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二战”记者，1949年满怀梦想回到北平，在文艺旋涡里被划成右派；“文革”中尝尽屈辱试图自杀；写下与巴金《随想录》南北辉映的萧式随想录；80高龄挑战天书《尤利西斯》……

本书记述了知识分子萧乾在跌宕起伏的50年间的创作、翻译及编辑生涯，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叙写其情感生活和人生体验，融个人记忆、文化反思于一体。本书所唤起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回忆。透视历史，朴实的力量总是大于雕琢。就像燃烧在水底的火焰，表面平静、温婉，内里却奔涌着一股自然缓重却不可制服的力量，散发出本质的绚烂。

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的动态的特质。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80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

本书记述了萧乾在跌宕起伏的50年间的创作、翻译及编辑生涯，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叙写其情感生活和人生体验，融个人记忆、文化反思于一体。本书所唤起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回忆。

前言

第一章 回来啦

第二章 晕眩的阳光

第三章 梦里梦外

第四章 风雨飘忽

第五章 旋转

第六章 雪打雾迷的日子

第七章 泥泞的世界

第八章 秋之赋

第九章 天书

第十章 素描

附录一 萧乾给作者的信(辑选)

附录二 萧乾的著述

附录三 萧乾(1910—1999)的活动年表

好像是游子有了“家”，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香港-烟台-北平，一路顺利。从在烟台上岸那天起，萧乾就怀着一种激动、好奇，和一丝不安。

仿佛是意识到他这归国抉择的艰难和今后道路依然并不平坦，对苦难总是了然于心的萧乾，在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后，长叹了一口气：回来啦，可回来啦！

战后时期的战争、动乱和内伤状态，人民的痛苦、失望，即将彻底地告别；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颠沛、死于非命，终于要结束了。

萧乾期望什么？此前，他没在镰刀斧头旗帜下生活过。当他从香港动身赴北平时，发函给所有的朋友，嘱咐别再跟他通信，包括贺年片也别寄。在红色政权下将如何服从政治、怎样生活，他心里七上八下，并没底。但他有期望，他不时地用现实和他心目中所想、所愿，比较着。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萧乾向往的，并不是标揭太高的理想。

1949年1月2日，《大公报》刊出社评《新年的新希望》。其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最低度的期望”：“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倡言，而中国人民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萧乾想的，和这一致。他作出他一生最关键的决定，胸脯挺了起来，勇敢地加入了。

他和家人，以及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地下党辗转赶往北平。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后来他才知道，席间坐在主人位置的，是康生。

由山东坐火车北归时，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萧乾的心激动得嘭嘭地跳了起来。到北平前门的东车站，来接他们的人紧握着萧乾的手道：“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下了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萧乾重返古城后的落脚点。多年后，萧乾回忆说，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这是他面对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他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萧乾一家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萧乾心里老大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

萧乾将一切当作一种真实来接受。他逐步消解了自己的疑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什么都不让自己置身事外。

《中国文摘》(英文版)继续在香港出着，编辑人员却已到了北平。新的日子开始了。他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党和非党人士的界限并没有被划得那么泾渭分明。萧乾说，他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萧乾全集》，第5卷，第221页。)开国后，几乎全新的群体和机构逐渐正规化。12月，萧乾等人在北京用电报遥编的《中国文摘》由香港迁到北京，并入新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该局局长由乔冠华兼任(他同时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和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副局长为刘尊祺，秘书长为冯亦代，徐迟等人也在此工作。萧乾在港期间参加《中国文摘》的改稿工作，并与乔冠华夫妇相熟。到北平了，深感工作愉快。杂志社员工宿舍这时已搬到石驸马大街的一个三进深的住宅了。萧乾一家被安排住在尽后边一个小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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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远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与此有关。另外一个是充满人生的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他的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说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他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我结识萧乾，是在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导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萧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人的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多年以后，萧乾先生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乾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晗。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的日子里，随我们去看过他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3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最近，翻看文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甸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3年12月，忽然接连收到萧乾给我的两封信。信的意思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不知我们腾得出手来否。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赶到他们家，接了～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我们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厢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干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里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萧乾对翻译评价并不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那让别人会怎么说。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有着别人会对他如何评价、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萧乾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受到大小批判会的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把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面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志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荧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做了反驳。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什么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哕唆，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十白使人读了撇嘴，或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青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远不安定。这就是萧乾10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尤感伤恸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他那里，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的动态的特质。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80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概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作品常伴我们，他为他自己领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我会把他的点点滴滴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相信历史也会。

本书全部图片的使用，都得到文洁若老师的授权和同意，特向文洁若老师致谢。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很难一一寻找照片、画作原作者，请有关作者与出版社联系，以便及时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