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艰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198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30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也是他近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1985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所译的《边城》瑞典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1948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1987年,马悦然已经历了40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40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90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其译笔已完全成熟,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经问世,马上赢得了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人”,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这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1992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人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1988年12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文《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81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而且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1996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区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P6-10
《莫言了不起》能集结出版,首先得感谢范曾兄的敦促。他看到我的《莫言了不起》(答英国《金融时报》薛莉问),立即说应出单行本,并马上提笔写了书名。这五个字他写得真好。因为这不仅是用“手”写的,而且是用“心”写的。他衷心喜爱莫言,很早就跟我谈论过莫言的大脑袋、大心灵与大手笔。此次莫言获奖,他兴奋不已,一连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满篇都是狂喜的语言。范曾兄的天真天籁.在此一瞬间表现得特别感人。其次,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此书能在短期内与读者见面。我想,文化事业大约就是这样硬“闯”出来的。
刘再复
2013年2月5日于香港清水湾
序:父亲与莫言的文学之缘(刘剑梅)
第一辑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赤子莫言
黄土地上的奇迹
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第二辑
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莫言的震撼性启迪
——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
莫言的鲸鱼状态
附:(1)莫言:力避自己成为鲨鱼(2012年10月21日)
(2)莫言致刘再复信(1996年元月6日)
第三辑
刘再复谈莫言
(答《南方人物周刊》卫毅问)
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
(《亚洲周刊》江迅访谈录)
莫言了不起
(答英国《金融时报》薛莉问)
附录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全文)
莫言获奖致辞
后记
父亲与莫言的文学之缘
刘剑梅
多年前,父亲漂泊到西方时,几乎被“孤寂”所击倒,幸而有“文学”支撑着他。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的头三年(1989—1992)他仍然醉心于“文学理论”,1992年秋天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之后,他才重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那时他最喜欢的三位作家是高行健、莫言与李锐。母亲告诉过我,她和父亲一起,在寂静的雪夜里,走到斯大中文系办公室,把莫言的《酒国》与李锐的《旧址》一页一页地复印,各印了两套,分别送给瑞典的两位文学教授。父亲一再说:“《酒国》太神奇了,非读不可。”我的老师葛浩文教授翻译《酒国》,也连说“精彩”。因有两位长辈的呼唤,我才进入“酒国”,并开始认识莫言。
葛浩文老师最爱萧红与莫言,谈起莫言如数家珍。父亲的喜爱较为广泛,古今中外的好作品都使他着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他首先推崇高行健,始终跟踪高行健的足迹,并制作了“高行健年表”。而喜爱莫言,则因为他与莫言有两个“缘分”。首先是1984年至1985年间的“课堂之缘”,当时,父亲是讲课的老师,而且是正在“开拓文学思维空间”的老师,有此缘分,父亲自然也就格外注视莫言的脚步。1996年元月,莫言在写给我父亲的信中说:“听过您好多课,关于‘扁平人物’与‘多重性格复合’,您的许多精彩观点时时难忘。并实际上成为我创作心理的一部分,指导之功大焉。”书写此信时, 《丰乳肥臀》已问世,莫言早已名满天下。此时还“难忘”我父亲的“讲述”,这便是“缘”。因为有这一“缘”,所以才有父亲希望莫言“成鲸”的期待,才有“鲸鱼跃海”的佳话。除了“课堂之缘”,他们还有在美国的“重逢之缘”。1996年莫言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校园里的葛浩文老师和父亲都是他的知音。莫言还到我Botlder的家,给系里的老师、学生讲述“饥饿的故事”,把我父母惊动得目瞪口呆,逢人就传达莫言的饥饿传奇。此次相逢的前后,父亲写了《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赤子莫言》《黄土地上的奇迹》等几篇川隋真意切”的评论性散文,让中国港台地区、东南亚与西方的读者更了解莫言的分量。二“缘”之外,还应提到的是2006年,韩国首尔的檀国大学聘请父亲为硕座教授,并策划邀请父亲与高行健、莫言到该校“客座”一年。此计划虽没有实现,但父亲还是在2010年到檀国大学作了一场关于莫言、阎连科、余华的演讲,题为“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此文发表于《明报》。其实这也是“缘”。
因为有上述的“缘分”,所以此次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父亲特别高兴。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只喜不惊”,之所以“不惊”,就因为父亲早已明白莫言的不同凡响,授奖只是给莫言“锦上添花”而已。不过,得奖毕竟是大事,况且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拒绝阅读莫言的丰富创作,却抓住某些政治表象大加鞑伐,所以父亲便与我作了新的对话并接受几家重要报刊的采访,给“道德裁判”作点必要的回应。父亲所有的言谈均判断鲜明,有理有据。他高度评价莫言,把莫言视为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丰碑,其气魄不亚于创造“人间喜剧”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父亲还特别说明,在欧美作家醉心“叙事技巧”而使文学显得苍白时,莫言却把“想象视野”与“现实幅度”推向极致,从而实现了“写实”“想象”“叙事艺术”的“三通”,给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以深刻的震撼性启迪。父亲几乎阅读了莫言的所有作品,对其代表作早已娴熟于心,所以接受访谈时,“娓娓道来”之余,也非常有说服力。与那些不读作品却道三说四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父亲倒是真的表现出文学批评家的信念与“真切”。
最近父亲编选和出版了三本新书,他以“从热爱文学到信仰文学”“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为题作了自序。无论是“返回古典”对《红楼梦》作感悟领悟,还是关注当代的作家作品,父亲都把文学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他写作也只是心灵的需要,讲述莫言更是随心而论,并非刻意地“作文”。因此,他对莫言的评价极为真实,包括说“莫言了不起”,也是至情至性的心声。
范曾伯伯喜爱莫言,又喜爱我父亲的评论文字,因此他特为本书题写了“莫言了不起”五个字。莫言为我们的母亲语言争得了巨大的光荣,我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读者与识者,都会从内心深处发出同一种正直的声音:
莫言了不起。
2013年1月30日
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刘再复所著的《莫言了不起(精)》是将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从1997年开始至今撰写对莫言的评论文章集成一册,且收录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刘再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亚洲周刊》《金融时报》的三篇采访文章。《莫言了不起(精)》分为四辑,第一辑是收录了刘再复在1997—2001年所写的有关莫言的评论文章;第二辑着重收录了有关刘再复对莫言鲸鱼状态的形容缘起及其具体内容,以及莫言作品的启迪;第三辑收录了莫言获奖后刘再复接受著名媒体采访的文稿;第四辑则得到莫言许可,首度收录其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全稿及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词。
刘再复所著的《莫言了不起(精)》从莫言作品评论、作品翻译、文学风格对比等角度,深度剖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成名前的文学之路,以《酒国》《红高粱》《丰胸肥臀》为代表,对“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的重感性、重野性的“热文学”进行解读,让读者真正认识诺贝尔荣誉背后真实的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