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好看，最过瘾的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堂堂爆满的最牛课程，常吸引校外人士打着“飞的”来听课。看看上课场面就知道有多火，同学们已经坐到讲台上去听课。

由孔庆东编著的《国文国史三十年(1)》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讲解了从1917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穿插讲解其间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评点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张爱玲、沈从文等一批文化精英，揭秘1917年以来文学背后的政治斗争，揭示出文学面纱背后冷酷的政治本质，指出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面镜子。

由孔庆东编著的《国文国史三十年(1)》首次将场场爆满的北大中文系王牌课程向大众敞开，与读者共同探讨从1917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讲解这一时期的国文、国史和国人。

《国文国史三十年(1)》评点了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等一批文化精英，揭秘1917年以来文学背后的政治斗争，揭示文学面纱背后冷酷的政治本质，指出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面镜子。

最吸引眼球的是孔庆东一针见血的时局点评，看似简单、狂妄，但掩不住其文史知识的深厚功底。处处显示出其独到见解。

《国文国史三十年(1)》还收藏了曾庆龙先生绘制的插图20幅，均为充满思想力量的图文漫写，或令人深思，或令人莞尔一笑，灵动而智慧。是近年漫画界少有的佳作，值得一读。

现代文学史序（温儒敏）

第一讲　每个字都可疑——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从何时开始

最保守的观点 　最新的观点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现代”

怎样看是否具有“现代性”

研究现代文学史要注意的问题

警惕汉学家思维，别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到处喊“接轨”，“接轨”年间的三个问题

第二讲　每个观点都可疑——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

现代文学的性质

周作人：新文学真不是新玩意

郭沫若：新文学是民间与士大夫两种形式的综合统一

何其芳：新文学是旧文学的正当发展

胡适：中国这两千年只有死文学

胡风：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学的支流

主流说与支流说的悖论

王瑶、唐弢、严家炎：新文学之新在于民主与无产阶级革命

20世纪末：集体失语

20世纪末的努力：重写现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的任务：反帝反封建，改造民族魂

文学的使命：自我革新、文学建国

“现代”什么时候算完：1949？1976？

现代文学的美学特征：悲壮

抗战分水岭

第三讲　中国文人的上辈子——两千年文学回顾

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

表现对象不同：“假自由人”农民工与欺上瞒下的知识分子

创作手法不同：中国的“主义”忒多

通俗性与现代性的矛盾：道理讲得再好，老百姓听不懂咋办

思维方式不同：人人神乎其神

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相同之处

好作品都来自于满腔郁闷——发愤著作

谁说好事都是你做的，坏事统统不许写？——实录精神

自古文人多情困——抒情意识

懂的人懂，不懂的永远不懂——追求意境

中国古代文学的回顾

文学的起源：“杭唷杭唷派”与“哎哟哎哟派”

汉大赋与汉帝国：吹牛特有感染力

魏晋南北朝：悲凉而华丽的风流

唐文学：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宋代文学：都想给你上一课

元曲与明小说：时代不给力，神仙也白搭

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光返照的近代文学

儒家文化的回光返照

中国近代的失败，败在精神

中国精神缺少了蛮性

语言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工具

言文一致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最大变革

民族国家是自我认同的精神共同体

富国强兵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语文出事了

文言不是单纯的工具，更有审美价值

成也白话，败也白话

白话恢复了中国的侠义精神

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现代文学拉开帷幕

第四讲　天天都有新鲜事——文学革命的发生

1917，《新青年》开辟了文学革命的新时代

千万别小瞧青年人 　民主科学顶个“球”

一到乱世，孔子就被搬出来当神拜

蔡元培改革北大，《新青年》移民北京

独裁下的民主 　帮陈独秀伪造假学历

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也当上了北大教授

长辫子辜鸿铭的一夫多妻制 　《新青年》的猛将们

“五四”运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反孔、反传统

对传统文化到底质疑什么

文学革命的标志性文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为造势，兄弟演双簧

第五讲　天下大乱了——文学革命的内容

新旧文化大比拼

语言与载道：世界变坏了怎么办

“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

白话成为国语

整理国故运动：到底谁更有学问

北大“暴徒”的爱国行动：“五四”运动

新思潮

思潮毛毛雨，雨过地皮湿

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社会主义

新文学社团出现

新文体出现

拿作品说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新文体之一：再烂也是新诗

新文体之二：随便的感想就是杂文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克服自身危机的伟大变革

第六讲　谁也绕不过的鲁迅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制高点

不重新解释鲁迅，社会就变不了

没读过鲁迅和毛泽东，就闭嘴不要谈中国

唯其伟大，故招来集中火力的批判

鲁迅生平

原名不叫周树人

中华民族的家道中落

读野史树立人民立场

祖父考场作弊，少年看透赤裸裸的人生真相

可怜的学历：一个不能吸收真正人才的体制一定会亡

中国的症结在于缺少爱与诚

健壮而麻木的中国人

婚姻：我可以不幸福，但母亲不能不幸福

鲁迅的井冈山时期

回国任教，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

假如历史不给他机会：窝在教育部里的中层干部

假如人生没有路：那就随便找一条路先走走

老大出山：现代文学第一篇《狂人日记》

第七讲　谁也够不到的鲁迅

呐喊时代

《狂人日记》：规定谁是精神病就是多数暴政

《孔乙己》：人人鉴赏别人痛苦的黑暗时代

《药》：先觉者往往死于群众之手

《我之节烈观》：请给中国的女人一条活路

《阿Q正传》：提醒那些健忘的国民

彷徨时代

新文化运动退潮，鲁迅进入彷徨期

一个日本女人引发的兄弟失和

魏连殳：鲁迅的精神侧影

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爱情：与许广平相遇

年代杂文：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时代寓言《故事新编》

拼命做、随便死

鲁迅的精神

怀疑精神：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现实精神：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

绝望精神：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第八讲　中国文人的第一次——早期新诗

新诗的萌芽：黄遵宪“我手写我口”

早期新诗作品

《尝试集》：胡适的第一次

会写诗的不一定是诗人，诗人是一种气质

重要进步：沈尹默《月夜》

以欣赏古董的态度理解早期新诗

《小河》：新诗的第一首杰作

郭沫若与新诗社

，新诗社成立 　不世出的聪明人

第九讲　人人都在怒放——新诗的发展

人剑合一的纯粹诗人郭沫若

诗集《女神》：铺天盖地的大破坏

《天狗》：如今的北大还有几只这样的天狗吗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不可抑制的冲动

《炉中煤》：祖国，就像我深爱的姑娘

湖畔诗派：《妹妹你是水》

精炼的小诗

纯美的冰心：永远生活在童话里

充满哲思的宗白华

冯至：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理性的爱情诗：《我是一条小河》

外冷内热的爱情诗：《蛇》

第十讲　个个都是文曲星——新月派与象征派

新月派：一个死在天上，一个死在水里，一个死在枪下

重建诗歌的新月派 　闻一多不是共产党

中文系的一种骂人方式：这人喜欢徐志摩

新诗的实验工程师朱湘

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就要让人读不懂

穆木天：透明是不美的 　“诗怪”李金发

农民诗人臧克家

雨巷诗人戴望舒

后记：我讲现代文学史（孔庆东）

中国现代文学从何时开始

最保守的观点

我们讲现代文学首先要讲时间问题，大多数人都受中学教育的影响，认为现代文学是1919年开始的。1919年“五四”运动，1919年到1949年正好三十年。这可能是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很多人这么认为，很多中学老师也是这么教的，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知识是绝对错误的。

说1919年开始，说明你政治意识很强，你首先想到了“五四”运动，想到火烧赵家楼了，想到北京大学那次著名的集体事件。其实这是政治上的“五四”运动。我们讲文化，得从文学革命开始。

其实，按照最保守的观点，现代文学是从1917年开始的，因为文学革命的发生正是在1917年。

最新的观点

可是1917年这个年代不断被上溯，不断被推前，推到1915年，推到1912年，推到1902年，推到1898年。严家炎老师推得最远，推到1887年。严老师并不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而变得保守，他不断有新的发现。真正的学者在退休之后反而更能够独立思考，不断给我们这代学者以启发。

严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他对人态度和蔼，但写文章一生都在跟人辩论。严老师晚年最了不起的事就是他率先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读课，引起轩然大波。他写《金庸小说论稿》，并且希望北大授予金庸先生“荣誉教授”称号。

在金庸的事情上，严老师冒着极大风险，我们看来这么大年纪不必做这件事。很多年轻学者都很滑头的，私下里对金庸评价很高，你让他公开点评，他讲金庸只是公众人物。但是严老师毫不畏惧，现在他已经是七十九岁高龄了，在现代文学最关键的问题上，又提出新的观点，不能不叫人敬佩。

有一位跟严老师年纪差不多的学者叫范伯群，是研究现代通俗文学第一人，范先生认为现代文学应该从《海上花列传》开始，这已经是我们认为最新的观点。

严老师为什么认为是1887年？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黄遵宪已经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论。现代文学主张写文章要口语化，要使用白话。

关于文化创作，近年来又新发现了一个作品，就是当时中国有一位优秀的外交家叫陈季同，在法国写了《黄衫客传奇))o这部小说被认为具有现代意义。严老师在现代史教材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分析这部小说，严老师做事太认真，他可能预想到自己的观点会有很多人不同意，会有很多人反对他，所以用很大的力量来证明他的观点。

严老师做事的风格是非常严谨的。曾有一位学者反对严老师，严老师推崇金庸小说，反对者说金庸小说有什么价值？金庸小说90％是打打杀杀。对于这种言论其实不用理他就是了，有些是学术界的流氓，有些还是“老流氓”，但是严老师决定理一理。

严老师是拿材料反驳他，他一步一步统计金庸小说打打杀杀的部分到底占百分之几，他不光自己统计，还让我帮他统计，分给我的任务是统计《倚天屠龙记))。我统计的结果是占64％。等统计完了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去反驳人家，这时候人家早就不理他了，人家早就从别的角度向他进攻了。

我觉得严老师做事树立了一个大师的风范，真正是我们现代文学界的“降龙十八掌”，我不管你怎么打我，我就是这么一掌一掌打过去。严老师用了很大篇幅来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具有现代性，是我们现代文学的先驱。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深入思考，所以我不能贸然发表我的意见，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把最新动态告诉大家。我相信有人会对他感兴趣，好好找这本书去读读，去看看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首先，我们既然是讲现代文学史，就要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  平平常常的七个字，放到这儿念，一分析每个字都是问题。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每个字都可疑》，我们要培养一种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就是理性精神。所谓的“我思故我在”，这个“思”具体就是怀疑。当你怀疑的时候，你就作为一个人存在。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哪一个疑问你答得上来？什么是现代？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史？什么是中国？这是四个基本的东西。

我们这门课为什么不叫“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要叫“中国现代文学史”？根据我的理解，中文系其实也是历史系。历史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对于学中文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功夫是史学的功夫。P2-4

上个月孔庆东告诉我，中华书局要把他在北大中文系上现代文学课的录音稿出版，嘱我写序。还没有看到稿子，我就爽快答应下来。庆东上本科时，我担任过他们的班主任，后来他留校任教，彼此成了同事，比较了解，我乐意支持他的新书出版。

庆东是学者，但外界感觉他更是个作家，擅修辞，会说话，才华横溢。有时听他讲演，或俗话连篇，或戏谑嘲弄，或詈骂泄愤，当然更多妙语连珠，颇有一种“痞气”的快感，有意标示“草根”而拒绝“绅士”他擅用连类夸张，矫枉过正，在敏感部位打“擦边球”，三分偏要说到七分，让你捏把汗，但想到这是创作，是痛快文章，也就体谅且有些佩服。

我不太上网，不爱看别人的博客与微博的唠叨，免得太多的信息与嘈杂的干扰，但我知道庆东的博客影响巨大，有众多“粉丝”。他的博客结集出版后送给我，看过若干篇，越发感到他就是一位很适合生活在传媒时代的作家。“博客式”的煽情，加上网友所热衷的戏谑、调侃、嘲讽，把“北大醉侠”和“孔和尚”凸现为极富个性的言说符号，每当醉侠、和尚亮相，就引发一阵轰动。他非常懂得如何在与读者互动中形成某种“气场”，表达自己的情思，而围观者与“粉丝”也在抢占“沙发”和唇枪舌剑的嬉闹中，得到情绪的宣泄。

孔庆东的很多作品，可以称之为“博客文学”，其特点就在喜用游戏或调侃方式对各种“社会像”——包括自己——进行戏谑漫画，意在打破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亚文化叛逆性。我猜想，日后若有人研究这一时段的博客文学，大概是不会放过孔庆东的。

但孔庆东和一般作秀炒作的写手不同，他始终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为民请命，透过那些嬉笑怒骂和游戏笔墨，你能感触到某种正义与责任。孔庆东分明瞧不起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不满足于当书斋里的学者，他心气高，骨子里还是想通过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去影响社会，改善人生。庆东好品评时事，语多讥刺，愤世嫉俗，纵横捭阖。有时你会觉得他的痛快文章太过意绪出发，毫无现实操作性，细加琢磨又可能发现某些“片面的深刻”。用传统的心态很难接受孔庆东，但应当想想为何有那么多年轻朋友——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朋友欣赏他，这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心理现象，就像当年郁达夫被许多大人物视为“下流堕落”，而青年人却在其作品中读出人性的真实一样。有一段我曾为庆东担心，“劝说”他不要过多接触传媒，应当在专业研究方面多下功夫，因为大学毕竟有大学的“章法”。庆东哪里会听我这一套?他客气地点头称是，转过身去还是我行我素，越发往现在这个道上走了。我也转而说服自己：庆东是在尝试一种新型的带有某些“行为艺术”意味的创作，他已经很成功，很有影响，何况他的调侃、玩世背后始终不失改造社会的苦心!

庆东每次提升职称时，都碰到一些麻烦，有些评审委员看不惯他的“痞气”和时而“出格”的言辞，这时，我就必须出来帮他一把了，理由是：不要刻板地要求一位才子，一位作家型学者。如今中文系缺少“文气”，能有多少老师真的会写文章?孔庆东起码活跃了“文气”，何况他收放自如，学术研究也水平很高。北大毕竟还是北大，最终没有为难这位才子，孔庆东也只有在北大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才如鱼得水。

是的，孔庆东的本业做得出色，学术研究也很有水平。我可以随意举出几个例子。比如庆东研究曹禺的《雷雨》，率先探讨了这一著名话剧的演出史。他查阅民国时期大量报刊史料，第一次系统清理了《雷雨》演出的复杂历史，以及这一剧本付诸演出的复杂的修改变化过程。在这个方面，庆东的研究至今仍是为学界赞许的。他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十几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超越雅俗》，厚积薄发，已经有严家炎先生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至今仍颇有曲高和寡的味道和独特的学术价值。庆东曾和这个领域的“宿将”范伯群先生联手，写过一本《通俗文学十五讲》。过去的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不重视，也不给位置，研究这方面需要搜寻清理大量史料，要下死功夫，又要有文学史的眼光，是拓荒性质的工作，很不容易。孔、范合作的“十五讲”别开生面，在高校影响很大。此外，在鲁迅、老舍、金庸等作家研究方面，庆东都有不俗的建树。读他的这些论作，有时可能会感到很大的“反差”——这是那个在博客上嬉笑怒骂的“孔和尚”的论作吗?庆东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早已抵达现代文学的学术前沿，而且总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观点闪亮呈现，只不过这些实绩都被他的博客盛名掩盖了。

这些年来，孔庆东在北大中文系主讲过几次现代文学基础课，想必他的课会大受欢迎，来捧场的“旁听族”也一定雀跃。据说学生“民选”北大十佳教师，孔庆东高票当选第一名，真羡煞我也。我在北大教了三十多年书，也没有这个“福分”。他的课有亲和力，生动有趣，贴近学生，所以得到学生的喝彩。庆东把他讲课的部分录音稿给我发来，我看了，果然如此。感觉有这么几点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不妨说说。

庆东讲现代文学喜欢“穿越”，讲着讲着就联系到现实生活。他讲“五四”联想到现今对这份遗产的不重视，甚至扭曲、颠覆，太可惜了。讲鲁迅必定论及“国民性批判”至今未过时，而且还很迫切，现实社会许多乱象早在鲁迅笔下就讨伐过了，现在又沉渣泛起。讲左翼文学，他用很多精力阐述左翼精神的当下意义，联想到当今类似“包身工”的残酷现象，让人感到一种很沉重的民本情怀。总之，孔庆东的文学史是鲜活的，思想饱满的，带有现实批判的锐气。相比之下，现今许多碎片化的、琐屑的研究，那些“穿靴戴帽”仿汉学的文章，就愈加显得无聊与苍白。我并不认为讲课非得处处联系现实，但作为一门时代感与思想性都很突出的现代文学课程，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些年拜金主义流行，加上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形成普遍浮躁的学风。从以往“过分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读了孔庆东的论著，我愈加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而孔庆东文学史的“穿越”现实，也就更显出其价值。他的文学史灌注着一种责任心，他的“穿越”是在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这种“穿越”或者“对话”，能使现代文学传统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

孔庆东讲课思路非常活跃，他不满足于只讲文学史，同时要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说，他要通过文学来讲“国史”。这个志向大了去了，未必都能实现，却也体现一种文学史观，一种叙史的方式。其实对此我是有过怀疑的。几年前，我曾写过文章表述，思想史不能取代文学史，那是考虑到当今宏大叙事仍然太多，动不动就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文化史的填充材料，忽略了文学研究审美的、个性化的探求。这种状况现今仍然很严重。但值得宽慰的是，孔庆东的文学史虽然在几种“史”之间穿梭，但基点始终还是文学，重点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他对不同作家和文学史现象的分析，是紧扣着创作来进行的，这种分析并不只是为了以文证史，也为了显现各种不同的审美风致，启发与导引审美的愉悦。

更显个性的是孔庆东的那种放达，他把博客文风带进了课堂，打乱了常见的有板有眼的授课系统，弱化了直线性的史的脉络，不时插入轶闻史事，又不断以“问题”冲击思维，使课堂氛围极为活跃。不只是词采的活跃，更有思想的活跃。现在大学老师的心思很多都不在教学，学生上课也往往提不起劲头，庆东能把课讲得有趣，激发学习的兴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我也有些担心，会不会跑马太远，收拢不及，枝蔓过多，妨碍主线；而“问题”频繁时，难免有非此即彼、缺少分寸感的发挥(可能是修辞手段)，也可能超出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接受水平。倘若把握不好，就会天马行空，一堂课下来，只有满天星斗，而缺少条分缕析的“干货”。基础课嘛，毕竟要注重“基础”性，注重教学中的接受规律，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培育。有些思辨性的内容，可以留到研究生阶段解决。

也许这只是我看讲稿的多余想象，是提醒其他人不可随意效仿孔庆东。庆东本人，事实上是讲得非常出色的。

如果大家已经熟悉写博客的“孔和尚”，那么就再接触一下作为文学史家的孔庆东吧。

2011年8月10日

目前中国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基础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上百路人马数千名学者围攻这30多年的文学现象，成果甚丰，而对该门课程的反思、总结与交流相对较少。本人试结合自己对这门课的接触史，以及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谈谈对该课程的若干粗浅体会。

我大约30年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很早就决定要报考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其实从我自身的知识结构来讲，我可能更适合学习古代文学。但一是我不想把自己最喜欢的事物变成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爱者不究，究者不爱”，我宁愿把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放在枕边厕上作为我终生的审美慰藉；二是现代文学以其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和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内外交通的座标位置更多地感召了我。给我们83级文学班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孙庆升老师经常把一些没有结论的“专业问题”透露给我们。他的讲课风格在亲切随和中隐含着“问题意识”和“忧患情怀”。我们班的班主任温儒敏先生那时还颇为年轻，经常到宿舍里来跟我们交流，他温文尔雅的谈笑背后显示出的是对自己专业的强烈自负，他可以从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开始，逐个评论每位现代文学老师的学术风格，这对我们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班里很多同学都大量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少同学通读了《鲁迅全集》，有几人还坚持阅读《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动态》等。现代文学方面的选修课，我们班都积极去听，唐沅的茅盾研究、孙玉石的现代诗歌研究、严家炎的小说流派研究、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等，都是我们在宿舍里讨论的话题。我和几个同学还跑．到84级文学班——就是吴晓东、王枫他们班，去听黄修己老师的基础课。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班很多p-]学报考了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现在看来，影响本科生专业兴趣的一是基础课，二是班主任，三是与基础课配套的选修课。我们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近年来也发现，如果班主任热情负责，多与同学交流的话，那么班里的“尖子”学生往往就会报考班主任所在的专业。其次，则报考基础课讲得最受欢迎的老师的专业。

后来我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期间，有意识地旁听了多位本专业老师的基础课，一般是听两三次。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只在自己专项研究课题的方面讲得深入精彩，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整个专业研究动态的全面把握，表现为整个专业知识的“渊博”。他们决不依赖任何一本现成的教科书来授课，再权威的论著，包括自己的著作在内，统统都列为“参考书目”。从授课中，学生很难判断老师究竟是研究哪个方向的。所以学生听的虽然是“基础课”，但已经具有一定的高度和难度，并非只是作家作品的罗列加时代背景的铺陈。我后来接触了某些其他院校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惊讶于他们对专业问题的隔膜和品鉴能力的平庸，经过了解得知，他们的现代文学基础课，学的就是鲁迅生于哪年死于哪年、写过什么作品、分别都具有什么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等，我批评说：你们这根本就等于没念过中文系！你们学的那些“知识”，随便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退休的老人，都可以在图书馆里查到，还用学四年吗？我当时的批评可能年轻气盛、尖锐刻薄了一点，但我想由此表达的是，基础课跟基础课之间，相差是可以非常大的，没有学术研究和个人识见作为背景和底蕴的基础课，那就等于中学语文课的文学史知识的延伸，既不能培养学生“史”的眼光，也不能培养学生“文”的感觉。后来一些到北大进修的现代文学教员印证了我的想法，他们说：原来你们是这么讲现代文学的啊！怪不得我连你们研究生的文章都看不大懂呢。基础打不好，必然影响向专深发展。目前一些研究生就是因为基础薄弱而能力始终提升不上去，只好依靠现成的理论框架拼凑毕业论文。而毕业后从事其他工作的学生，对现代文学史中的许多问题也是一知半解，往往盲从网络上的道听途说。基础课当然要区别于选修课，不能脱离基本的学术共识，但仍然应表现出一定的前沿性，才是有价值有活力的基础课。

研究生期间，要有一次教学实习。记得好像当时钱理群老师在给86级讲基础课，我就代他讲了茅盾部分，讲的题目是《茅盾的矛盾》。我对茅盾本来比较感兴趣，为了备课，我又重读了几乎全部的茅盾作品和当时能够找到的茅盾研究资料。怎样在有限的学时内既覆盖了基础知识又保持了前沿视角，是我当时思考的重点，钱理群老师点拨我说：以点带面、由点到面。我就自己理解为“以问题统领知识”，在授课主体的独立思考的学术性和受众的接受纵深之间寻找一个适度的平衡地带。我还与同年教学实习的黄心村、汤晨光、臧力等同学交流了经验体会，这次讲课实践对我以后的教学研究，包括教科书编纂都颇有裨益。所谓“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以前只是听说，此后则是深味。基础课教学，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学生都可能发出深度提问，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课前的充分准备，就可能造成授课遗憾。特别是现在的学生，信息渠道繁多，解构意识强烈，你讲鲁迅有学问，他可能说周作人更有学问；你讲穆旦深刻，他可能说那都是装孙子。所以，我现在授课，除了在假期提前准备就绪外，每次课后，就尽快准备下一次授课内容，而且授课当天一定结合所讲内容翻看相关的最新研究动态。所以备课实际上成为一种“终生专业自我培训”，使得讲课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师生两方都乐在其中也。

我研究生毕业后，因故分配到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师。我按照阿0前辈的思路，心想人生大约免不了是要做几年语文老师的。既然上帝如此安排了，就不能荒废青春，一定要上好课，教好书。我除了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和辅导学校的“醉婴文学社”以外，在学校和教育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为整个高一年级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选修课。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中学开设专门的现代文学史课程，虽然叫“选修课”，但实际上全年级每周必听，内容就是大学里的现代文学史，所以实际相当于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基础课。我还跑回北大借来《阿Q正传》、《沉沦》等录像带配合教学。当时是1990年，我热情很高，但压力也很大，校内外都有一些不理解的人和静候我犯错误的人。一次我引用了鲁迅说的“才子加流氓”的话，被误传成“孔庆东说鲁迅是大流氓”，教育局责令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虽然我澄清了事实，但该课只讲了一年，未能形成“传统”延续下去。反省几次类似的事件，我认识到，基础课不能过高超越学生已有的知识。学生一旦难以将新的知识与旧的认知沟通，就可能误读和歪曲新知，直到产生出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意义”。我调查出这次误传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和其对我持有偏见的家长所肇始，我没有批评该学生，而是在批阅作文和周记时多次与之交流，使之明白我开设该课程的一片苦心和来之不易，使之明白现代文学与我们每一个现代入的生命存在都息息相关。该学生后来承认了错误，语文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这一年的现代文学教学，等于为我后来回到北大正式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进行了演练，我开玩笑说，我是曾经做了三年的“硕士后”才回到北大继续读博的。我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热烈拥护，那一届的学生不论去向如何，普遍喜欢文学、喜欢思考，有的至今跟我保持联系。我所写的教学论文还在教育局获了奖，我倒不是看中那个奖，而是由此判断上级对该课程的态度，没有认为我是在“毒化青少年学生”便谢天谢地了。

在中学任教期间，我的语文课教学，也贯穿了我所认为的“现代文学精神”，几乎每篇课文，都穷尽研究资料后精心选择讲授角度。例如一次为全市名师做公开课，讲的是《祝福》，我采用了高远东的研究成果，从儒释道合流的视角来讲“是谁杀死了祥林嫂”，课前还打电话请教了高远东。由于我讲课风格一贯如此，我的学生都能听懂，而来观摩的多数教师却听不大懂，课后与我交流许久。我当时想，这些老师在大学里也应该是学过现代文学基础课的，为什么当了语文老师就一定要把《祝福》理解为毛泽东讲的旧社会压迫劳动妇女的“四大绳索”呢？我因此倍加感谢我所有的大学基础课老师：孙庆升、洪子诚、费振刚、葛晓音、张双棣、马真……我还感悟到一点，能够把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考虑学生的知识构成和接受需求，是基础课建设的首要条件之一。顺便插一句，现在中学里讲《祝福》时，很多老师和教材都大讲特讲“是谁杀死了祥林嫂”，隐约已经形成新的模式了，而且有个很时髦的名目，叫做“研究性教学”。

后来我就回到了北大，虽说是免试读博，但延续当老师的惯性，同时为了养家糊口，也经常讲课。一是给中文系的留学生讲，二是辅导一些留学生考研。经我辅导的留学生大都考入陈平原、王富仁、朱金顺等名师的门下，有的后来还读了博士。所以我在留学生中名气很大，辅导酬金是北大最高的。三是我还到某夜大去讲过现代文学，还给中小学老师做过现代文学讲座，这些经年不绝的讲课活动使我年深日久地沉浸在现代文学的基础知识里，要从鲁迅冯至张爱玲读到周文马加柯仲平。我清醒地知道这对我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都是正面的，基础知识过分驳杂，往往预先从纸背看透了那些高深话题的悖谬与荒诞，因此学术激情不免减弱，又喜自养宅心，不愿戳穿他人美梦，更厌恶以己绳人、自以为真理在握者。于是，我愈来愈偏爱“基础课”了。

再后来我留校任教，给本科生、留学生都讲过现代文学，还专门跑到新加坡去讲了一遍“速成版”。虽然我留系十年来，所授选修课要多于基础课，但我以为，讲选修课易，讲基础课难，正如写专著易，写教材难。选修课讲得好，人皆见之，专著写得好，人皆仰之。而基础课讲得好，人多忽之，教材写得好，人多轻之。不过，北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一向重视基础课，领导亲自抓，大家抢着上，还多次开会加以研讨，所以一直是中文系的名牌课程之一。

不过，我对这门基础课，还是心存诸多困惑。第一个问题是安排在哪个学期比较合适。现在一般是安排在大一开始上，可是古代文学史却安排在大二。未学古代而先学现代，显然不妥。借一句已经被用滥了的话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不对古代文学有个总体的认知，学生如何能明白为什么陈独秀胡适之要揭竿而起？所以我讲现代文学史时，要先用一节课讲一下“中国古代文学述略”，从“葛天氏操牛尾”和“断竹续竹”讲到“我手写我口”和“一听五更钟”。主要不在讲“文学”而在讲“文学之命脉”，有点类似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或者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的思路但远没有他二人的才学，加之课时所限，所以捉襟见肘，颇不自如，因此很希望学生学完古代再学现代。虽然古代文学往往讲到晚清就匆匆忙忙结束，但毕竟给了学生一部完整的古代文学史，我们现代文学从晚清讲起也是可以的了。

然而倘若大二甚至大三再学现代文学，又会产生其他问题。因为从大二开始，学生要上一些选修课了。没有文学史的基础知识，选修课必然学得囫囵吞枣。我讲现代戏剧课时，有新生责问我为何讲老舍的《残雾》而竟不提《龙须沟》和《茶馆》。我一问他，原来还没上基础课，宜乎其分不清现代与当代了。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现代文学史的课时普遍被压缩，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所以不但周文马加柯仲平不能讲了，连许地山穆时英端木蕻良也只能几句话带过。这样的基础课很容易变成干巴巴的几条筋甚至变成了“现代文学述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想首先是呼吁各校增加现代文学史的课时，争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须知现代文学历史虽然不长，但内容丰厚，问题错综复杂，上关古代，下启当代，内蕴理论，旁连域外，讲授含糊，必将殃及其他课程也。减少学生的总课时我是支持的，但具体应该减少哪些课程，恰像政府应该削减哪些开支一样，还是听听一线将士的声音为好。其次如果课时不能增加，则应根据现行实际情况，另行制订教学大纲，在保证体现学术前沿性的基础上，减少枝蔓，突出重点，有骨干有血肉地讲出一部“精编版”的现代文学。再次，基础课的课时少了，应考虑以选修课补救之，开设一批中等难度的选修课，作为基础课的“卫星课”。例如大作家被淡化了，就以“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曹禺研究”补救之。文体脉络模糊了，就以“现代小说流派研究”、“现代诗歌流派研究”、“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补救之。须注意这些选修课不一定要发挥教师个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必讲得格外艰深，重点是作为基础课的“局部放大”，好比基础课的“移动硬盘”，所以说要“中等难度”也。另外，现在的学生阅读作品少，审美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应该在基础课之前或者同时，开设现代文学作品赏析课。北大由陈平原老师领衔、集体上阵的该课程已经是全校闻名的精品课，应该在大一年级专门开设固定的作品课，指导学生以专业眼光细读作品，避免学生成为知道《子夜》却不知道屠维岳、知道沈从文却不知道花狗大的客里空。

第三个问题是具体的授课姿态和方法。现在各校扩招，学生增多，基础课往往采取上大课的方法，一二百人同时听课很常见。高远东老师认为这已经接近于“听讲座”，老师不容易讲得细致，学生更是听得粗枝大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多的老师喜欢把基础课越讲越深，高明者把基础课讲成了选修课，低俗者则不是过度阐释作品，就是凭空生造理论，而具体的史实和作品的基本意义却被忽略了。须知我们现在培养的本科生大多数将来不是要从事本专业研究的，硕士生也不是，连博士生里当学者的也不过半。我们不能把课堂当成学术研讨会的讲台，在那里变相地宣读自己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一个本科生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不是要为了对他报考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有用，而是要对他的“人生”有用。我们如果没有把现代文学中的“人生”层面讲出来，唤起学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那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基础课。有不少考研者在面试时，对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如数家珍，可试让他谈谈对几部具体作品的感受，却一堆文学史教材上的空话或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废话。因此我认为，基础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另外教学内容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在中学，学生已经大面积地讨厌语文课了，核心原因就是语文课脱离了人生。倘若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学生再讨厌文学史基础课，那岂不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已经彻底走向了“非人化”，进入了“非人间”？我1998年上过基础课的两名本科生，后来跟我读了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分别到文化部门和传媒领域工作了，我很高兴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因为学了现代文学而丧失了“现代文学精神”，他们对生活、对学问，都保持了热爱和警惕。前几年我替温儒敏老师上了一回现代文学史，那个班的学生充满了活力，我第一节课问他们的“什么是现代”那个问题，他们现在还有人在思考，这使我仍然愿意继续上基础课了。我在北大讲课，由于旁听者太多，索性近几年多开通选课，或者基础课、选修课与通选课并开。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和老舍研究，都开过了通选课。我想，在合适的时候，将现代文学史也开为通选课，那就等于把这门基础课开到了全校。那时，或许会有点新的体会吧。我讲现代文学史，属于小字辈，以上不揣冒昧与谵妄之言，敬谙师长同仁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