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阎惠昌念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全面爆发。他的学校也随着父亲的调职，从合阳县转到杨家庄中学（阎氏父子在“文革”中的情况详见下一章）。在那儿阎惠昌依然拥有乐器室的钥匙。
不知是否受当时流行的口号“不破不立”影响，也可能出于青少年的好奇心，那个时候的他特别喜欢把东西拆散，细细研究一番，然后化零为整。例如父亲办公室的闹钟便逃不过被“肢解”的命运。他好奇地问：“为什么它自己会响呢？”于是趁父亲开会去，把钟拆掉，可是之后无论如何也还原不了。当时备受“文革”冲击的父亲没有责怪他，还安慰他说：“你对知识有兴趣是好的。”
但当阎惠昌把手风琴从乐器室带回家进行“解剖”时，结果就很不一样。
小学时候没有接触手风琴，因为太重了，背不上，偶尔摸一下，也跟荆庚明老师学过。到了初中时，因为有了乐器室的钥匙，就在芸芸乐器中把一部手风琴带回家，然后把它完全拆开，按着自己画的结构图再组装，就在组装的过程中让我清晰知道什么。1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什么是减七和弦、属七和弦等等。有了这个认识，我就开始去配伴奏、写歌，尤其喜欢写歌曲。
阎惠昌在杨家庄初中最深刻的音乐锻炼，是他的胡琴功底。所谓地狱式训练，莫过于此，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话说杨家庄学校是小学跟初中合在一起的。当时阎惠昌十三四岁，正念初中。学校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名字叫刘宏，板胡拉得非常棒，曾下了大苦功去练，为的是要考上西安音乐学院，但没考上。所以他把希望都落在他的学生身上，脾气也变得急躁，训练学生像暴君，孩子们都非常怕他，但亦很尊敬他。阎惠昌现在还记得，刘宏老师把他们带到一个平原上的寨子，那里是以前用作防备土匪或敌人时紧急疏散的密封设施。在那儿，他要学生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来练板胡、二胡。阎惠昌作为队长，司职板胡头手，刘宏老师对他的要求特别严厉。在冬天，他要学生们站在寨子上，训令说：“肢体无论多冷，把手套脱掉，用地上的雪先把手搓热，然后用雪洗脸，洗得指头都搓红了，就面对着暴风雪，练琴！练到什么时候手可以活动自由，那你的功夫就练到了。”孩子都乖乖地站在寨上，迎着刺骨寒风拉琴。这样的训练维持了两三年。直到现在，阎惠昌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从这个过程学了很多，真练功夫！不停地拉板胡，他手的虎口部位茧子长得很厚。
老师脾气暴躁，考验作为演出队队长的阎惠昌。他回忆说：有一次排练期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师非常不
高兴，到什么地步呢？他爱琴如命，但竟然拿起他珍贵的二胡，一手拿着那两根弦，猛力一抽，整个琴就散了。我们都吓傻了，面面相觑地互问：“那我们该怎么办？”接着我们赶快把琴组装起来，然后拿着它，由我作为队长代表大家向老师请罪，说希望老师不要生气，都是我们的错，请老师继续为我们排练，如果没有老师，我们排不了等等。他听到我们都为他说好话，就继续排练下去。
P39－P40
十分高兴阎惠昌先生的传记与国内读者见面，而且首发于他的母校：西安音乐学院。40多年前，正是这所音乐学院吸引十来岁的阎惠昌，冒着风雪爬上货运火车，从家乡合阳辗转到西安，为的是要见识一下父亲口中的音乐学院。
2014年的今天，“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阎惠昌已经是国际知名指挥家，更是“一国两制”下旗舰级的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本书所记述的，正好是以阎先生陕西合阳老家为出发点，经历西安、上海、北京、新加坡、台湾、香港的艺术人生。
本书根据阎先生口述，以20章按照时序记述农村小子奋斗成为指挥大师的过程。其中内地与境外的篇幅刚好各10章。去年8月在香港发行后，很大部分本地读者对关于内地的前10章特别感兴趣，也因此更认识、更理解他们眼前香港中乐团首席指挥的音乐内涵。
有理由相信，通过国内版的发行，神州大地的读者更有兴趣阎先生如何走向世界、落户香江的后10章。对于近日“内地与香港融合”这个热门话题，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案例。
内地、香港以外还有彼岸的台湾。在给香港《文汇报》撰写的书评中，台湾著名作曲家黄辅镗总结本书为：“这是一本历史书、音乐书、艺术书、励志书，值得每位喜欢音乐的人一读。”另外香港《星岛日报》书评以“文字掺杂苦与乐，有笑有泪，趣味盎然”作推介语。
阎惠昌传记“回归”西安，以简体字发行，增补了数量相当的珍贵照片，都是香港版发行后才收到的。文字方面根据出版后各方意见作了极为轻微的调整，修改后全书整体结构或主人公的记述维持完整。本人亦期待内地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衷心感谢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兼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教授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并在百忙中赐序，细说昔日与师弟的音乐情谊。今年5月莅临香港中乐团演出作品专场音乐会期间，当面给予鼓励，让我受益匪浅。
另外我亦感谢香港、北京三联书店的朋友们，尤其是副总编辑李安女士的支持和鼓励，为本书多番奔波于香港、北京之间，使得国内版不到一年便能与广大内地读者见面，谨在此表示无限感激。
对本书及本人提出过意见和鼓励的还有香港中乐团的钱敏华女士、阎学敏老师、阮士春老师、香港大学的周伟立教授、汕头大学的王受之教授、李蔼仪女士，和为我写书评的台湾音乐教育家黄辅镗教授等，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我最最感谢的当然是阎惠昌大师。自从传记出版以来，我们已先后在汕头大学和香港大学作对谈，与老师、同学们分享与交流。过程中让我进一步认识阎先生对艺术追求的赤子心，不为时间、空间所左右。我们香港中乐团有这样一位总监，实在非常荣幸。而我能够为这样一位富于承担的艺术家写传，更又得以与内地爱乐者分享在阎先生口述下得到的成果，与有荣焉！
阎惠昌和我认识于80年代，是我的老乡。他是陕西合阳人，因此，我们的血脉都和这片土地有关。陕西是个神奇的地方，传统文化积淀深而厚。在这个方面，中国其他地区很难媲美。这里的历史和民间文化至今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兵马俑、大雁塔、乾陵、黄陵等等，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如果你稍加留意，便会看到城墙周围公园内外吼秦腔的人，那份高亢，那份自豪无不体现在苍劲有力的旋律中。这就是“磁场”，把祖辈的灵魂深深吸在这片黄土地。我的音乐创作就来自这片沃土，这片沃土也滋养出世界著名的指挥家——阎惠昌先生。
我和阎惠昌先后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我年纪比他长，1970年我毕业的时候他才入学。在西安音乐学院学习的那个年代，条件十分艰苦，这本书里也有具体描述。在70年代，我们的整个教学比较混乱，学生们所要学习的音乐知识都很匮乏，多半要靠自己去摸索，加之受到时代的冲击较大，因此很难保证正常教学秩序。如今学校已经是旧貌换新颜，成为了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音乐学府，视野已经与世界接轨，开设了国际音乐界专家大师课，有乐队学院还开设了阎惠昌指挥工作室等等。
说回当年，阎惠昌从西安去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前他到西安音乐学院实习，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常聊天，他的才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阎惠昌去了中央民族乐团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合作。我的好几个作品都是他负责指挥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还拿了法国南特音乐奖。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再后来，他去了新加坡、台湾、香港，一路走来，我们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记得有一年在高雄，我们去佛光山，就是那次旅行让我萌发了创作佛教主题音乐的思路，我后来的作品《东渡·鉴真大和尚》就缘于此行。
在我眼里，阎惠昌是中国民乐最好的指挥之一。其实他也是一位作曲家，因此，他在音乐上有很好的理解能力和驾驭能力。同时，他又有过人的组织能力，真是不可多得。每当我的作品要录音，如果由他负责指挥的话，我拿着总谱去北京，先到他家去研究，然后就是抄分谱、进棚、录音。我们对每一个音都要研究，整个过程他都特别认真和负责。总谱出来后，他指挥演奏，我监听，然后再回过头来反复听，看哪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以求达到最好效果。由此我们之间在音乐上有了非常的默契。
对于作曲家来说，一个好的指挥不仅能够准确表述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也能够在音乐艺术的审美过程中展示各种乐器最本质、最动人的色彩，阎惠昌就是这样一位闪着光芒的指挥家。
阎惠昌担任香港中乐团的艺术总监。纵观全球华人的中乐团，香港中乐团毫无疑问是顶级的中乐团。因为他们有科学的体制，职业性能强，有演出季，每位职员的岗位高度责任化。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乐团对所有演奏员有合作和协作状态的要求，否则个人技巧再好，协作不好也不行。中乐团除了每个演奏员的技术好，其协作能力那是了不起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乐团的行政管理很科学，有自己独特的管理体系，使得演奏员的职业能力与艺术水平得以迅速提高，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至于演出季，在全球委约不同手法风格的民族乐队作品．让能力、适应力、艺术创造力都得以达到很高水平。
在这里，我谨以短序对阎惠昌和香港中乐团致以衷心的况愿。
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阎惠昌曾是文革后内地培养的唯一民乐指挥，后来横跨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执指挥棒，在大中华地区以至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成为中国音乐的文化大使，蜚声国际。到底一位指挥家是如何诞生的呢？他如何如饥似渴地追寻音乐之梦？如何在个人事业低潮时勇敢地踏出国门，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如何带领被喻为顶级水平的香港中乐团，创出一个个令人瞩目的佳绩？资深乐评人兼学者周光蓁，在《一位指挥家的诞生（阎惠昌传）》中通过大量的访谈，生动地刻划了阎惠昌传奇的音乐之路，当中充满个人的执着与反思，以及与许多著名音乐人的交谊，坦诚而动人。
周光蓁编著的《一位指挥家的诞生(阎惠昌传)》是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阎惠昌的传记，他是横跨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执指挥棒，在大中华地区以至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成为中国音乐的文化大使，蜚声国际。
书的前十章讲述阎惠昌儿时受三秦文化薰陶，吸收民乐、戏曲养分，从笛子、二胡以至小号、钢琴，一幕户外刺骨寒风练琴，一幕“文革”游街、小儿子却以毛泽东宣传队队长巡演。“文革”后阎惠昌入读上海音乐学院，继而进京出任首席指挥，八年后却主动请辞，离乡背井远赴新加坡、台湾。过程中漫漫心路歷程，就如赵季平说的艺术无捷径。
书的后十章讲述阎惠昌在香港中乐团的日子，从九七回归，经歷公司化、非典、乐器改革、乐队学院、各地巡演、以至与马友友首演赵季平力作、周星驰录《功夫》电影配乐等。从阎惠昌的故事，除了记述指挥家的诞生过程，也可窥探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以至国家如何走进世界、内地与港融合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