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主要讲述的是两位地地道道的西安人——上海《新公报》派驻西安的记者李飞，以及大家闺秀、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杜柔安——跨越门第界限的爱情传奇。这部1953年付梓的巨著力图诊断西安古城向现代都市转型之际紊乱的病理，它宏观与微观测绘兼而有之，把握了上至豪门恩怨、下至日常生活的城市律动。

《林语堂全集:朱门》与《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这三部小说合称为“林语堂三部曲”。因为三者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都寄托了作者的文化理想和人生理想。而30万言的《朱门》在故事和人物上作者采用直缀的艺术构思方式，以师范学院女生杜柔安和上海《新公报》驻西安记者李飞的恋爱经历为主要线索，在30年代初中国西北部的社会背景中，表现了善与恶的冲突，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小说情节爹岩起伏，深刻可读性极强。

自序

第一部 大夫邸

第二部 满洲客

第三部 三岔驿别庄

第四部 玉叶蒙尘

第五部 兰州

第六部 归来

李飞坐在茶楼中靠近里面的座位上，注视着大街和对街的铺子。茶楼的正对面是一间卖绸缎绵丝的大店。好冷的二月天，刮着风沙，门上厚重的布帘也垂了下来。右侧是一间羊肉餐馆。夏天时馆子前门是完全敞开的，但是天冷的时候就用隔板和小门将它封起来，上半截装上玻璃窗框，可以看到里面的动静。

狂风从那已被骡车压成沟槽的人行道上刮起尘土。下雨的时候，污水流不进人行道与柏油路之间的水沟，于是把骡车的压痕化成一片泥沼，天一放晴，轻风又扬起灰尘，抹得行人一脸的灰。在传统的束缚下，老骡车仍行驶在人行道上，避免走上中央的柏油大道。或许是当局严禁他们行驶柏油路吧!也可能是这些骡车夫走了一辈子的泥浆路，习惯了。这条街有四十尺宽。为什么市政府只铺设中间呢?李飞向来爱发问。也许把整个街道铺设起来太昂贵了。也可能是当局认为这些骡车生来就注定该走泥路。箍着铁的大木轮会弄松嵌好的石块，破坏了这条专门行驶汽车和黄包车的道路。这条路像是件进行了一半的工程，把人行道弄上了两三尺的泥土，这座城也脏脏的。他不喜欢这个样子，他向来不喜欢半途而废的东西。

刚才他的心里并非特别在意地想这个问题。他是在古西安城长大的，以它为荣，希望看到它改善和现代化。他觉得眼见这座城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改变是件有趣的事。他记得在念书的时候，曾经为了南北大道装上街灯而兴奋不已。中央公园的设立，几条铺上柏油的道路，橡胶轮胎的黄包车和汽车都曾经令他兴奋过。他看过一些外国人——主要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医生和老师，还有不少穿着西裤和衬衫、长腿的欧洲旅客或工程师，他们的脸像是半生不熟的牛肉。他常常在思索那牛肉肤色的起源。

他看着这座沉静的古城，唐朝的首都，犹豫、不情愿地，但又显而易见地改变。西安位于内陆，是中国西北的心脏。他称西安是“中国传统之锚”。这是他的故乡，他爱这里的一切。西安不会温文地转变。人们、风气、政治和衣着的改变都是紊乱的，他就爱这一片纷乱的困惑。

现在他听到乐队在演奏，心中正纳闷儿。今天是星期五，又不是假日。他移向门口想看个清楚。警察乐队刚过去，后面接着一大排学生，朝“东大街”走去。这条街已经正式改名为“中山路”，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但是，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这条街仍是“东大街”。尽管有一位热心拥护国民党的年轻好事者写信给报社，建议警察该处罚那些把“中山路”说成“东大街”的人们。没用。连警察都继续用“东大街”的名字，除了正式的公文以外。

李飞凝视着街上，那是一幅活动的画面。尘土飞到学生的脸上，太阳也照耀着他们。高举的竹竿上横着白布帆，学生手上拿着的纸旗在风里飞着，上面写有壮观的标语。“支援第十九军!“‘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支援抗日!”“毋忘九·一八!”这是拥护一九三二年第十九军抗日的示威，结果并没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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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人物纯属虚构，正如所有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多取材自真实生活，只不过他们是组合体。深信没有人会自以为是本书中的某个军阀、冒险家、骗子或浪子的原版。如果某位女士幻想自己认识书中的名媛或宠妾，甚至本身曾有过相同的经历，这倒无所谓。

不过，新疆事变倒是真实的。历史背景中的人物也以真名方式出现，例如：首先率领汉军家眷移民新疆的大政治家左宗棠；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八年领导“回变”的雅库布贝格；哈密废王的首相约耳巴司汗；日后被自己的白俄军逐出新疆，在南京受审枪毙的金树仁主席；继金之后成为传奇人物的满洲大将盛世才；曾想建立一个中亚回教帝国，后来于一九三四年尾随喀什噶尔的苏俄领事康士坦丁诺夫一同跨越苏俄边界的汉人回教名将马仲英；等等。记载着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间回变的第一年资料，例如，史文·海丁的《大马奔驰》和吴艾金的《回乱》等书。本书只叙述这次叛乱在一九三三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