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I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记忆显示的是人的群体存在的印记。这是人之所以不能没有记忆的根本原因。作者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他认同的观点是：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

前言

序：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第一辑: 政治和存在主义

　　1.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 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2. 往事和争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

　　3. 抗恶的防线: 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4. 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

　　5. 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6. 站在极权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7.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雅斯贝尔斯的普世主义信念

　　8. 存在主义在美国

　　9.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存在主义政治的分歧

　　10. 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11.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 回顾捷克现象学

第二辑: 记忆和见证

　　12. 为黑夜作见证：威塞尔和他的《夜》

　　13.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 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14．“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15．“罪人日记”的见证

　　16．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

　　17．灾难见证和公民运动

　　18．我也会是艾克曼吗？：电醒世界的社会心理实验

　　19. 人性-文化-制度：文化决定论和纳粹极权

　　20.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21．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想中的施米特》

　　22.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

50年代初的卡兹纳事件冲击了以色列司法界，因为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以色列法庭第一次遭遇到了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而遭指控的竟然不是纳粹侩子手，而是一位犹太领袖。卡兹纳事件因而也震动了整个以色列，使得以色列法庭在1961年审处纳粹军官艾克曼时格外小心谨慎。总检查官霍斯纳从以色列国家政治的需要考量，力求把艾克曼案与卡兹纳案区隔开来，避免在审判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重翻犹太合作者的老账。霍斯纳在审判前就与预定的证人打了招呼，关照他们要为大局着想，不要把与卡兹纳的前嫌牵扯到对艾克曼的证词中来。霍斯纳自己回忆道，“我向每个人要求不要在自己人之间算账，因为这次审判的对象是灭绝杀手，不是受害人。”

尽管霍斯纳小心安排，耐心说服，但是在艾克曼审判中，卡兹纳的事情还是被提了出来。布兰德女士（Hansi Brand）曾经是卡兹纳在匈牙利犹太人救援会的同事，也参与过与艾克曼的谈判。她在艾克曼审判中出庭作证。’法官就是在1955年葛鲁恩瓦特案结案时给卡兹纳下结论的哈勒维。哈勒维法官问布兰德女士，救援委员会是否曾考虑过暗杀艾克曼。布兰德女士认为法官的问题有倾向性，实质上是在责问救援会为什么不反抗。她回答道，“我们不过是一个救援会，谁也不是英雄。我们的工作是设法援救那些（犹太）人。我们不知道杀了艾克曼，犹太人是不是会因此得救……我们只知道，艾克曼死了自有人来替代他，事件照样进行，也许还进行得更快一些。” 

布兰德女士的回答道出了受害者在浩劫降临时的两难困境，使得卡兹纳案引起的公众分歧和争论重新浮现出来。大屠杀期间，卡兹纳和许多地方的犹太委员会出面扮演“维持会”的角色，救了一些人，也害了许多人。在艾克曼审判时，还有一名叫弗罗丁格（PinchasFreudiger）的犹太人出来作证，他曾是布达佩斯犹太人的领袖和当地犹太委员会的成员。就在他说话时，听众席中一位旁听者站起来，用匈牙利语和意第绪语叫喊道，“你们哄骗我们，叫我们不要逃跑，而你们自己却在帮家人逃命。”这样的情形在官方记录中是没有的，而在阿伦特的报道中却被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下来。

阿伦特记叙道，“弗罗丁格这位很尊严的犹太正教领袖震动了，他说，‘有人说为什么不叫他们逃跑。但是，那些逃跑的人有一半被抓获并杀死了。’”阿伦特接着写道，“相比之下，那些没有逃跑的人，他们百分之九十九都被杀害了。”弗罗丁格说，“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逃跑呢？有什么地方可以逃跑呢？”阿伦特接着说，“但弗罗丁格自己却逃跑了，逃到了罗马尼亚，因为他有钱，因为威斯里舍尼帮助了他。”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是在斯洛伐克遣送犹太人的纳粹负责人，强迫犹太人佩戴“黄星”袖章，就是他的发明。阿伦特评论道，“（犹太人）为什么与纳粹合作残害自己人……在法庭上不提这个问题，但在听众席上却是提了出来。”

阿伦特不满意的是，在艾克曼审判中出现了人为的沉默空白。为了某种“大局考量”或政治忌讳，明明存在的不同看法被消音，证词被删除，真情被隐瞒。阿伦特写道，“我们看到的是起诉者所谓‘大局’忽略的边缘地带，”“他们只想陈述自己那一边的故事，”

P26-27

从人的存在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记忆就会对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偏重什么记忆对象？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等。对我来说，这些问题很重要，也很迫切，因此才有了这个文集。

关心记忆的最初原因往往是个人的，关于记忆的写作也就成为一种纪念。在我这本关于记忆和见证的文集中，有我父亲的身影和他留下的文字记忆。九年前，我父亲去世。我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看到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加缪的《鼠疫》（顾方济、徐志仁译）。在扉页上有我父亲手写的笔记，可能是他写的，也可能是录别人的。笔记显然是我父亲为他自己记的，记的是《鼠疫》一书中不同人物对恶的不同应对方式。

我父亲的笔记中写道，人对“恶”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方式，形成了《鼠疫》中不同人物的分歧。鼠疫之恶首先引起了医生里厄和神甫帕纳卢之间的分歧。神甫认为鼠疫是天主对人类的集体惩罚。医生则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认为人的道路只能是“向客观事物作斗争，虽然鼠疫长久存在，而胜利只是暂时的。恶总是要失败的，但不会被根除，人类总是要胜利的，但不会一劳永逸。”

对鼠疫之恶的分歧还表现在医生里厄和他的朋友塔鲁之间（虽然他们两人在对鼠疫的抵抗和斗争的行动上是一致的）。塔鲁不相信上帝，但是他用“自然产生的”细菌代替了基督教的原始罪恶，断言“人身上都有鼠疫……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他要成为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塔鲁参加斗争并不是出于对同类的友爱，而是处于内心安宁的需要，在反抗恶的斗争中实现他的“奢望”。而医生里厄则完全脚踏实地，出于理智和经验，对客观事物采取一种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现实态度。他说：“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应该说，这两人都代表着加缪的一部分观点，而里厄的观点更和加缪相近一些。

另一个参加对鼠疫斗争的人是一个具有善良感情和理解精神的政府小职员格朗。格朗一直埋头于防疫的统计工作，默默无闻，甘居人后。作者通过对这个小人物的推荐，表明“这将使真理恢复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也就是说，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幸福，而幸福是具体的、可感的、触摸得到的，而不是那种从遥远的海外传到这座孤城的“歌功颂德的语调和词句高雅的演讲”。格朗怀着“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的感情为了幸福而默默工作，正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生态度。

还有一个人物是朗贝尔，他曾一度试图逃出城去，但后来终于决定不走，留在城里。朗贝尔在“享受自己的幸福”和“分担别人的不幸”之间选择了后者。这说明，在爱情与责任之间，最后还是责任占了上风。尽管作者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第一需要，但在现实的斗争和生活中，又不能不把幸福与“羞耻”、“正直”、“尊严”等等道德观念联系起来。在必要的时候，个人的幸福可以而且必须牺牲。这其实也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采取的态度。 对于上述这几个人物，医生里厄都理解他们，爱他们，赞赏他们的勇气和美德，与他们一起斗争。瘟疫是一种恶的生存状态，而恶的化身是科塔尔，“鼠疫对科塔尔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科塔尔在城里如鱼得水，“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们。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一直到科塔尔死去，医生里厄对他都没有好感或者同情。

我父亲笔记里谈的是存在主义对恶的理解。这一理解被确定为“道德教训”：“小说的道德教训是：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胜利不会是最后的，他们却会在不断的斗争和不断的胜利中获得慰藉和幸福。他们因此而不会为只顾个人的幸福而感到羞耻，更不会为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感到孤独。”

现在回头来看，我并不奇怪为什么这些1980年代初关于恶的想法没有涉及“道德教训”之外的“政治教训”。这样的政治教训我是后来才在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的。这也是本书第一辑文章的重点。这些思想者都有存在主义的背景，都坚持人的公共存在，在他们那里，政治的教训与道德的教训经常是一致的。然而，在道德教训可能只对个人有用的同时，政治教训却必须由公民群体一起来汲取。没有成为公共政治思考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然后被人忘却。

卡夫卡讲过一个《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故事。耗子民族在很久以前一直有着唱歌的传统，现在却变成完全不懂音乐的群体了。耗子故事的叙述者说：“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唯独约瑟芬是个例外，她喜欢音乐，并且也懂得传播音乐。”这位女歌手认为歌唱是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她毕生追求歌唱事业的完美。尽管孤傲，她仍然是耗子民族的一员、国民的歌手。当她的同类被实际生活的重担压得不堪承受时，她便献上她独特的歌声。

但是，耗子民族对女歌手约瑟芬的歌声并不感兴趣。女歌手很孤独，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她的音乐。她吱吱的歌唱“只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命运”。渐渐地每况愈下，“过不了多久，她将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便拥有沉默了。”“她躲起来不唱歌了，然而这个民族显得很平静，没有明显的失望。”女歌手约瑟芬变得与她的同族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联系，完全是孑然一身地活在幻想和虚空之中。并且，“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

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哈维尔都是拒绝接受女歌手约瑟芬命运的人。他们走出极权的黑暗洞穴，即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洞穴，向外张望，看到来自洞穴之外的光亮。他们并没有就此独自庆幸地离去，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里，告诉还在洞穴里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是一个有光亮的世界。这个光亮就是与纳粹或者其他极权专制政治不同的民主道德政治。 

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都有在纳粹极权下的成人生活经验。哈维尔的祖国在二战时曾被纳粹德国占领。虽然在纳粹灭亡时，他才9岁，但正如西蒙斯（Michael Simmons）在《不情愿的总统：哈维尔政治生涯》一书中所说：“（纳粹）占领下捷克人生活的那种既现实又不真实的特点贯穿在哈维尔的许多戏剧中。日常生活交谈、日常行为举动有了双重意义，或者什么意义都没有。这种内在的荒诞再一次出现在另一种制度的生活之中。两种极权对哈维尔的思想演化同样重要，因为无论哪一种，生活都是一个谎言。”

在纳粹极权政治中，暴力和残害由一种“必要的恶”冠冕堂皇地变成了“正义事业”，在许多其他暴力革命中也是一样。把恶正当化，甚至浪漫化，这使得文学浪漫和革命浪漫有了共同的语言。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文学与恶》中写道，“人不同于兽，在于他们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们遵守禁忌，但也需要违反。违抗禁忌不是由于他们愚昧无知，违抗要求坚定的勇气。违抗所必需的勇气是人的成就，尤其是文学的成就。文学的优先行动是一种挑衅。真正的文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于违抗当时社会的基本法规。文学怀疑规律和谨言慎行的原则”。在巴塔耶那里，恶成为一种必要的破坏力量，一种反抗精神的宏扬，就像在希特勒那里，屠犹成为一种必要的“最终解决”方案，甚至是一种“正义事业”。对于文学来说，这也许不过是一场概念游戏，虽然我们仍然要问，艺术反抗真的必须以恶的名义才有可能吗？但对于现实政治来说，这定会成为可怕的人道灾难的祸端。

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我在本书第二辑一些文章中讨论的“见证”。见证对为什么记忆和记忆什么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的对象是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鼠疫》里的医生里厄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真是记录有一天会成为“证词”。《鼠疫》本身就是一个以“见证”（证词）的形式来叙述的故事。医生里厄记录下自己关于鼠疫之恶的想法，就像我父亲在他藏书的扉页上记下他的想法一样，是为了使人们至少回忆起有人曾经是非正义和暴力的牺牲品。也是为了告诉人们记忆者在灾难中学到了什么。医生里厄并没有像他周围的人群那样因为鼠疫的消退而兴高采烈。“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