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主编的《东方历史评论（1）》是由东方历史学会发起的一份面向高端受众的系列历史读物，倡导丰富、细腻、从容、生动再现历史情境、给读者以深刻历史感的历史书写方式，力图改变当前历史写作要么功利、僵硬，要么流俗、浅薄的现状。

《东方历史评论》倡导的阅读观念是：“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

许知远主编的《东方历史评论（1）》选取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为专题，多角度梳理了事件细节和当时主要人物对此案的参与及观察评论，再现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坛斗争情形，并深入追问：为什么对宋案的处理会最终影响历史的走向，最终导致民初共和尝试的失败？寻找百年共和失败的密码，领略重大转折关口历史的运转机理和脉络，宋案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东方历史评论（1）》“影像”栏目为“苏联解体20年群像”，著名摄影师苏里于苏联解体20年之际，走访了8位涵盖各阶层的典型人物，从他们的面庞和思考里窥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冲击与重塑。

此外，本辑还收入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谈论全球化语境下不平等的加剧侵蚀自由民主制度赖以栖身的中产阶级基础、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回顾第三帝国形成等的文章；书评栏目重点推介了《帝国的精神生活：一段18世纪的家庭史》、《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等几本近期比较受关注的书。

发刊词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专题：共和为什么失败：重返1913

共和为什么失败 /方曌 张晓波

刺客与政客 /张晓波

民国囚徒 /马勇

从借壳上市到破壳而出 /章永乐

被打断的宪制建国之路 /受访：高全喜 采访：周绍纲

魏玛共和的失败 /理查德·埃文斯

访谈

喧嚣与影响：对话蒂莫西·加顿·艾什 /采访：许知远

影像

苏联解体二十年群像 /摄影、撰文：苏里

随笔

历史的未来 /弗朗西斯·福山

琉球的故事 /林泉忠

文明大国的条件 /吴介民

政府、地理与经济增长 /杰弗里·D.萨克斯

即将到来的第三帝国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

日瓦戈的孩子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你爱中国，但中国不爱你？” /方可成

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1960—1970年代的中国 /李丹慧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 /沈志华

书评

他们如何造就帝国 / J. H. 埃利奥特

蒋介石之谜 /撰文：史景迁

政见书情 /吴瑶

共和为什么失败

方望张晓波

一百年前的1913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有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这里并没有诞生一个新‘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濮兰德（JohnOtxeayPercyBland）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

这是1912年的12月，离武昌起义已超过一年，清帝也已逊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的觉醒”的惊呼充斥在世界媒体上。人们着迷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古老的君主国突然迈进共和制，民主的呼声压过了漫长的专制。

但对于濮兰德，这欢呼是浅薄的，中国的改变是表面的，甚至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很少有人比49岁的濮兰德更有资格评论中国的转变。自从1883年到中国，他做过罗伯特·赫德的私人秘书，担任过《泰晤士报》的记者，还被清王朝授予过四品官爵，而他在1910年与人合著的《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则一出版就被视作是理解中国的最佳著作。

他认定：“现在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美国人理解的真正共和国，有效率的共和政体并未建立起来。目前中国所呈现出的安静，绝不是由于中国民众对政治状况表示满意。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根本就没有最起码、最基本的理解。”

不到四个月，濮兰德在纽约的悲观论调，在上海的沪宁铁路车站得到再明确不过的确认。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年仅31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

而在此前，新生的民国似乎还充满了希望。1912年年底，各地国会大选如火如荼，国民党与共和党角力选票。双方为获得议会胜选，招数出尽。最终结果还是更具地方实力的国民党系赢得大选，在国会中以绝对优势胜出。宋教仁随即从湖南至上海，沿途发表演说，阐明政纲，一再申述组阁之雄心壮志。

宋教仁的雄心来自他对于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信任。按照1912年修订的《临时约法》，国家元首（总统）实际上仅是象征性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袁世凯尽管在1912年取得了总统之位，但仍规范在《临时约法》铸就的牢笼之内。如果一切按此逻辑，1913年在国会选举中大胜的国民党，势必将获得组阁权。从1912年南北妥协商定成立共和国，至1913完成首届国会大选，从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共和国创立的故事，在枪声中戛然而止。

随着宋案中主谋青帮首领应夔丞与国务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的公布，案件变得扑朔迷离，直接牵扯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总统袁世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法律派，当时试图诉诸常规的法律手段解决宋案，但赵秉钧拒绝出席上海的听证会。随后，一般性法律手段也就没有能力审理这一案件。宋案进入了死角，它从一桩未有定论的刑事案件，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危机。它导致国民党与北洋派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1912年，这两个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派系通过妥协与合作，完成了三届内阁的组建，度过了重重政治危机。两派之问的合作空间，被极大地撕裂了，双方之间的对抗性不断滋长。

紧随宋案之后的，是1913年“善后大借款案”。此案仍与《临时约法》设定议会主权相关。为解决辛亥革命及之后的财政紧缺，袁世凯政府绕开议会，单方面向四国银行借款。事情泄露之后，议会中国民党一系力量极为不满。借款，是政府解决时局的迫不得已，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绕开议会的借款本身又是违反宪法的。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9月，国民党败，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世凯获选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资遣回籍。2月28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暗杀、政争、内战、解散国会、单方面立宪，民国政治急速脱离1912年政治大妥协的轨道，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这失败不仅是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或是中华民国、北洋派系、国民党的失败，它似乎也是一个政治理念的失败。

1894年在檀香山创兴中会，孙中山明示要“创立合众政府”，并称兴中会会长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尽管兴中会没有明确提供创建共和制国家的意向，但在制度设计层面，是以美国共和制为旨归的。孙在1895年与日本领事的谈判中，再度陈述，革命成功之后将“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孙对于革命之后的政治构架，是模仿美式联邦制共和国。

在1903年出版的、风靡一时的《革命军》中，邹容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而在晚清越来越激烈的革命情绪中，“共和”变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变成了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崇拜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之后，“五族共和”等观念经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与《清帝逊位诏书》共同阐发，广泛传播于报纸杂志。这一点，也可以从民初国旗的制定上看得更为清楚，民初国旗，为五色旗，旗面按顺序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主导政权的武人——北洋军阀固然对于共和体制及其操作缺乏了解，知识界同样对于什么是“共和”也并不清楚。

在这种意义上，民国初年的中国精英们，一定对于约翰·亚当斯的感慨深有共鸣又备感疑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一心想模仿的美国制度的建造者之一到了19世纪还在感慨，他“从不清楚”共和制到底是什么，而且还认为“过去没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共和制可能是指“任何事物，所有事物，或者一无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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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现在，人人都会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倘若贝内德托·克罗齐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被滥用深感不安。他对于历史的丰富性、哲学意义的阐述，被我们狭隘化为功利性的需求。

这样一种“当下感”的历史陈述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王朝兴亡更替被描述成一场现代的成功学竞赛；微博历史层出不穷——这里面集中了现代人各种猎奇的喜好；还有对于“历史”遗物的极端狂热——流落海外的圆明园、莫高窟里的零散物件被高价买回国内，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

这种历史功利化的趋势从媒体进入基础教育。课本编撰者无时无刻不想着为过去的事件寻找现代的意义。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诗歌都被认为具有“借古讽今”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课堂里，历史事件的发展遵循“繁荣一屈辱一复兴”的线条，因此历史不仅为今日提供参考坐标，同时还提供了合法性：今天是最好的、最新的时代。

这场不自觉但又轰轰烈烈的历史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冲击到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历史学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暖昧不清的职业：如果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现在的，那么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什么专门的训练呢？史学著作也是如此，关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遗产、影响和意义。许多历史专业的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晦涩难懂，充斥着大量的专业术语和理论诠释。还有一系列盗用“历史”名称的作品：心理史，婚姻史，或是数码相机史，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是研究著作。其实，他们无非是使用了一系列过去积累的数据，为某种当下的行为或趋势的判断提供支持而已。

造成当下混乱状况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一是公众和很大一部分历史专业的学生从生活经验和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一种关于“真实”本身的激进的怀疑论观点。他们自豪于这种“不相信”的态度：大部分的记录都不可靠，大部分的历史都仅仅是为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甚至，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写作和研究的。他们一方面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写作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对某种全新的诠释感到迷恋：甲午海战的失败不是整体清朝积弱的结果，而是因为没有聘任苏格兰海军教官，等等。20世纪以来个体逐渐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各种可靠和不可靠信息的充盈，为对于历史的怀疑论和虚无论提供了理想的心理土壤。

二是长期以来关于历史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当面对现实的紧迫时，历史似乎提供了直接的、快餐式的解决方案。如果希望知道“国家崛起”的奥秘，我们就需要了解英国、美国、俄国和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同时，观察苏联的解体，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避免错误的战略决策。诚然，对于过去的研究总会对今天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过分功利的看法却导致历史事实的扭曲，思维框架的局限，以及对于今天的不恰当的假设。如果我们只关注“国家崛起”，势必会漠视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俄国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意义的Nadon。如果我们带着功利的眼光看待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我们就很难仔细认清当下的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说到底，政权的兴替仅仅是政治史的一部分，政治史也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对于历史现代化、快餐化的表达，绝不应当成为受教育的公众对于历史作用的一般看法。布克哈特对于历史作用的评论应当一语点醒历史功利论的辩护者们：阅读历史，不是为了“下一次更聪明一点”，而是需要“永远更加睿智”。

历史学家自身也应为此种现象负责任：能够写出晓畅易读的历史小说的历史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学术机构对此种创作的价值评价远没有无人问津的长篇专著来得高。如果没有《三国演义》、《胡雪岩》这样的历史小说，或是《万历十五年》这样生动的历史作品，我们怎么能够逐渐建立历史感呢？我们怎么能够脱离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过去呢？即使历史真的是由稻谷市场的价格波动和某些职业的“阶级认同”推动的，也没有理由拒绝荡气回肠的关于时代的描述、对于历史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细致描摹。除了一些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之外，很难在今天书店的书架上找到充满历史感的作品。

我们应有的历史应当是这样的：首先，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它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其次，历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的回应和参照，但是这种回应和参照是从容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化的历史结论，即使存在，也决不能以牺牲对于历史的具体感觉为代价。历史写作应当首先帮助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相同和差别，并且能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潮流、感情和风貌，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分析和结论。换言之，历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最后，我们应有的历史的一部分应当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不是说历史学家和编辑可以偷懒或是恣意妄为，这是说在关于写作和内容的严格的标准之下，我们依然可能会犯下关于事实的错误，或是做出经不起新材料检验的结论。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先前设定的标准，这些错误应当被看成是前进道路上的阶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价值的依据。

《东方历史评论》要写作、编辑和出版我们应有的历史。我们明白，这是任重道远、困难重重的工作；但是我们同时也明白，对时代和我们自身的缺陷改正得越多，付出的努力越大，得到的敬意也就越多，这项工作的价值也就越大。19世纪的欧洲人熟悉他们的历史，因此尼采要努力加强现实和生活感的作用。今天的我们不熟悉自身的历史，因此我们要努力加强过去和历史感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期待远远不仅于此，我们相信历史在我们内心中的力量和价值。

我们想以鲍斯维尔在《约翰逊传》中的一个故事为这篇短文作结，同时也激励历史学界的同仁。一次，约翰逊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览，他们讨论古典文化的价值。鲍斯维尔认为，古典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不大，没有它们，生活会依旧继续。约翰逊博士在一定意义上赞成，他说：“例如，这个划船的少年不知道阿尔戈号上最早水手的故事，但是他依然能为我们划好船。”他扭头问这个划船的少年：“为了了解阿尔戈号上的船员，你愿意付出什么呢？”“先生，”那个少年停下桨说，“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