：“有一段时间，我们无法履行传统祭典，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于是她做了个结论：“最重要的是，要不就每个人都做仪式，不然就谁也别做。这种事情个人是无法选择的。”

在喜德时，我注意到这里多数的女人都在她们左手臂刺有一个或数个同心圆的刺青，有时圆外围有一圈小圆点。我在美姑并没有见过，有人证实这是只有在喜德、普雄、越西才有的情况。阿依曾为了磁火的研究课题，询问了30位在医院治疗的女病患关于这种刺青的意义。答案并不是很一致，有些人说只是为了装饰好看，最多的回答是说这些圆圈是人死后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中，用来买水用的，因为死后最大的苦是渴。只有女人刺青，因为她们没有经济来源，便以这些图案换水喝。最后，在阿依的帮助下，我自己问了几位年轻女孩，在欢笑声中，得到了一些大同小异的答案。不过其中有一位刺青最漂亮、图案最繁复的女孩，她的回答则完全不同。她说当她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安排与一位邻居家的男孩订亲，她越是了解这个男孩，越是不喜欢他。最后终于与之断绝关系。为了一个不愿告知的理由，将心中的苦楚化为手上的刺青图案，为的是诅咒。

在普雄的旅程中我不只一次发现，这里的女人可以抒发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信仰、压力甚至所承受过的暴力。当我在美姑县做调查时，却通常是由家中的男主人代表发言，即使偶有妻子或其他年长妇女插话，我所得到的答案大多还是属于“男人之间”的对话。在普雄时，我时常观察阿依的母亲，她和气、开朗，总是忙进忙出，阿依和她两个妹妹们也是如此，但我与她们之间的交谈总是无法持续很久。与普雄车站站长的两个女儿交谈就不一样了。她们也是磁火的亲戚。人们总是告诉我很多有关这个车站治安秩序不是太好的事，以致到最后我只愿留下对于站长两个可爱女儿的回忆。这两个年轻的诺苏女孩，在行为上与汉人女孩接近。她们在杂志上看到有关法国人的浪漫，而在看到我这种类型的法国人之后，似乎显得有些失望——尤其当我无法与她们随家中客厅那台卡拉OK一同欢唱……不过最后她们还是慷慨地原谅我。这是个进入了社会公职的诺苏小家庭，我相当高兴他们开通地让我了解情况。站长的公寓中已看不到什么能代表诺苏的东西(我想这公寓是职务上公家配给的)，只有几个黑底、漆上耀眼的红色和黄色的民族色彩的物品(酒杯、盘子和碗)还能让人联想到诺苏。家中的社交场所也不再是火塘周围，而被一台大屏幕电视取代，一点也感觉不到家乡的气氛。但其实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并非如此快速：我后来有一次经过西昌时，才知道相隔约一年后，他家其中的一个女儿结婚了，大约18岁吧，婚礼便完全遵照传统礼俗。

火把节

除了过年，火把节是另一个属于家庭的诺苏节日，时约仲夏。关于这个节日的起源尚有争论。有的人告诉我说，原因之一是在美姑并不过这个节日，而美姑又被公认是诺苏传统文化的堡垒(传说中因为有一年美姑过这个节日时，气候忽然异于寻常地下起雪来，因此决定取消过节)。至少可以猜测这是一个年代不久远的节日，或是与其他族群接触后衍生出来的，并证明了从游牧文化过渡到食用农业经济，以至于对收获时节的重视。不管如何，至少这个节日在盐源和凉山的大部分地区是相当重要的。节庆的第一天下午，每家都在家中集合并朝门口的方向蹲坐。家族的一位成员或亲戚带着要宰杀祭祀的家畜(鸡是不可少的，另外依据这年是否丰收或家里的贫富，可再宰杀羊或猪)在所有人的周围转圈，经过每个人身边时都会用家畜碰触一下，这时一家之主便会唱名，并为他祈福求平安。

夜晚来临时便点燃火把。在节庆第一天宰杀家畜之后以及第二和第三天，大家都不能劳动或挖地。到了第三天晚上，要将一只节庆前七天就选好关在笼里的鸡，取下它的脚、脖子和喙，并将这些用一条席子卷起，在房子前用火把点燃。同时由一位家族成员说一些祈求的话，人畜平安兴盛、来年丰收。也用竹片将这几种动物做成竹牛竹羊等，上面撒上盐巴，做好之后堆到火边。面、盐、面粉随后都会被丢到火中。这些简单的仪式颇值得说明，因它们不同于某些大规模造作的仪式，可是却为一些宗教仪式(我们稍后将较详细介绍)提供较完整的发展基础。特别是它们也说明了家庭是诺苏人存在的中心。

P124-132

2002年7月3日早上11点，格布阿嘎勒勒去世了，他享年87岁。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性情很温和，过去总喜欢和邻居们喝上两杯。他是1979年来到“羊圈”的，在木工厂工作了20年，工厂就在步行约五十分钟的白乌镇上。他的太太一年后也走了。家里的五个小孩中有三个女孩早年夭折。他生前与小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白乌镇党委副书记。

成为“祖先”

院子里，阿嘎勒勒以胎儿般的姿势被放置在圆木架上。下方放着一盆浸泡松果的酒——作为消毒之用。约半数的诺苏老人包着头巾，并将头巾末端卷成尖形。小孩和妇女用松树枝一边在遗体上方挥动，一边唱着简短的悲歌，他们挥舞着削尖的芦竹来驱走闲荡的妖魔鬼怪。这时左邻右合也来了，他们直接穿过干土外墙，聚集在门坎边。即使有人正偷偷地拭泪，整个气氛也还算是放松、宁静的。以阿嘎勒勒的年纪来说，已经算是过了丰富的一生，可以说他是美满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人们为出殡选了一个吉日，就是7月8日下午，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将参加仪式。隔天便在山上举行火葬仪式，之后会将火化后的骨头放置在隐密的竹林或山洞中，若还有空位，或许能和家族中其他已过世的成员放在一起。在他小儿子的家中，将有一段时间悬挂着竹灵——一个象征先人的小竹片。

一直到出殡之前，人们都聚集在门厅，一旁放着几瓶啤酒和白酒，持续地唱着悲歌，有时家族中会有两位男性成员出来进行一段表演及吟唱，火葬开始时还有祈祷文诵经仪式，为逝者指引前往祖界(祖先乐土)的道路。一般说来，最重大的仪式其实是在逝者过世后的若干年后才举行，但阿嘎勒勒去世前就已经是“祖先”了。1996年，在一个重要的典礼上，他家族中有13位已去世的成员完成了这个最终阶段——当时他还活在人世，但在他的同意之下，也进入了这个行列。一位80岁长者的愿望应该予以达成，不过成为“祖先”后有些规矩是必须遵守的，如严禁食用所有雌性动物的肉。总而言之，尽管今天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已故的人，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视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了。像这样生前就已经被封为“祖先”的长者，一般人都认定他们不久后即将离世，但阿嘎勒勒仍多活了六年。

观察及参与

7月4日晚上，我是在李星星的陪同下拜访丧家的。李星星是个汉人，在成都当研究员，三十多年来走遍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他19岁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分配下乡到距离羊圈，也就是本书所提及的小村庄不远处。从那时开始，他对这里的居民及山水便有了一份感情。李星星和我对羊圈这个地方并不只是好奇或仅仅是因为做研究之需，我们与凉山本地的学者马尔子和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共同参与了村里一所小学的设立。我们几个人之间既是朋友，又是研究学者，同时也是地方发展的推动者，这种多重的身份对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来说，更需要把握好一种适度的公允。

同时正是这种多重性身份促使我写作本书。首先想谈谈这个小村庄、这里的居民和他们的历史。其次要思考我本人和不少外来志愿者在这个小村试行的关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计划将如何推动？会有什么影响？最后想谈谈诺苏人，这个有200万人口、居住在四川西南端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支系。当然，即便我对诺苏宗教仪式的资料搜集和研究迄今已有10年，但我的这本书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尚谈不上是一部研究民族学的专业性著作。从根本上说，本书只是从采访和观察的角度去叙述一个诺苏小村的人们的基本生活、精神寄托和内心期望。并以此触动读者的情感和心灵；或者说，通过我的叙述，人们可能会真正理解我们这些志愿者在这个诺苏小村所进行的教育、卫生和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价值和意义，虽然我们的整个援助性计划在许多方面尚未全面实施。

在我初次接触这个生存在中国内地的少数民族之后，并没有即刻投入相应的社会活动。一开始是将重心放在诺苏人的身份认同上，特别是透过宗教仪式的认同，以及那套由祭司(诺苏语称为毕摩)所使用与传承的独特文字和当地丰富的信仰及习俗。于是我钻进了宗教民族学的领域，试着去了解诺苏朋友们是如何保存着他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我和几位诺苏朋友一起研究和编辑仪式经文，我本人也试着以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探讨这些宗教仪式。

然而这些对我来说还不够。最后我与我最好的朋友——马尔子(关于这个人，我之后会谈及)进行了一项计划。我最初的想法是打算协助建立一所诺苏戒毒中心。我的想法得到马尔子的大力支持，他同时建议我试行另一项较有可能实现的计划——筹办一所学校。不管如何，就是这份想参与地方人道发展的欲望让我义无反顾地投入这项颇有难度的事业，至于其他朋友则或是出于信仰，或是有其他考虑(尽管动机是多元的)，但都无偿地参与到该项计划中来了。总而言之，从2000年开始，我和郝瑞，以及朋友兼同事的杜乐仁(Jacques Duraud)，还有其他参与者，每年夏天都带领来自中国台湾，以及法国、美国等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到羊圈小村来实施该计划。

每一个人都依照天主所赐的能力行事……如果我们能自始至终、心存善念地认真对待所遇到的这群人，关心他们的住房、食物、教育、医疗、社区发展……我想这种态度更能尊重福音所带来的精神。至于有些人或许对人类完整发展的课题有着强烈兴趣，这也让他们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有更多发言和见证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去努力的人，或许将能藉此开启一条自由的道路，让他们有权利来响应神所予以每个人的机会，不管这机会以何种形式来呈现……

这就是在那天晚上，当我看着阿嘎勒勒的遗体时，心里面产生的一些神启性想法。也就在那天晚上，我强烈地感觉到写作本书的迫切性。也许有人会说：“这本书讲的就是你的想法吧？”其实我能做的，就是编辑整理我所收集的材料，去描述一个诺苏小村庄真实情状。人们阅读这本书，就当是听一听一位画家(或者摄影师)的看法吧——仅仅以他自身所看到的来描绘，不过是围绕在他身旁真实世界中的一景罢了！

资料来源

本书资料的来源取决于我与凉山及羊圈小村的关系。主要资料来自于几年来与村民间的交谈。我首先从年轻人人手，因为这些人会说普通话和四川话，他们总是陪着我到田野间和一些人家中访问；另外就是通过与一些孩童、各个年龄层、各户人家的谈话，并将内容经过反复确认。这些对话一开始或许只是朋友间的闲聊，或是聊关于学校筹办工作的推动，或是聊关于村子的未来等等。然后再将这些交谈分类整理。在交谈中，我事先设定的问话通常是：村里家支的分类情形、房屋的建筑方式、三个世代以来的婚姻结构、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间村里移民情况等等。另外，收获最多的是，藉由参与一些大大小小的宗教仪式，我深切感受到了村民们置身于中的内心真实情状。

大部分的访谈都是在2000年到2003年夏天完成的。另外，我于1995年到1998年间，在凉山其他地方，如美姑、越西也做了一些访谈，本书中亦有描述。不可否认这种实地走访的调查研究或许不够完整，多一点文献性资料准备也许能让内容更详尽、分析更深人，但这仍旧不影响我写作此书的决心，因为至少我很确定所有的调查研究所具有的真实性。有不少朋友陪着我实地采访，给予我很多帮助，并谈出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将在附在书后的“感谢”中表达我的谢意。

羊圈的村民们相当信任我，给了我真诚的友谊，同时也奉献出时间让我更多地了解关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历史。村民们早就知道我将出一本有关他们的书，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虽然有点抽象，但他们还是很高兴。有时我有些迟疑，不知在书中是否该用如此直接的方式来谈论他们或是其中的某些人，在接受一些建议后，我感到似乎也只能这样做。不过从一些比较详尽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我内心深处对他们的尊重及敬仰之情。其中有一两个较敏感的事例，我在写出之前也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相反，对于村里的某些人、某些事，我会尽量避免去提起，即使这些人在某些事情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其实，关键只在于去完整地描述羊圈这个小地方罢了！无论这本书所呈现的方式为何，它绝不是一本小说。这本书在内容方面或许有些遗漏，但不会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马尔子和郝瑞的不少著作，这些著作在凉山甚至盐源地区，都是相当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他的著作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将在脚注处标明。之所以说马尔子和郝瑞的文章对我而言较为珍贵，是因为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有幸在一旁参与他们的讨论及研究。同时我也参考了一些官方资料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中心的文献，彝族、汉族和一些国外研究学者的论文、编年史(例如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编年史材料)，还有一些理论及比较人类学方面的著作，都是本书的参考来源。

必须承认的是，本书或许缺乏一些比较性研究的结论或意见。有时我在描述某件事时不禁自问，研究这样一个小区域时，到底要如何拿捏才不失其确切性？而种族学家是如何诠释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如何才能理清彝族、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历史渊源？我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问题，在尚未找到有力论据之前，我宁可先将问题搁置一旁。事实上，有些事对我来说还是个谜。或许我会说本书比较起来更像是一个专题性论文，希望将来在其他人的协助下能将研究范围扩大。但在此之前，我始终认为，羊圈村的村民们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尊敬和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