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所著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在内容上作了较大扩充，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除了补人近年新撰写的人物个案研究之外，主要增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系列，并将全书分为五编 ，外加一个介绍作者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附录。这样，既保持了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的风格，又提供了更广阔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宏观视野，树木之外，又见森林。

许纪霖所著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内容简介：从19世纪术的晚清到2世纪初的今天，中罔一直处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历史转型的大时代之中。作为大变革重要推动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探索、挣扎乃至迷路，始终是读者们持续关心的焦点话题。《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中尽管关十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由于冷战的结束在国外不再是热点而陷入低潮，但在国内，一个世纪之前知识分了前辈的心灵依然与我们息息阳通，尢论足人文学者，还是知识大众，都希望从前人的经验与谬误当巾获取历史的智慧，照亮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路，还是内在心灵旅程。

第一编 中国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人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外圆与内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超然与介入——东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与其他

 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少数人的责任”——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

第二编 大时代中的蜕变与坚守

 曾国藩：中国式的人世禁欲

 黄远生：忏悔中的精神升华

 胡适：新观念背后的旧魂灵

 社会改造中的理性贫困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

 最后一个儒家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林同济：紧张而丰富的心灵

第三编 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

 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

第四编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第五编 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求索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

 李慎之：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

 王元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附录

 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后记

增订本后记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涵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一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一方面，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士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以“圣贤”为追求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一步。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碹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②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士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士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③。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④如此取士，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士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P3-5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五年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出乎我意料的是，竟然受到了读者的热忱欢迎和书评界的颇多好评，前后印刷过两次，印数在一万册以上，如今在市场上基本脱销。该书还入选了《深圳商报》评出的“2007度十大好书”，并在2008年获得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第四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这些超出期待的荣誉，除了对我的研究肯定之外，更重要的是证实了我的一个判断：从19世纪末的晚清到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一直处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历史转型的大时代之中。作为大变革重要推动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探索、挣扎乃至迷路，始终是读者们持续关心的焦点话题。尽管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由于冷战的结束在国外不再是热点而陷入低潮，但在国内，一个世纪之前知识分子前辈的心灵依然与我们息息相通，无论是人文学者，还是知识大众，都希望从前人的经验与谬误当中获取历史的智慧，照亮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路，还是内在心灵旅程。

借本书再版之际，我在内容上作了较大扩充，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除了补人近年新撰写的人物个案研究之外，主要增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系列，并将全书分为五编，外加一个介绍我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附录。这样，既保持了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的风格，又提供了更广阔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宏观视野，树木之外，又见森林。

我希望读者们会继续喜欢这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图。

作者谨识

2012年早春于华东师范大学樱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