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分子之死”的小说之中，李洱的《导师死了》有着最为浓重的祭亡氛围。小说主要书写了两代学者常同升教授及其弟子吴之刚的死亡，作品之中人满为患的疗养院、规模不断扩大的墓园、肃杀凄冷的冬景、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病相、弥漫于整个作品的具有哀悼与祈祷气息的疗养院院歌，以及关于疾病与死亡的事象与话语，使得作品散发着彻骨的寒意及死亡气息。

李洱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越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荒诞中有着令人惊怵的真实性，最强有力的“花腔”才能决定。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进展程度。《导师死了》收入《导师死了》、《二马路上的天使》、《破镜而出》、《抒情时代》等7篇小说。

导师死了

缝隙

加歇医生

二马路上的天使

悬浮

破镜而出

抒情时代

许多年来，我经常想起导师吴之刚教授。他是一位民俗学家。有几年时间，他是全国最年轻有为的学者之一。他还差点当上了博士生导师。他死了，这把贵重的交椅就让别的教授给坐了。

要是他得了什么很关键的病，脑溢血、癌症、一触即发的心脏病，问题都好交代。事实上，他跟这些要命的病没有瓜葛。童年时代，他曾患过一种常见的哮喘病，对花粉、露珠、新鲜的冷空气过敏，然而哮喘病并没有在他的生理上留下后遗症。在他以前的病历卡上。唯一重要的病例是他曾经扭伤过腿，离伤筋动骨还差得很远，两帖膏药就对付过去了。

当然，他曾被误诊为肝癌。他就诊的枋口温泉疗养院为此事向他道过歉。他死后，医生们又一次化验了他的肝，确诊他只是一位症状较明显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像他这样的病人，全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实在算不上特殊，这样的病也太常见了。然而，我却经常回想起那个具体的情景：他站在教堂的鎏金圆顶上凌空欲飞，在雪景的映照下，他赤裸的身子活像一只大鸟。我看见他走到那个窄小的平台边缘，不停地打着寒战，而我却捧着他日后的桐木骨灰盒站在地面上仰望着他。后来，他就落下来了，下落的时候在空中划了一道浓黑的暗影，暗影蔓延过雪迹、花径、水沟，来到我跟前，将我笼罩。我在那浓密的暗影中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我还会看到缪芊和常娥也在这暗影里，当暗影退尽的时候，只留下我和常娥还站在那里……

这样的情景多次潜入我的睡眠，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曾在吴之刚教授门下读了三年硕士，但这层师生关系似乎并不能构成我惊梦的缘由。他死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没有能看到他死时的情景。他在疗养院住了半年多，师母缪芊有事提前回校之后，他是由常娥陪着度过了最后那段光阴。

可以说，导师的晚年(如果只活了四十一岁的人也有晚年的话)，是他一生中最不清晰的_二段日子。一只潮湿的骨灰盒足以容得下他的生平，但我总被那些更详尽的事缠绕着，他晚年的故事在我眼前挥抹不去。

2

一九八九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接到疗养院的院长王明川医师的电话，他告诉我，导师出事了。我骑车去找师母缪芊，在家属院的门口偶然遇见了常娥，她站在快食店旁边，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她提着一只朱红色的皮箱，仿佛准备出远门。我正要上前跟她打招呼，她却匆匆走开了，淹没在人流中。显然，她没有看到我。

中午的时候，我才等到缪芊。她到学校看孩子去了。她问我：“王院长究竟是怎么说的？只说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说，王院长只告诉我出了点事，得派人去一趟疗养院。

“你那么相信院长？”缪芊说，“院长可能跟你的导师翻脸吵起来了。”缪芊说着，就忍不住地笑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当天下午，我们就赶到了疗养院。疗养院离市区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建在一片山问平地里，它原是殖民地时期的教堂。在雪影之中，它就像是一座古老剧院里画工精良的布景，很远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教堂的灰色的圆顶。有五六个病人排着一字纵队从我们的汽车边走过。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院歌《春天降临》。我们沿着凋敝的花径往门口走去时，师母突然问我：

“你最近见到常娥了吗？”

她仿佛只是随便问问，并不要求我作回答。因为她又转过脸与司机开起了玩笑，问司机这样跑一趟，除了上缴一部分之外，自己还能落下多少钱。司机笑而不答。师母说：“你应该请客，请我们两人吃顿饭。”

师母说着，又附和着那几个病人唱起了《春天降临》。一直唱到第二段结尾，我们才走到门口的阶前。师母突然站住了脚，自言自语地说：“王院长怎么没有到门口迎接我们？”她话一出口，就又显得犹豫不定。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他一周前还回过家，现在能出什么事？”

我们已经走进大院。师母随意地朝各处张望着，仿佛沉浸在故地重游的喜悦里。P1-3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洱

201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