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皇的青春与爱
母亲病了，很重，住进了医院。父亲从杭州打来电话通知时，语气慌张无措。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很强悍的人，因此几十年的相处中，他们的争吵甚于甜蜜，冷战多于扶携。突然听到父亲居然慌得要哭的声调，当然不寻常。不必再考虑，我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了回去。后来我知道，几乎在我上飞机的同时，定居法国的姐姐也正在前往戴高乐机场的路上。
我跟姐姐在母亲的病床前见面了。巧的是，我们相见不到两个小时，陈蕾提着果篮走进了病房。这几年她一直住在杭州，时常能在街头遇到我父母，两家依旧住得近。在我跟姐姐都远离父母的时候，也许陈蕾更像是他们的女儿吧，她可以在街头站上半个多小时，对他们嘘寒问暖的。此刻我们三人呈半圆形围在母亲的床尾，母亲简直成了个被娇宠的女孩儿，甜滋滋地一直笑。
母亲的病其实不算太严重，一大半是父亲想象出来的。病情由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引发，治疗方式早已成熟，再住两天就可以回家自行服药控制了。听大夫这么介绍后，我们放下心，气氛轻松了。母亲看了我们一圈，问：“你们多长时间没见过面了？”我说：“您是问我跟陈蕾？还是阿姐跟陈蕾啊？我跟陈蕾有十三四年没见了吧？”陈蕾征询姐姐的意见：“我们俩有七八年了吧？”姐姐点头，道：“要说我们三个人碰到一起，总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母亲道：“难得难得，为了我的病，把你们聚到一起来了。”
因为这句话，我们三个人走出病房，走到外边的一处草坪，用手机合影留念。
三个女人，加上父亲，从医院出来后，去了我们一直热爱的面馆吃片儿川面，一种既浓郁又朴素、既乡村又高雅的味道进入喉咙，更宝贵的是，它始终如一。从我童年时偶尔能走进来品尝一回到今天依然只能偶尔回家来凭此怀旧，它就像是同一碗面。除了味道，还有分量、温度、浇头和这只蓝花大碗。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那只能说是吃面的人了。父亲当然是年迈之人了，姐姐、陈蕾、我，我们互相望着，虽没有人直说，但那句话不是一直在嘴边徘徊吗？“啊，老了，我们都老了。”
晚上，父亲早早睡了。我和姐姐两人开了电视，固定在杭州台，发着呆，或者听一阵里边叽叽呱呱的杭州话。我觉得沙发上并排坐着的我们俩很像是被父母留在家中的一对小姐妹，静静地用电视打发时间，心思却又不在电视上，而是支着耳朵听门外的动静，等父母归家的脚步。
真的就像我说的，姐姐的心思并不在电视上。她突然幽幽地说：“你知道我现在跟谁在一起吗？”
我扭头看她。这不好猜。十一年前，她孤身一人去了法国，断断续续告诉过我们若干个法国男朋友的事，但是从没到结婚的地步。我们谁也不敢深问下去。她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她不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这会儿突然起了这个话题，那必定是我认识的人喽？
我等着她的回答。
“郭文。”她回答。
郭文！那是我无论如何猜不到的名字！他竟然去了法国！他竟然跟姐姐在一起！
我伸手拍拍她的手背，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合适。但是我想用这个动作来表达我的理解、欣慰和祝福。
“你怎么不告诉妈妈？在医院里。”我说。
姐姐浅浅一笑，反问我：“我告诉她了，她是会高兴还是会难过？我想不好。所以就算了。就你知道就行了。”
我怯怯地问：“陈蕾知道吗？”
姐姐摇头：“不。”立即再次强调：“就你知道就行了。”姐姐阿瑾
姐姐已经上班了，我还在上高一。有一天，她突然拿回家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巨大！中国人是不用的，街上也没有卖的，我只在来杭州旅游的外国人那儿见过。那个时候外国人也不多噢，一般是一对男女或者两三个同性的，每人背一个——比半个人还高，到处是兜子、带子和锁扣，可以把整个家当都装进去——在杭州的湖滨路上走。他们的高个子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本来就很显眼了，加上这种比我们逃难用的还庞大的包，就更加招惹人的眼光了。所以，姐姐的这个包被拽进门时，全家人很震惊。
姐姐却轻描淡写．“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要去旅游。”
父母原先根本没把她的宣告放在眼里，现在觉得像是真的了，两人同声急问：“去哪里？”
“西藏。”
简直是惊雷。西藏是比美国更加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常听说有人去了美国，但很少听说有人去西藏。
“你一个人？”母亲听懵了，呆呆地问。
“不是啊，六号院的陈蕾一起去。”
陈蕾我当然知道，陈蕾是我们全家都知道的，姐姐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的朋友，她家跟我们院子隔条马路，斜对面。姐姐根本不必用“六号院”来定义她。因此我觉得有些怪。
陈蕾一起去，父母的心跳恢复了一些，但是仍有疑惑：“她爹娘肯啊？”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