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党内元老和地方实力的普遍不满和不服，从1931年2月28日到1932年3月1日，这是蒋介石确立“最高领袖”地位过程中最危机重重的一年零一天……

本书选取了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年零一天的历史截面作为考察重点，细致梳理了这一时期国民党高层内的派系政治斗争，以及卷入其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的种种利益较量。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派系林立，谁能胜出？

相比于胡汉民、汪精卫等，蒋介石只是“党内后进”，“一大”时连中执委候补委员都不是；相比于其他军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到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也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在他向“党国领袖迈进的过程中，不仅党内元老们大大地不满和不服，就是军事将领们也时不时地要挑衅一下。既要紧抓“军权”，又要争取“党权”，这就是蒋介石要做的事情。围绕着“军权”与“党权”，蒋、胡、汪三方不断演绎出分分合合、上台下台的复杂故事、一旁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实力派，也伺机而动……

本书选取了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年零一天的历史截面作为考察重点，细致梳理了这一时期国民党高层内的派系政治斗争，以及卷入其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的种种利益较量。对处于斗争核心的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各人心理，和派系斗争中的地城色彩，都有很精彩的论述。

绪论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逐出广州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第三章 约法之争和胡汉民被扣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二 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五 汤山事件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第五章 “非常会议”和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五 广州开府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三 甘肃雷马事变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二 国难当头，被迫和解

 三 宁粤广州会议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 蒋汪合流，重掌中枢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结语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征引参考资料索引

后记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始自孙中山逝世后。首先爆发的是汪、胡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而蒋介石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才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得以谒见孙中山。

在早期的反清革命生涯中，汪、胡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曾说：“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逾于骨肉。”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互有长短，但彼此合作无间。正如汪氏致函胡氏所云：“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氏得函后则谦虚地表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1910年，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逮入狱。胡汉民获悉后立即全力营救，甚至在睡梦中亦不忘汪之安危。某夜，胡恍忽梦见汪被清廷宣判死刑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狱中的汪精卫从报纸上看到胡汉民的死讯，当即哭至晕倒，醒后曾写下“却怜两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可见直到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此举一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并拒绝就任校长之职，离粤赴沪。从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长函中，可以看出蒋自认为权力受到限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他以陈其美过去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来作比较，认为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不及陈，甚至向孙表示：“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他更质问孙：“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好在孙中山气量恢宏，不以为意，并招蒋赴粤，接任新职。蒋也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1924年10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是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

当时，国民党还执行着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苏联的态度是决定孙中山继承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孙中山病危期间，苏俄驻华公使加拉罕（Lev Karakhan）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即开始物色国民党的未来领袖。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胡汉民对此曾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5月初，汪精卫办完孙中山丧事后立即返回广东。但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汕会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参谋长蒋介石。此时蒋率领黄埔学生军已完成第一次东征，手握军权，在党内地位今非昔比；许崇智同胡汉民长期不和，汪此行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许、蒋的支持。

除上述因素外，廖仲恺对汪精卫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同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理左右的三杰之称”。汪精卫到潮汕后数日，廖仲恺也赶到潮汕，同汪、许、蒋等人会商。廖此行是为了转达已由北京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意见。随后，汪同廖一起返回广州。

此后，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此外，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

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

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精卫之渐对展堂不满，终至决裂，其另一原因恐为展堂对精卫、仲恺均压制过严，而展堂之兄弟亦令汪、廖失望所致。有一时期精卫尚能忍受，而陈璧君已极不耐。汪、廖之终于反胡，受妻子之影响甚大。鲍罗廷之操纵自亦为重要原因。

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还有一则小插曲：共有11人出席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汪精卫因对自己当选缺乏信心，乃自投一票，而独得11票。据邹鲁回忆：

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P13-17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小人书”是《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的座次背得滚瓜烂熟。以后识字多了，开始对家父的藏书东翻西看，渐渐迷上了民国军事史，从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起，一路寻下去，又对黄埔军校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国民党“大佬”着了迷，也总想给他们一一排个座次，可总是困惑无穷，因此立志大学要学民国史。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论文主角胡汉民的政治对手就是蒋介石，1991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务，才算真正步入了史学的正道。

研究民国政治史，蒋介石是一个谁也绕不去的关键人物。他是如何一步步地获得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始终是一个令我兴奋的课题。大学毕业十年后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自然地想好好排排蒋介石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民国政坛上“座次”，到底是谁前谁后，以及彼此的转换关系。于是我选择了《国民党的权力重组——宁粤对峙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可算是本书的草稿。2005年底，我又申请到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更将焦点对准蒋介石，以《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1930年代初的国民党派系纠葛》，通过了博士后报告，并最终完成了本书。

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报告期间，有机会到台湾查阅档案，是我探求国民党这座“水泊梁山”“英雄座次表”最愉快的时光。两次在台北租房，前后半年，基本将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的相关核心文献查阅殆尽。每天抚摸着历史的原件，令我欣喜若狂。而周六、周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访遍台北大街小巷的旧书店，先后从台北寄回北京500公斤出版品。更令我兴奋的是有机会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第一时间查阅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让我对蒋介石的心路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如果没有上述访学之旅，我是很难“排”好这份座次表的。

在我的学术成长中，特别是始终伴我完成本书写作的师长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关心，我是不可能写好这本书的。这张需要感谢的“英雄”座次表，即使再列上一百单八“将”也不为过，但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排出次序来。每一位对我提携的师长，我都将铭记在心。

感谢我的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黄贤强、黄坚立和复旦大学吴景平诸教授对我论文的细心指导；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两位主任汪朝光、王奇生和复旦大学章清、社科文献出版社杨群诸教授予以兄长般的关照，令我难忘；中研院近史所两任所长吕芳上和陈永发、副所长谢国兴、“国史馆”纂修卓遵宏、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不仅为我访台提供方便，更在学术上予以多方指导，令我不敢忘怀；社科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她的无私帮助，才避免了本书出版后令学界贻笑大方的诸多错误；大学同窗尚红科兄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同样让我难忘；我服务的社科院近代史所众多前辈、同仁为我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学术空间，令我无拘无束地成长。这是值得我一生感激的。最后要感激的是父母和妻子对我的宽容和包容。在妻子的细心呵护下，我几乎很少照顾的儿子依靠自身努力，今年考取了北大附中。如果没有家人的最大支持和鼓励。很难有我今天的成绩。

2009年夏

派系政治可谓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共始终。是国民党大陆统治政时期的顽症。蒋介石依靠对派系的掌控与运用而登台，并因此而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权领袖。然亦因其对派系纷争的失控，而致国民党内矛盾激化。终至倾覆。可谓成亦派系，败亦派系。金以林的力作《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为读者细致勾勒出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由来、演变及相关人物的活动与作用，史料丰富、叙事详实。论证有据。颇见功力，诚为研究者与读者不可不读之佳作。

——汪朝光

历史学者 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0余年，最后所以会败给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内部始终派系林立，稍有风吹草动，难免会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多多，但蒋介石特有的统治手法毫无疑问是造成这一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本书很好地勾勒出了蒋在南京政府建政之初的几年里，用派系政治的手法对付派系政治的种种做法和情况。通过此书。读者当不难了解蒋的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起来，又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

——杨奎松 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