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南宋第一代皇帝。1127～1162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建炎、绍兴。字德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他于1127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代皇帝。王曾瑜著的《宋高宗传》介绍宋高宋赵构昏庸荒浮的一生，抨击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控诉混淆贤愚、知识遭贬、人才尘埋的荒诞现实。

宋高宗是宋朝最坏的皇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是千古一人。他是个聪明人，决不是笨伯。他是天生的风流太平天子的胚料，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恣意享乐和女色。宋高宗早在登基之前，利用出使和当河北兵马大元帅之机，只身潜逃，而置父兄安危于度外。他当上南宋第一个皇帝以後，排挤和陷害李纲、宗泽等忠臣，杀害陈东、欧阳澈、岳飞等人，制造文字狱等，表现了足够的凶狠和帝王专横的霸气。但他面对杀父之仇的女真贵族，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以向金朝称臣而偷安半壁江山为快。他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人，却又与秦桧同床异梦，无可奈何地容忍秦桧专权。王曾瑜著的《宋高宗传》详实地论述了宋高宗罪恶的一生，也连带论述了秦桧的大部分事迹和全部罪恶。本书努力使用文学语言，以求雅俗共赏。书中贯穿了对爱国正气的歌颂，对投降主义的批判。

第一章 深官的花花太岁

第二章 厄运中之幸运

第三章 南京登基

 第一节 顺利继位

 第二节 李纲拜罢

 第三节 杀陈东和欧阳澈

第四章 维扬惊梦

 第一节 宗泽赍志以殁

 第二节 仓皇逃窜扬州劫难

 宋高宗即位前后逃遁路线图

 第三节 下诏罪己

第五章 苗刘之变

 第一节 逊位和复辟

 第二节 劫后馀波

第六章 航海流亡

 第一节 卑辞祈哀

 第二节 天堑失守

 第三节 浮海逃生

 宋高宗海上流亡图

第七章 炎兴之交的纷更

 第一节 宋金南北对峙的格局

 第二节 秦桧归宋

 第三节 吕秦政争秦桧罢相

第八章 战不忘和安不忘逸

 第一节 频遣使指

 第二节 鏖兵中决定岁币

 第三节 和战条陈遣使争议

 第四节 赵张睽异秦桧复出

 第五节 居危思安

第九章 淮西之变

 第一节 父皇凶耗

 第二节 岳飞受命节制诸军

 第三节 宋廷翻覆岳飞辞职

 第四节 淮西兵变

第十章 力排众议屈辱媾和

 第一节 赵鼎复相

 第二节 金废伪齐

 第三节 挞懒通和秦桧再相

 第四节 宰执廷争金使骄倨

 第五节 三大将表态

 第六节 秦桧独相

 第七节 群情激愤独断专行

 第八节 宰执代君跪拜成礼

 第九节 大赦馀波

 第十节 八陵之痛

 第十一节 秦桧扩张相权

 第十二节 荣枯有别

 第十三节 李光罢政

第十一章 迫令班师

 第一节 金朝毁约南侵

 第二节 秦桧恃宠固位

 第三节 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

第十二章 “莫须有”狱与绍兴和议

 第一节 金人双管齐下

 第二节 宋朝第二次释兵权

 第三节 韩岳虚位和罢官

 第四节 绍兴和议告成

 第五节 “莫须有”深冤大狱

第十三章 窒息式的苟安

 第一节 皇太后回銮 五国城饮恨

 第二节 “太平翁翁”的专横

 第三节 城狐社鼠的作恶

 第四节 穷奢极侈 贪贿成风

 第五节 排黜异己 文狱迭兴

 第六节 文丐奔竞 祥瑞虚饰

 第七节 格天阁黄粱一梦

第十四章 贬逐秦党 因循旧政

 第一节 秦桧亲党的贬斥和保全

 第二节 重新命相“讲信修睦”

 第三节 “更化”和“叙复”

 第四节 立储的曲折和风波

第十五章 应战和退位

 第一节 宋金再战前夕

 第二节 危而后安 战而后和

 第三节 主动退位

第十六章 德寿宫颐养

 第一节 隆兴和议

 第二节 德寿宫中的人间天堂

 第三节 死于安乐

附录 宋高宗赵构年表

跋

祖宗发家，子孙败家，这大概是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这条规律也不可避免地在宋徽宗赵佶身上起着作用。

宋徽宗是宋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其兄宋哲宗赵煦病亡，而无子嗣。于是，从宫廷到朝廷，就哪一位赵氏宗室可继帝位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宋神宗向后说：“申王(赵□)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赵佶)当立。”宰相章惇认为：“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赵似)当立。”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结果十九岁的端王登上皇帝宝座，而章惇也势不可免地被贬逐流放。

宋徽宗是个荒淫而奢侈的皇帝，其处理军国大事的昏庸，与其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融合于一身，这既是他个人的特性，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宋朝统治阶级的特性。他的生平嗜好有三：一是女色，二是艺术，三是道教。宋徽宗虽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却不可能有什么献身艺术的追求。女色、艺术和道教三者，都属这个极富极贵的有闲者的消遣和娱乐。

从表面上看，北宋皇朝在宋徽宗治下似乎达到了极盛期。版图的扩充超过了祖宗之时，人口的增长大约已至一亿以上，经济发展，并无停滞和萎缩的迹象。宋徽宗君臣凭借当时世界上最富厚的国家财力，恣意地挥霍和享乐。北宋皂朝就像是一座外表金碧辉煌的大厦，其实已被宋徽宗君臣蛀蚀得百孔千疮，而无法承受暴风骤雨的袭击、强烈地震的摇撼。

宋徽宗纵欲无度，“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他退位后，“放减宫女凡六千余人”。宋人由此估计他的宫女“盖以万计”。宋徽宗被俘前计有三十二子、三十四女，如此众多的子女，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

宋朝继承皇位的宫廷斗争，倒不像某些朝代那么激烈。宋徽宗按长子继承制的旧例，立赵桓为皇太子。赵桓“务读书，不迩声色”。比较循规蹈矩，却又懦弱无能。宋徽宗最喜欢的，是第三子郓王赵楷，其母王贵妃“有宠”。宋徽宗的宠臣王黼、宦官童贯等人，为郓王“阴画夺宗之策”。故皇位的继承，只是在皂太子和郓王之间进行暗斗，至于宋徽宗的其他儿子则都无登大宝之望。

在宋徽宗不可胜数的妃嫔和侍女中，有一个韦氏，她生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十月二十五日，比宋徽宗大两岁。史书说韦氏是开封人，实际上，她是南方越州会稽县人，她和亲姐都是北宋宰相苏颂的侍婢。宋代的婢通称女使，在他们被雇期间，主人往往据有其肉体。韦氏被“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苏颂只能放弃了她，并说她必定“甚贵”。其姊当尼姑，带她来到开封，由小武官内殿崇班李从约荐引入皇宫。宋哲宗选二十名处女分赐诸王，韦氏遂入端王邸。她和另一比她小六岁的乔氏，都充当宋徽宗宠爱的郑氏的侍女，“结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后乔氏“得丰徽宗，遂引韦氏”。宋徽宗的王皇后死后，郑氏立为皇后，乔氏也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进贵妃”，她为皇帝连生七子。韦氏“才一御幸”，便怀身孕。按前述宋徽宗待宫女的惯例，迟至“崇宁末，封平昌郡君”。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二月，“进才人”。五月二十一闩夜，时年二十八岁，生宋徽宗第九子赵构，时年二十八岁。韦氏后“进婕妤，累迁婉容”。她显然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依赖乔贵妃，生了贵子，才得以在皇宫中占有“嫔”的地位，但与义妹乔氏相比，尚差十一阶。

赵构算是天水朝太宗系的第七代，小名君虎。宋朝将皇帝诞辰称为圣节。后赵构称帝，五月二十一日便定为天申节。赵构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进封康王。翌年，赵构十六岁，“始冠”，按古代礼俗，举行冠礼，赐字德基，“出阁”，“就外第”。他离开皇宫，在康王藩邸另住。

韦氏看来是个体质颇好的女子，故后来历尽磨难，而依然寿登八十。从现代医学观点看，她怀孕时，又正值很佳的生育年龄，加之宫中优越的生活条件，故赵构的幼年无疑是个聪明和壮健的孩子，作为帝胄贵种，赵构不但享受最为优厚的奉养，也得到了极为良好的文化教育。当时皇子们在“出阁”前，都要在“资善堂听读”，“出阁”后，各个王府又另设学官。史称赵构“博学强记，读书曰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他“喜亲骑射”，能用双手并举两袋米，各重一斛(约合今110市斤)，行走数百步，“人皆骇服”。按宋朝军制，“弓射一石五斗”，已算武艺超群，相当于可选充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父亲的多才多艺， 自然使皇子们耳濡目染。赵构“自康邸已属意丝桐”。他的书法则是“初作黄(庭坚)字”，“后作米(芾)字”，“爱芾书迹”，“最后作孙过庭字”。赵构“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今有研讨书法的《翰墨志》传世。

当婴儿呱呱坠地之际，自然根本不懂得人间居然还有什么贵贱之分。但是，在宫廷这种特殊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赵构，接受天潢贵冑、龙子凤孙的特权意识，也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古语云，饱暖思淫欲，更何况赵构生就一副极其健壮的体魄，加之饫梁肉、厌绮罗的物质享受，而又终日无所用心。宋朝的记载自然对赵构当康王时的劣迹讳莫如深，但后来金人向宋朝俘虏“询宫中事”时，宋宫俘虏说：“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

赵构“居康邸”时，娶开封府祥符县人邢秉懿为妻，封嘉国夫人，邢秉懿比赵构大一岁。此后赵构再娶田春罗和姜醉媚，两人都封郡君，田春罗比赵构小两岁，姜醉媚比赵构小四岁。妻妾们生了五个女儿，长女名佛佑，次女名神佑。按宋时习惯，人称康大宗姬、康二宗姬至康五宗姬。此外，韦氏又为赵构物色一个开封女子潘氏，“有宠”，但“未有位号”。一个色中饿鬼，三个有位号的女子自然完全不能填塞其欲壑，至于康王府邸其他五位号的女子，显然又决非潘氏一人。在赵构眼里，女人只是供他玩弄、凌辱，甚至虐杀的对象。到底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杀害，已无从统计。嗜色而并不多情，这是赵构在当皇子时已经养成的秉性。他大概从无戴通天冠、穿衮龙袍的奢望，却自认为有糟蹋女人的天赋特权。

赵构在皇宫和康王府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他最初的十九年光阴，从一个不知世事的婴儿，成长为残虐的花花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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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交替。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着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煞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依个人之见，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科学和清廉。

本世纪内，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亘古罕见的奇灾惨祸，第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二次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第三次是所谓的文化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惨痛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命运。一位正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黎澍首先提出，江青之流祸国的实质，正是专制主义作祟，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不唯上的勇气。研究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歪曲，莫过于将其民主学说篡改为超法西斯的专制学说。黎澍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笔者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

在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刘邦自称“而公”(你老子)，看到有人戴儒冠，就摘下当众溲溺，一个粗野的流氓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传神的史笔。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当然，也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如金海陵王完颜迪古乃(亮)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金朝官史中便将他说得一无是处。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倡导直书，反对曲笔。然而在专制淫威下，“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1000卷，实录500卷，今已失传，而其传世史料之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隐恶之笔，要塑造一位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离史实愈远。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时的一个流行名词，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由此可见，要对一个“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并不容易的，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丁一番祛伪求真、由表入里的工夫。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眨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

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活剧。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却又很不完全。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迄今为止，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时势出英雄，却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别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我想，宋高宗的传记，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他们在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情势下，依然制造、纵容和包庇腐败，纵情声色，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并竭尽绵薄之力，以求写好这部传记。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王曾瑜

1997年9月8日

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贬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也就是此意，如果认为此类是“老式”的史笔，就老式吧。新旧本来就与好坏不能等同，新不等于全好，旧不等于全坏，让广大读者各自去鉴别。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用“十年浩劫”时的一个流行名词，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王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