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电视人竖起的一道独特文字风景，它别具一格地将三十年历史定格于十三个人物的灿烂与纷繁之中，清晰地勾勒出一系列让我们追忆、感慨、沉思的生命形态。

作者王春元，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制片人。

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王春元以一个电视人的敏锐和经验，将三十年的风云变幻定格于十三位时代精英人物沧桑、丰富的人生历程之中，讲述了十三种中国式的艰难蜕变。这些改革大潮中的阵痛与彷徨，讲述着中国当代风云变幻的激情历史。

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王春元以一个电视人的敏锐和经验，将三十年的风云变幻定格于十三位时代精英人物沧桑、丰富的人生历程之中，讲述了十三种中国式的艰难蜕变。这些改革大潮中的阵痛与彷徨，讲述着中国当代风云变幻的激情历史。

本书既描写了郭凤莲、严俊昌等在重大时代变革中的亲历人物，也有王选这样的知识分子，既有李晓华、年广久这样草根出身的风云人物，也有佟志广、魏纪中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失败、成功、焦虑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经验之一。正是无数个他们的转身，铸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纷繁激荡和万象更新的独特景观。

三十年一瞬，跳动于他字里行间的，不只是如烟往事，更是历史之鉴中的无数血肉丰满的倒影。

郭凤莲：岁月朝圣路上的一面金幡

严俊昌：大富时代由赤贫开始

李晓华：“一个来自红色资本主义的挑战者”

年广久：一个市井狂徒的生存游戏

赵章光：做药是一件与良心有关的事情

杨百万：历史让投机者变成了投资家

柳传志：成功的转身源于政治的嗅觉

佟志广：一个高官的两次光荣绽放

李书福：被世俗嘲弄的宠儿

王选：一份遗嘱，两份遗产

张贤亮：一个右派的肆意人生

张朝阳：任何追求都是焦虑的源泉

魏纪中：没有比让老百姓高兴更重要的事儿了

转身之后(代后记)

历史总是容易被遗忘。仅仅过了三十年，曾在我们记忆里打下的深刻印记、火热的激情，那些给我们成长带来深刻影响的人物，就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比如郭凤莲。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人都已经不知道郭凤莲是谁了。但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够清晰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许多风景，还能想象出郭凤莲神采奕奕的样子，这就是时代的烙印。

我可以有一万个理由不拍郭凤莲，但只有一个拍的理由：她是一个生活在反差如此之大的两个时代的女人，而且，她都生活得不错，都把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在开拍《转身》时，我首先想到大寨，想去看看郭凤莲。这是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朝圣，对过往精神的朝圣。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有很多东西无法丢掉，我们需要用它们来填充精神的空间。

三十年来，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大都已经折戟沉沙，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比如张铁生、蒯大富……为什么郭凤莲还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踏歌而来，我们还会想起《我站在虎头山上》那首歌。那种风华正茂，激情昂扬的东西一直在我们心里挥之不去。我们依然能在那高亢缭绕的声音里面勾勒出郭凤莲来。

看到郭凤莲时，我无法想象她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我不得不感慨岁月的无常，三十年前她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绽放出异样的生命光彩。而后三十年，她又是另一种精彩。她的人生春秋，对我们有一种巨大的诱惑。郭凤莲当时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可以用来理解和诠释她的人生：人不能跟历史赌气。她显然是没有赌前三十年的气，才有了后三十年的精彩。

重拾郭凤莲，将我们带回一个巨大的精神空间和回味无穷的激情岁月。重拾郭凤莲，也是重拾我们这一代人曾有的激荡人生，因为我们和她有一段人生的重合，我们国家有一段岁月和她的岁月重合。我很痴迷于已经被历史淡忘的人物。也许人向前看习惯了的时候，转身向后看，会对历史和未来看得更清楚。

三十年前的郭凤莲是与农业学大寨共生的。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从1958年到1961年，中国都在困难时期。1963年大寨遭受百年难遇的涝灾。就像四川人遇到的汶川地震一样。全国人民都去支援，所有的救济物资、钱都拥向了大寨。包括北京也是这样，很多人给他们寄钱，有人给他们寄三十元五十元还有八十元，当时八十块钱可是天文数字。可大寨人把所有救济的钱都退了回去。这是翻身农民的一种感恩。解放刚刚十来年的那种感情现代人体会不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把穷苦农民从失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才有了土地，所以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念这个国家。

陈永贵书记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一年多时间把灾害造成的损失恢复了，同年，取得了大丰收，还交了公粮。大寨的传奇被山西省委书记说给毛主席听。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七亿人民如何吃饱肚子的问题。大寨这样一个自力更生的农村形象，无疑暗合了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深深知道榜样的力量，知道榜样在整个建国中起的作用，想通过大寨来引导全国人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农业学大寨”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短短几年里，中国就解决了七亿人民吃饭的问题。当时“农业学大寨”的作用不亚于现在的“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中，诞生了像郭凤莲这样的人物，他们应该被时代记住。如果没有战天斗地的三十年，我们可能就没有继往开来的这三十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二者似乎是背道而驰。但又互为因果。我们痛定思痛之后，才会想到发财致富，才会想到要打开国门，不能因为这三十年的成功就否定前三十年的探寻。

在远方的海面上，一艘巨轮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正向我们驶来，一个精神昂扬的妇女站立船头，凝视着远方，她就是郭凤莲。P1-3

我们用了十三周的时间谈论了十三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春元是电视人。他要拍这些人物的系列片。我们就选择了谈话的方式完成了《转身》的组稿工作。书稿成形之后，我们觉得有些东西似乎意犹未尽，就做了这次谈话。

脚印：我们的访谈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谈论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十三个精彩人物。通过访谈，我们对这些人物、你的写作、你对他们的感受方式等一些问题特别感兴趣。我们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对这些人物感兴趣？

王春元：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下我对“转身”这两个字的理解。首先，我认为转身就是对原有的轨迹或者路径的一种再选择。是向固有的、错误思维的一种断然的决裂，是向真理的一次勇敢的选择。其次，转身恰恰是以人为本，是向正确的路在走，是以微观的视野来看待宏观变化的一种认识方法。这个恰恰是中国思维里缺少的东西。中国思维往往是以宏观看微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被人都在宏观看，被人都在追求宏大叙事的时候，我恰恰愿意从微观去看。最后，《转身》不是强调视觉上的一种冲击性和震撼性，《转身》是一个瞬间，是一个历史的特写。所以，历史有时因短暂而优美，由瞬间组成的动态全景会变得亲切，我希望把历史说得亲切一些。《转身》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给世界的精彩正面。

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是一个命题作文，本职工作，因为我是电视台的制片人。我受北京电视台安排完成这样一个命题作文，但当我用心地去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就变被动为主动，对这件事产生兴趣，最后升华为一种责任。

从我们身边流走的这三十年，正在被集体体验。在其中的每个人，无论欢心、无论痛苦，都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回忆是一种虚幻的影像，是个人心灵的一次梳理，是我们线性生命中的不可逆性造成的。因而它具有更大的悲情和壮观，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喟。无数个人的心灵回流，就构成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史。对于三十年的梳理，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的历程、对个人心灵的一次梳理。这种梳理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是对逝去岁月的感怀与祭奠，是对未来生命的一份期许。

重涉昨日之河，我们会有超越生命的感动，感觉到人性闪烁的光辉。我希望这件事能为研究和观察中国社会这段时间变化的人们提供一份真实的、影像的和文字的文献资料。通过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试图凝练、深沉、萃取出我们民族在新时期的一种核心精神价值。

脚印：你在整个访谈当中有一个视角的问题。历史是基于各种人的记述形成的，叙述者的角度和他们历史的感受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历史。在你的讲述里，一方面说这些人精彩的人生，讲他们的惊险时刻，但你很想让读者或者让观众知道他们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和普通人所不同的就是有一种禀赋。这就是作为人的层面的东西，你怎么把握这样的角度呢？

王春元：任何一个写字的人都希望准确地描摹他所处时代的精彩，并且以独立的身体体验和精神体验与时代对话。一个真正的作家确实不应该是一个当下的宠儿。面对时代大潮，一个作家应该是敏感、孤独和怀疑的，他必须高擎精神的旗帜，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寻觅生命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的本质。

这几年来，我也在这个时代的变迁里寻觅和挖掘。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带有这样的基本特性。特别是在我对两百多个这三十年产生的财富新贵进行归拢、挖掘、整理财富密码的时候，我对财富本身的追求突然失去了兴趣。他们跟我谈钱的时候，我觉得钱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对驱动他们个体生命去占有财富的精神源泉产生了好奇，并决绝地去探寻那幽深的心灵隧洞。当然使我想表达的冲动还在于社会与我们相互作用时的一些直观感受。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面对应接不暇的时空迁移，我们强烈感觉到人和人的隔绝，集体的投机心理，人的冷漠和麻木，责任意识的丢失，信仰的溃决，普遍的短视，与情感和权力的追逐，这些，使我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悲情。这种悲情使我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无论是电视、小说或者是杂文，都有力所不能及的遗憾，有一种像游丝般的哀痛。尽管我作为个体生命对世界的作用十分微弱，但是我还是希望它也是构成社会文化生态的一株鲜绿的嫩草，让人能够看得到它的鲜绿，让人能闻得到它的草香。无论《忏悔无门》、《灵魂21克》还是《转身》，我都是这样期待的。

脚印：在讲述的这些人物当中，涉及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物，有政治精英，也有民营企业、IT企业、新兴产业中的成功企业家、也有失败的经营者等。这些人的经历相去甚远，你用什么样的角度把他们衔接起来，形成这本书的内涵，让它浑然一体？

王春元：我就是把自己放在最普通人的层面上，这也使我能够关注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层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上帝给予的，不是有才干的人才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我关注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是因为人的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所以，作为人的层面，他们具有典型性。我并不倡导全社会拜金，恰恰相反，我是在告诫世人，拜金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否定，是商业市侩思想和文化犬儒思想大行其道的危害所在。所以我把我的困惑体现在对这些人的观察上，由此告诉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在改变着我们线性生命的基本原则，这使得人的变异达到了一种惊人程度，非常可怕。大部分人活在自我营造的假定氛围之中，使自己变得面目不清。人鬼难辨。

脚印：你在作品当中比较注重人性层面，促使这些人的转身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方式和路径，但结果都和他们自身有关联，你的描述力图把他们回归到最初状态。在采访这些人物时，你是怎么去接近他们的人性层面，并把这些东西给传达出来？

王春元：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是社会造成的，我们都可能画地为牢。教育、社会认知、经历都会决定每个人切人世界的方式。所以社会只关注、推崇符合社会化的一般价值或标准。在这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下，我们不太容易能够看到鲜活个体生命的弹性和幅度，这就是社会运行的思维定式和运行空间。所以，如果我的身体或者我的心智突然有一天回到了三岁，就会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状态，对什么都怀有最淳朴的、最低层面的好奇。这种原本的好奇恰恰是在社会化推进中被逐渐过滤掉的。就像我们知道原始部落里的人，他们对世界的感知能力要比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好得多，甚至听力、眼睛、身体的敏感性都要超过我们活在都市里的人。所以，在最朴实、最不容易被主流文化触及到的层面去看这些人，不给他们加任何的定式，原原本本地去看他们在我心目中的投影。这是我在创作或者工作之中，我愿意极力地去寻找的东西。

脚印：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书籍，对改革开放有各种各样的描绘，但更多的是财富的故事，财富对人的激励作用非常大。你说在编著这本书的时候，否定了对财富的追慕。这些财富人物的传奇性在你这儿已经丧失了，但我们讲这些人的成败，不可避免地会讲到财富历险。你如何把普通的财富故事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王春元：对于财富的热望，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也不是有趣的话题。只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与其说是不愿意正眼看财富，不如说不敢正眼看财富。当我们的心理上产生这样一种落差，，这个时代把财富汹涌澎湃地推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就会对财富产生多层面的反应，荒诞、怪异的财富现象随之产生。所谓的大众财富观或者大众财富热，说白了是整个社会的庸俗化和肤浅化造成的。我写《忏悔无门》，它是李春平的一个个人的故事，当然我做了很多的补充。但是我还是从我刚才讲到的财富本身在这样的时代对人的影响上去渲染，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是最后会归结到正面影响上去，比如说李春平最后会做慈善事、会忏悔，这是我奢望的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但仅仅是奢望，这个社会并没有朝那个方向走。

财富显然不是衡量这个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它可能是一个评判标准，但是它绝对不应该是唯一的评判标准。黑格尔说，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有了这个你才有尊严，才有其他。但是我们也并不因此就认定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金钱社会，进而认为我们的人生就是金钱人生。金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手段，但是它确实不是人生的目标。有了钱我们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可以找到快乐，也可以安逸，但是真正的幸福来自心灵而不是物质。

对物质的过度消费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结出了举不胜举的恶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些人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然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和谐的环境、失去了生活的乐趣。这时，我们就会从另一个方向问自己，我这是何苦呢？

叔本华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将个人利益和欲望所滋生的尖酸刻薄称为责任感，也不应该把背信弃义、阴险狡诈的行为称作生存的法则。这些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有些人把自己邪恶和贪婪的天性美其名日叫热心事业，其实他热心的不是事业，而是他自己的利益。”这是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上升期看到的，这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最终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来构筑了自己的人生。

脚印：你在讲述这些人物、讲述改革开放时，一方面在讲述他们的故事，赞美他们的某些精神，同时也有很多反省。目前很多回顾中，肯定多了一些，反省少一些。他们留给后人的价值是不是也应该有更多的反省？

王春元：我觉得这恰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我做了二十年记者，以前写文章也是这样，往往容易树榜样、树标杆，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这个社会大家都学。学什么？在我们形成对人的推导或塑造的过程中，往往把人的骨血抽掉了，塑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抽血的过程，他不鲜活了。我想刻画的人物，他身上不光有骨架，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他也有腐烂的东西，也有新长的地方。他有毒，但是他也有有益的东西。能够平静、客观地看待自身，是社会的进步。

脚印：我们对这个作品很期待，因为它非常个性化，是王春元式的人物列传。对读者来说，它非常感性或真实地推近人物本身。在叙述和选材的角度上，你也显示出不一样的写作姿态，你怎么描述你的这种特殊姿态？

王春元：关于整个表述方式，我确实有资格说几句话，我是一个“脚踩两只船”的人，也是一个在电视和文学的夹缝中求生存、觅快乐的人。我曾经拍过一个文献片叫《中国通俗文化史》。拍这个片子让我找到宣泄自己在文学和影像结合地带的精彩，当我用影像方式把甲骨文、钟鼎文、简册、帛书、石头书，一直到线装书、宋版书的历史线索呈现出来时，感到了画面和文字的浑然天成，这是我独有的快乐。

在拍这个电视片的同时，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花了三个月时间重新做了这本和电视完全不同的书，我完全可以把电视解说词拿过来，编排一下就出版，这是现在通行的一些做法，比如《大国崛起》、《河殇》都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走这样省时省力的路？因为我这本书，有另外一种语境和叙述风格，它更符合我的呈现方式。虽然辛苦，但值，劳心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有些人特别惊异，尤其是年轻人，你放着电视这么先进、这么好赚钱的东西不干，走这么一条费事的路，你弄这个干什么？

电视首先是一个强调集体协调和协作的工作，它强调综合性，集体智慧，可集体智慧往往扼杀个人智慧。当电视考量标准和个体审美诉求统一不了时，很难要求个人的体验与社会化的需求相适应。其次，电视的这样一种商业属性更决定了它的占有性，它是主动地并尽可能多地占有人们的情绪和精神的生存空间，这种主动性导致世俗化。电视逐渐向深邃和内涵告别，而它放弃的高贵和优雅恰恰在文学中闪光。文学是被动的，一本书躺在那里，全凭你的自觉，在繁复躁动中能调成一种躺在床上看书的情绪，这不只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如果说电视是群体对群体的主张和影响，那么读书、写书就是个体之间的倾诉和慰藉。

脚印：《转身》试图给中国近三十年的复杂变化做一个王春元式的梳理，但限于作品的讲述方式，有些东西肯定没来得及直接说出。作为这三十年的无数亲历者之一，你是否愿意更为体己地谈谈你的感受？

王春元：这本书我们选取了十三个人来透视我们的复杂人生，来透视他们幽微的内心，妄图以此凝练、萃取我们民族在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速度与裂变中产生的新的禀赋，它使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更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兼容。比如，我们的民族性里以前有天人合一、万物和同，到今天讲的和谐。以前讲我们民族是勤劳、善良、节俭、忍让，那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主要发轫于泛滥的黄河流域，在这条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河流里形成的文化，导致了我们的这些性格。现在经过这三十年，如果我们能萃取出一些更有现代意识、更具普世性的民族禀赋，对我们自己和世界都是很好的贡献。

我只说了十三个优秀的人。其实何止十三个人优秀，何止是一百三十个人的优秀或者一千三百个人的优秀，我们优秀的人是千千万万的。但从大的脉络和主题上说，这十三个人的人生基本上涵盖了这三十年所经历过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变迁的轨迹。一在这个变迁中，中华民族在十次大机遇面前完成了优美的转身。

第一次这种大的机遇是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它真正的起因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它最大的功绩就是改变了个人身份系统，比如户籍制度的改变，人口自由度的增加，而不再是画地为牢。这是我们完成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是我们这三十年一切机遇之源、一切变化之源，是中华民族的总机缘。

第二个机遇是我们改变了对土地与人的关系的本质认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革命。以前说的土地革命都不彻底，但这次土地革命是彻底的，它把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为我们走上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基础。人的劳动得到最大的附加值，在田里劳动的附加值是肯定不如你在工厂里的劳动附加值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个机遇，是我们对于商品、财产权的认识突破了传统思维，商业价值观从人的根本需求出发，让人获得基本权利。比如说《物权法》的诞生，雇工制度被普遍地从教条的思维里面解脱了出来，由此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财富运动。这三次机遇是中国遇到的最大的三次机遇，由此奠定了后面的几个大机遇，并带来了更大范围的机遇与挑战。

第四个机遇：我们抓住并实现了由自行车王国向汽车王国跨越的机遇。这种由非生物力量带来的速度和力量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

第五次机遇，我们完成了土地革命、工业革命，进而跟上了信息化革命的进程。

第六个大的机遇，在全球一体化中，我们完成了加入WTO的谈判。WTO谈判我们谈了整整十五年，我们是打开国门、敞开怀抱，要让世界拥抱我们一次，却用了十五年，非常艰难。一百五十年前，西方人要求我们打开国门和他们做贸易时，我们不愿意，不愿意就被动挨打，这将传统中华文明彻底遗弃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中。一百五十年后，我们自己非常谦恭地投怀送抱，让别人接纳我们，使中国与世界自由平等地交流。

第七次机遇是我们明白了中文不能像西文那样输入，我们实现了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与还原。抓住了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机遇，让我们迎来了光和电，进入了以开放与信息共享为特征的新文明时代，使我们和世界同步。开放和共享的问题，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发明、一个新技术的产生是有保护期的，但当今世界的特征就是共享，Windows的开放就是一个标志，王选的方正激光照排就是用了Windows3.0的共享。

第八个机遇，我们由一元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型，我们逐渐认识到了干部制度不能终身，不能当官做到死，认识到了政府服务于国家的这样一种意识。多元化让我们看到眼前不仅仅是羊肠小道，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当官也可以受人尊重。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乡间的采药郎中能够从偏远山区走到北京，把他的产品带向全世界，让他的生命在不断升华。

第九次机遇，我们通过资本市场的教训和经验，抓住了经济运行中更多的机遇。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爬滚打中加深了对期货、对国外上市的认识。我们的股市渐渐由不成熟到成熟、从混乱到有序。从杨百万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特点，他在不成熟期可以迅速崛起。如在成熟期，他也可能被套。

最后一个机遇就是，我们抓住了奥运会这个集中展示人类文明的契机，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近三十年来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以及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向世界倾诉，让世界拥抱中国。

这样的机遇还能总结出十三条十五条，比如还有香港澳门的回归、神舟载人航天工程、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但是这十条是最大的，没有这十次机遇，中国没有现在的样子。

我们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具体说来，谈转身的立脚点是未来，面对过去，我们能发现在未来三十年或者未来一个时期，社会将会呈现的历史趋势，将会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这尤为重要。我不知道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怎么去划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但我认为，奥运会可以作为改革开放或者是这三十年的一个历史结点，这是我最简单、最淳朴的想法，我觉得这三十年很完美。对于未来，我觉得中国有可能面临着五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来自于公平制度完善的挑战。

第二是来自于信任制度回归的挑战。

第三是道德重塑和信仰回归的挑战。

第四是来自于制度缺陷的挑战。

第五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大国心态的调整和确立的挑战。

中国这三十年里，有几个词解读起来很有意思。速度就是一个重要的词，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了，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压缩了西方人上百年经历的历史，这导致我们“萝卜快了不洗泥”，在这样的利益攫取和利益分配当中，大的利益集团、垄断集团对于公权的无监督性、公共财产的监管不力等，都对百姓的公平信心和社会公平基础造成了创伤。这是一个民族的创伤，也是国家的创伤，是须要回归和修复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民族有信心、有希望。

第二是关于信任制度。在中华文化中，认为商人是奸诈的，商人无信可言，商人不欺骗是挣不到钱的，这导致了我们错误地在精神层面上对商业的投机取巧有了心理认同。我们说礼崩乐坏有些严重，但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在毁坏人与人之间的淳朴的信任。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欺诈了，社会的忽悠、炒作、噱头等等，不仅表现在商业层面上、社会生活层面上，而且人和人之间的防范、不愿意开怀、不愿意对等交流、对媒体的不信任、对社会公众信息的不信任、对掩盖在假象背后的真相的渴望，这些都是目前这个社会信任机制毁坏的体现。

第三是我们面临道德的修复和信仰的重建。中华民族是一个讲道德，讲内心丰富性的民族，我们的道德观念两千四百多年前就存在。在这三十年里，我们发现我们传统的道德体系、文化体系被完全冲毁了，人们在道德上没有依托感，没有遵循感，没有秩序感。儒家的“礼”“乐”就是讲秩序的。

但是说到信仰，也不是说我们必须得有宗教，其实有信仰，没宗教也可以，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两千年，但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的摧毁并不只是这几年的事，五四运动就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一次最大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是有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是信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家有精神存在方式的，我们先不考虑其正确性，我们那时是有精神信仰存在的，所以能保证人们生活在低水平、贫困的局面里还有归依感。今天，物质生活水平这么高，像北京、上海有些地方的生活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差不多了，我们不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文化的依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撒切尔夫人先提出来的。撒切尔上个世纪就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因为它只输出商品，不输出文化。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文化输出，提供普世价值。

第四个挑战，就是我们在深化改革、社会文明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制度对我们未来的前进有缺陷。比如，入世就让我们遭遇了制度上的制约和挑战。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美国的社会制度、法律条文完善么？如果完善的话，就没有律师了，律师就是钻法律的空子的。制度缺陷会产生漏洞，这种漏洞不光是懂法律的人能钻，但凡道德基础差的人都能钻进去，使得社会的漏洞越来越大。最近爆发的牛奶中掺三聚氰胺就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现在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缺陷不弥补是不行的。有些制度建立了，可在执行过程中，人治和法治的矛盾一直存在。

第五个问题，我们要面对大国交互式文明的挑战。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举办了这样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也向别人宣示、展示了你的文化。奥运会我们有炫耀的成分，我想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适时炫耀，这不用遮遮掩掩的，我们就是炫耀我们的成果。在你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时候，就决定了你要在世界上扮演大国的立场和角色，你的民族性就要有一个大国的宽厚和包容性。现在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与整个国家的地位、民族心态不匹配。比如，网民的一些言论我觉得很没意思，最近他们和日本网民打架，是关于老子的争论问题；和朝鲜争中医的问题，这样的事情没必要，中国人心里都明白。大国心态，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要通过文化本身来反思和修复，把中国文化的这个修复作用发挥出来，真正达到和谐。比如说四川地震，我们的大国心态就表露无遗，大国心态不是虚大、炫大，而是宽厚的力量。在灾难面前，整个民族都表现出悲悯、恻隐、同情、互助。与大国心态相互作用的是大国的文明和东方文明。显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由于科技的发展，文明的交互作用加速进行，这种交互式的文明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必须坦然面对并积极拥护的东西。

这是我要说的五个方面的严重挑战。我希望大家看过这本书以后觉得，我们不是沉迷于过去，而是更多地面向未来，面向不确定性。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这五个方面，但大概趋势，它应该有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