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韵创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由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演变，商埠的不断开放，教育亦日趋殖民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的爱尔德赛在宁波首创女子学塾，拉开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序幕。从以下一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教育在起始阶段具有浓厚的教会殖民色彩：
1847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办女塾；
1850年4月，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
1850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办女校；
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在上海办文纪女塾；
185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牧士的夫人在广州办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
185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的夫人在福州办福州女书院；
1854年，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天津办淑贞女子小学；
1859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办育英女书院；
186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夫人在上海办女塾，后为清心女子中学；
1864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办贝满文学堂。
……
从客观上讲，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但它毕竟带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文化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教育兴国的重要性，这其中自然包括兴办女学。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尽管张之洞在《劝学篇》最初的序文中说“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但在1898年5月31日，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由经元善创办，他的目的是：“惟沪上通商既久，渐习西法，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学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其后，中国兴办女学的风气日盛。1901年，苏州兰陵女学成立；1902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1902年10月，吴怀疚在自家办女塾的基础上设立务本女塾，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为宗旨，以为“女学乃教育之基本”。蔡元培也于1902年在上海开办了爱国女学……到了1907年，中国各地的女子学堂已达428所。1903年，清政府制定了《癸卯学制》，次年1月正式颁布，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在法理上解决了女学的地位问题。但是，就清政府而言，其态度还是极为保守的，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女学界定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当然，客观的情形是，女学在中国犹如雨后春笋，各地纷纷创办，女子教育终于成了中国教育制度中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女学的兴起，自然离不开维新人士的推动和提倡。梁启超在1896年曾发表《论女学》，代表了维新人士的意见。他以为西方之强、日本之兴，均得益于男女平权及女学之提倡：“女学最强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而“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幸矣”。在维新人士的提倡下，有关社会团体和出版物相继出现：1897年，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组织“女学会”，并创办《女学报》。
都市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学的重镇。据1898年的《女学报》统计，仅上海一地，女学就达15所之多。到了1915年，上海的女学数量达到29所。在这样的形势下，杨白民于1903年在上海的家里创办了城东女学。杨白民“具有新头脑”，就在中国人自办女学风起云涌的1901年，他东渡日本考察女子教育，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他的这一举动很值得人们研究。一方面，他受兴办女学之国人的影响，有志于投身该项事业；另一方面，他却有敏锐的眼光，以为要创办中国人的女学，当首先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
早在1876年，清政府驻日副使张斯桂就已在《使东诗录》里透露了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并大加称赞。其后，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1879年)，访日人士黄庆澄写了《东游日记》(1893年)，都谈及日本的女学教育。这些文字，无疑使许多有志于女学教育事业的国人开阔了眼界。到了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居然还在日本前山阳高等女学校校长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以女子教育为急务”。杨白民就是在这种信息传播于国内的前后前往日本的。他的目的应当很明确，即在中国办女学无章可循，而近邻日本则有了较为完备的女子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教会女学而言，无论是习惯、思想体系(儒学)还是伦理，显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杨白民留日期间，正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的时候。比如，1902年，中国留学生所办的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日本人永江正直著、杨廷栋与周祖培翻译的《女子教育论》一书；1903年6月，陈撷芬在东京复办《女学报》。而留学生创办的“滇活”社简章则规定：“以普及教育，统一言语，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这种情形使得许多中国留日学者在回国后往往选择了女学教育事业。如1902年，留日的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也任教于中国公学、浔溪女学和明道女学。杨白民当然不会例外，因为他赴日的目的原本就十分明确——考察女学教育。在日本考察的时候，杨白民实际上已经命妻子送女儿读书。杨雪琼在《先严述略》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录：“先严遂于辛丑年，自备资斧，赴日本考察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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