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凡口述的《文学所往事》里这些文稿，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学科研的状况，具有时代特点。如：有对郑振铎、何其芳创建文学所时期的丰功伟绩的论述；粉碎“四人帮”后，有沙汀、荒煤领导文学所拨乱反正，重建科研历史的记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贾芝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光辉历程。

《文学所往事》的内容共分三辑：第一辑一人非，是王素蓉写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人和事的回忆、访谈；第二辑一物是，主要是与我有关的文字，追溯文学所的建制与历史；第三辑一纪年，是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大事记，及有关资料。其中收集了我几篇纪念性的文字。

王平凡口述的《文学所往事》这些文稿，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学科研的状况，具有时代特点。如：有对郑振铎、何其芳创建文学所时期的丰功伟绩的论述；粉碎“四人帮”后，有沙汀、荒煤领导文学所拨乱反正，重建科研历史的记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贾芝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光辉历程。本书力求能做到：有历史内涵，有人性温馨的感受，有情感的渲染。尽可能老老实实地把历史记录下来……

第一辑 人非

卞之琳：消失在苍茫的天涯

毛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附：忆毛星同志

钟敬文：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百岁老人钟敬文探望记

冯至：以狭窄之心，纳无尽宇宙

 附：冯至同志的为人与治学精神

蔡仪：逝去的春色何处寻

 附：乔象钟阿姨讲蔡仪

袁可嘉：“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

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

陈冰夷：寻找过去的脚印

俞平伯与何其芳：“旧时月色”“不怕鬼”

 附：知音，良师和益友——何其芳是如何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范宁：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附：怀念范宁先生

朱寨：那些故人旧事

宗璞：静静地流于笔端之下

陈翔鹤：写不下去的回忆

 附：总有一天人们会提起他们(作者：冯立三)

第二辑 物是

“学部”大院：儿时记忆中的断片

陈涌、王平凡访谈录：回忆“文学研究所”及其他

郑振铎：老所长也成了批判对象

何其芳：“我们要有远见”——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

何其芳、钱锺书与俞平伯：多少风雨事

唐瞍：未完成的《鲁迅传》

贾芝：“君怀凌云志，百岁还嫌少”

马学良：染遍红霞再看绿

王平凡：刻在记忆中的岁月

——寻访延安陕北公学、联防司令部

第三辑 纪年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早期大事记(1953～1966年)

——郑振铎、何其芳领导时期的文学所

 附一：沙汀、荒煤对文学研究所的贡献(1977一1984)

 附二：《文学所早期大事记》附识

我亲历外国文学研究所之曲折路(1964一1975年)

 附三：从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到院政治部(1975一1980年)

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和发展纪事(1978年6月～2001年春)

 附四：如何建设民族文学研究所——给李铁映院长的信

 附五：贺敬之同志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一次谈话记录

 附六：民族文学研究创建和发展纪事片段

 附七：雄伟壮丽的史诗——祝贺电视连续剧《格萨尔王》播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远去的身影

附：知青，良师和益友——何其芳是如何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今年2月22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当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迎接这个日子即将来临的时候，勋口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文学研究所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一一已故所长何其芳同志。文学研究所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能在各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是和其芳同志的贡献分不开的。回顾一下文学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余年历史，哪一页不是他用辛勤的汗水写成的，哪一页不闪烁着他点点心血的结晶!特别在建所过程中，其芳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份异常宝贵的财产。这方面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总结，运用它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这里我只简单谈谈其芳同志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事迹。

在科研单位中，如何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在今天仍然是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其芳同志在这项工作中为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文学研究所成立以后，就逐渐集中了一批老专家，他们大都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知识渊博、学有专长。其芳同志深深懂得，要建设好一个研究所。必须依靠和发挥专家们的积极性。他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建立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合作共事的关系。而最关键的是其芳同志能够真正尊重他们的知识，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在业务上给予充分的信任，从而使他们的专长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在古典文学方面，根据他们的不同专长和志愿，有的安排做研究工作，有的则安排做选注、整理工作。在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最初五年，就完成了《诗经选》《史记选》《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八十回校本《红楼梦》《汉魏六朝诗选》《宋诗选》等的编注工作。在西方文学方面，根据部分研究人员的外文专长，让他们专心致志地搞翻译。五年内的翻译项目就有希腊戏剧12种、易卜生戏剧100种、莫里哀戏剧14种、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以及《阿拉贡诗文钞》《艾吕雅诗钞》等。

其芳同志非常关心老专家的思想和生活。他积极组织并鼓励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只要取得一点成绩，就极力肯定。对他们身上的缺点，他总是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有的老专家，如孙楷第先生，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来所参加活动，他就让我和毛星同志经常去他家里看望，跟他谈心，征求意见。他还专门指定一位住在孙先生附近的年轻同志照顾他的生活。其芳同志对专家们在生活上的关怀确实是无微不至的，尤其在住房问题上，只要可能，他总是尽力照顾，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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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与期盼

王平凡

文学研究所于1953年2月22日创建，至今60周年了。当时文学所附归北大，直到1955年转归中科院社科部。文学所集结了国内许多顶级的学者，为开展新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那个一切都“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忍辱负重，他们坚韧不拔，用毕生的心血为今天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回首往事，那些老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借建所60周年之际，仅以此书作为对那些老同志的纪念!

郑振铎、何其芳是第一任正副所长，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文化事业也同样面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下的全面整理和重新认识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经历了许多“运动”，经历了“十年浩劫”，走了许多弯路。到“文化大革命”后，沙汀、荒煤、许觉民同志来到文学所，率领全所同志拨乱反正，恢复所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

1955年国庆节后，我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刘少奇同志指出：党派去科学机关服务的同志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研服务(《杨尚昆日记》上册，1955年4月27日)。这就成为我长期以来对待工作的指导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先后经历了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等科研组织机构初期筹建的风风雨雨。

“文革”前，我在文学所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为了做好服务工作，虚心向专家学习，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我特别敬重郑振铎、何其芳同志为人为文的高尚思想和品德。他们的学术思想和领导艺术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在外文所亲眼目睹了“四人帮”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摧残文化的罪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及时纠正冤假错案，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我深深感受到党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关怀。1979年，我走上少数民族文学科研战线。在这里体会最深的是，党对少数民族文化高度重视。回忆往事，是希望总结经验教训，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1985年，我正式离休。2000年，我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的工作也交了班。我想利用时间，把我在文学所为科研服务的对象——人和事整理出来，供后人参考。可惜，我年迈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幸运，得到女儿王素蓉支持。最关键是我和女儿共同完成了《文学所早期大事记》，我相信，这是对历史负责的一件大事。后来在素蓉鼓励、帮助、照顾下，又在这基础上陆陆续续把外文所、民族文学所早期大事记片断完成。她利用节假日，协助我录音，搜集资料，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终于完成文稿。在这过程中，所接触的故人旧事又引起素蓉浓厚的兴趣，她先后写下了多篇访谈、散文随笔……

书的内容共分三辑：第一辑一人非，是王素蓉写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人和事的回忆、访谈；第二辑一物是，主要是与我有关的文字，追溯文学所的建制与历史；第三辑一纪年，是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大事记，及有关资料。其中收集了我几篇纪念性的文字。我审阅时，建议将这几篇文章通通抽掉。该书责编挺进同志和我充分交换意见。他是一个资深的编辑，从史学家的视角谈了他的看法，说，这些文稿，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学科研的状况，具有时代特点。如：有对郑振铎、何其芳创建文学所时期的丰功伟绩的论述；粉碎“四人帮”后，有沙汀、荒煤领导文学所拨乱反正，重建科研历史的记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贾芝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光辉历程。这些都不能抽掉。挺进以丰富的智慧说服了我，打消了我的念头。我同意按他的精心编排出版，力求能做到：有历史内涵，有人性温馨的感受，有情感的渲染。尽可能老老实实地把历史记录下来……

我的回忆大都是口述，由女儿王素蓉整理。按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教授的论点，可称为“口述文学”。钟老曾说，人类口述传统有几千年的记录了。从学术上讲，可概括为：口述文学和口述历史。对此，他有很高的要求：话须真诚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个标准，我是难以企及的。我力求资料内容丰富翔实，文字通畅。至于“关风”，只能作努力的目标。

口述文学的叙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文学所早期大事记》稿反复修改十多次，时达十年之久。这期间曾广泛征求过有关人员的意见，尽管如此，一定还存在方方面面的不足、局限，有待日后不断补充、修改……回忆是一桩痛苦的事，收集资料不易，令人头痛；岁月不饶人，我已92岁高龄，记忆逐渐衰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我在文艺科研战线工作约六十年了。我的历程可概括为四个字：“服务、学习”。我还会继续努力回忆我所经历科研部门的人和事、经验和教训，为后人尽可能多留下有价值的、值得掂量的东西……

对鼓励、支持和帮助我的同志，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祝文学所领导和全体同志工作愉快，在新世纪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学科作出更大贡献！

2012年8月26日于和谐雅园

远去的身影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淌，多少坎坷的岁月，多少悲欢离合都已成过眼烟云，然而有些记忆却执着地浮现出来。

“文革”后，全家人从各地重新汇聚到北京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每天，当我路过那些熟悉的窗口、阳台时，都热切企盼能见到熟悉的伯伯、阿姨和儿时的玩伴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家搬到永安南里社科部宿舍。那时我刚上小学，邻居伯伯们时常来家里和父亲谈事，尽管根本就听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我总是挤在父亲的身旁，小大人般地望着大人们说话。听大人们说话——是我最好的催眠曲，每次都迷迷糊糊睡着了，然而我却乐此不疲。父亲到同事家串门时也总是带着我，我就像是父亲的尾巴，到现在，外文所陈炜叔叔的女儿五建见到我还是喊我“小尾巴”。

父亲离休后和我谈得最多的就是社科院的那些事、那些人，我还像小时候那般喜欢听，但不再会边听边睡了，因为我体会到了父辈们的辉煌成就和内心深处的无奈。于是，鼓动父亲把这些回忆整理出来。父亲年事已高，但身体尚好思路清晰，记忆力极佳，聊起那些老领导老同事来就激动、兴奋。担心他过度劳累，建议让父亲口述，我用录音和笔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整理出文字再交给父亲修改。就这样十几年来，日积月累，整理出《多少风雨事旧时月色中》《文学所早期大事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和发展纪事片断》《我亲历外国文学研究所之曲折路》等十几万字的纪事。

父亲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有许多都曾是我家的邻居，他们的子女甚至就是我儿时的玩伴，伯伯们大多已远去，就是当年的玩伴如今也多音讯杳杳，然而往事却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美学理论家蔡仪先生就是我家的老邻居，在我的《逝去春色何处寻》《内心充满真善美》里讲述的是我所认识的蔡仪伯伯和他的一家。我小时候眼里的蔡仪先生就是个沉静寡言、和蔼可亲的老伯伯，当我了解了蔡仪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新美学》后，为他的执着坚忍所倾倒。他用半个世纪不断完善着他的美学理论，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就连做梦都“总是梦见在哪里开会或赶路，来不及的样子，赶呀!赶呀!”直到去世前还在计划1992年春夏召开《新美学》改写本的讨论会，计划1994．年完稿《新美学》改写本第三卷……他是那一代学者的典型性人物，很具有代表性。

《暮霭里盏盏灯火唤归家》里讲述的是九叶派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也是我家的老邻居，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袁可嘉先生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他曾在学术上被冷遇，在政治上遭打击，“文革”中被监督劳动达六年之久。白天劳动，晚上做学问搞研究，依然著书立说。“我是沉寂的洪钟”(袁可嘉，1946)应该是他一生的写照。

卞之琳伯伯是父亲在外文所近二十年的老同事，是五四以来公认的四大新诗人之一，我也曾受教于他的夫人青林阿姨，《淡淡的清香伴随您》是我对卞伯伯的纪念。印象中他不苟言笑，衣着永远非常得体，当他看你的时候，似乎那目光能穿透你的身体甚至身后的墙壁，看到远处的什么。

《留住时光的记忆》是为翻译家陈冰夷先生逝世两周年写的，他长期担任各种领导工职务，社会活动频繁，但仍然笔耕不辍，译著颇丰。晚年的陈冰夷先生亟须有人帮助他整理回忆录，而我几乎就能有幸参与其中，然而他的家人担心他的身体而未能实现他的愿望，这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

范宁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学者之一，虽然他在学部宿舍大院里却是最不起眼的人。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学识极为广博精深，但绝不张狂倨傲，待人处事十分谦和。面对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时，他能泰然处之；面对“文革”中侮辱折磨过他的人时，他能一笑置之；面对名利当头时，但他却是淡漠。我用《纪念学者范宁》向这位学者表达我的一份敬意。

《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写的是有着“中国民间文学之父”美誉的百岁老人钟敬文，钟老是父亲在民研会的老领导。他研究民俗、民间文学长达七十多年，始终不辍。钟老临终前两小时，最后说的话是：“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我曾陪父亲去看望钟老，有幸亲耳聆听这位百岁老人的讲述，他留给后人的除了六十多部著作，更多的是鼓励和期待。

毛星伯伯是我国文学评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并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毛伯伯和我家住在同一栋楼里，是父亲从五十年代起的老领导，他功底深厚扎实，治学非常严谨，一丝不苟，但却始终不招研究生，“我自己还没有学好怎么带学生，不能误人子弟”。他总是这样说。

《那些故人旧事》讲述的是我最熟悉的朱寨叔叔，因为我们两家住对门。朱寨叔叔是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家，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我刚刚完成这篇文章，却得知朱寨叔叔刚刚去世了……

《写不下去的陈翔鹤》是我动笔时间最长然而成文最晚的一篇，一个身着布衣布裤，手提一个布兜的慈祥的老人——就是我幼年时期对陈翔鹤先生的全部记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古典文学理论权威刊物《文学遗产》的主编就是这位布衣布兜的老人，才知道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的作者，就是这位慈祥的老伯伯。在我心目中，翔老不仅是一个大作家，更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我好想把翔老完整地介绍出来，但我做不到，起码目前做不到，希望以后我能。

前辈们渐行渐远，走进了记忆深处，他们在那个社会剧烈变迁的年代里，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滋润着我们干渴的魂灵。我将纪念这些前辈的文字收入到本书，前辈们会知道，不再有运动了……

父亲离休后几十年来，多是我陪同他去看望所里的老同志，小时候是父亲带着我，拉着我的手。现在父亲老了，是我陪着父亲，搀着他的胳膊。一边饶有兴致地听着老人们的讲述，一边品味着老人们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一边欣赏着这些学者们的人格魅力。我久久地问自己，他们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坎坷，却仍然抱定自己的理想终其一生，这是为什么?他们让我感动，也让我懂得什么才是人生。

前辈们相继去世，年过九旬的父亲也很少出门了，但只要是所里的老同志们聚会，父亲还是执意要我陪伴前往，而且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去年，父亲九十岁生日，我伴随父亲回到他离别六十年的延安，并根据父亲的讲述，整理了《刻在记忆中的岁月》一文。父亲的回忆里还有郑振铎、何其芳、钱锺书、俞平伯、唐瞍、马学良、贾芝、陈涌、陈荒煤、沙丁、毛星等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众多当时年轻的学者们。父亲虽然言辞不多，但对这些相识了几十年的老同事们充满了感情。

在这，我特别想感谢我曾经的同事陈徒手，是他最早一次次动员我抓紧挖掘身边宝藏——亲历过文学所、外文所风风雨雨曲折路的老父亲王平凡；感谢高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他不顾身体患病一次次接受我的“访谈”，电话“指导”我，文字上认真斟酌把关；感谢我的两位老领导——冯立三主编接受我一次次的“追问”，又重新一遍遍地苦读陈翔鹤的两个名篇，提醒我、帮我补充，使《陈翔鹤：写不下的回忆》这篇文章更加丰满：老社长柳萌，在最早看到我和父亲整理的大事记就发表了《“抢救”记忆财富》；感谢文学所、外文所的卢兴基、冯剑秋、吕绍宗、唐梅等，每当我遇到疑问时，随时给他们拨打电话、电邮联系，他们都热心答复我，包括一次次地辨认旧照中人；感谢龙冬、季嘉，他们慷慨地发来他们儿时在“学部”大院留影，龙冬亲手绘制“旧学部大院全景图”；感谢我文章中写到人物周文、陈翔鹤、袁可嘉等人的子女们，是他们无私地为我提供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包括日记、照片)，另外，要特别说明一下，其中一些大学者的珍贵照片摘自于他们的文集；感谢我曾经的同事柯小卫，他使我结识了金城出版社的荣挺进编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荣挺进，深知这份文字的价值、分量，他为本书的结构和编排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向所有关心帮助我的老前辈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帮助父亲整理回忆资料，期间也有我自己的回忆，在《儿时记忆中的“学部”大院》里我还小，也不知道“革命”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一切都变了。在《逝去的春色何处寻》里我已经步入中年，但逝去的真的就逝去了吗……

王素蓉

2012．9．1l

2012．10．7修

因此我想到，你过去是多年的文学所的领导之一，如果能把从文学所建所以后整个过程，就你所知道的写出回忆，对过去成功的事实和经验，要吸取教训的失误的事实和经验，都尽量具体的，有名有姓，有情节也有过程地记载下来，以文学所在中国的地位，你的回忆将不只是文学所的史料，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评论家 杨涌 

平凡同志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编写了文学所的大事记，令人钦佩，特向他致意。

——翻译家 柳鸣九

你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愿文学所能依此丰富它、充实它，并一年一年地延伸，真正成为一部信史。  

——评论家 张大明

素蓉在陈翔鹤先生逝世40年后著文表彰陈翔鹤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应该满怀敬意的感谢她。

——评论家 冯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