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既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又受到国内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官僚资本的摧残，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胡西园先生的回忆录——《追忆商海往事前尘（胡西园回忆录）》——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胡西园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实业救国的朴素爱国思想，矢志国产电灯泡的制造。1921年，他研制成功了国产第一只电灯泡。解放初期，他主持的亚浦耳电器厂又试制成功了国产第一支日光灯管。这部回忆录记录了胡西园先生艰苦创业的一生。

胡西园，中国电光源工业创始人。浙江宁波人，生于1897年。1921年在上海试制电灯泡成功，1923年创办中国首家灯泡厂。曾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工业联合会理事长。1945年参与创办民主建国会并任常务理事。1981年病逝，享有“灯泡大王”和“中国爱迪生”之誉。

《追忆商海往事前尘（胡西园回忆录）》写成于1963年，1979年又进行了加工整理。期间辗转流传，时有散失，幸得各方有识之士爱护保存有加，方得以面世。

第1章 创业

 第一节 叩击“光明”之门

 第二节 艰难求生之路

第2章 图存

 第一节 外患重重

 第二节 内忧无已

第3章 崛起

 第一节 生于忧患

 第二节 国货之光

第4章 西迁

 第一节 战时迁徙

 第二节 开发西部

 第三节 渴望民主

 第四节 抗战胜利

第5章 东归

 第一节 束装东下

 第二节 复员整顿

 第三节 苟延残喘

 第四节 喜迎解放

附录

 篇后语

 星五聚餐会之始末

 关于要求开放南北通航、通商、通汇等

 问题赴南京请愿

 垂暮之年的愿望

 怀念父亲

 忆父亲

 青藤为证教子心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了政权，建立起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蒋介石窃踞“中枢”之前，曾辞去总司令之职。同年9月，蒋介石赴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并与美国驻日大使暗缔不可告人的残害中国人民的条约。同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抵上海，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通过和宋氏家族联姻，与美国取得了血肉联系。蒋介石自己宣称，他们结婚后，“革命”的工作一定要有更大的发展。实际就是他通过宋氏家族更可以顺利地推进向美国献媚的卖国政策。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也是唯命是听，不敢动它一根毫毛，日本是中国近邻，蒋以亲日来乞求日本的支持。当时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杂志载有《闲话皇帝》一文。这篇文章不过是叙述日本天皇的一点生活情形，亦极平常。不料日本军部有意寻衅，认为侮辱了他们的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一变他们对中国人民如狼似虎的凶相，成了一只软弱懦怯的羔羊，对日本政府俯首帖耳，全盘接受他们的蛮横要求，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传讯《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不由分说地下杜于上海漕河泾监狱。当时舆论鼎沸，斥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媚日。堂堂中国被这批狐群狗党搞得国不成国了。

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比在旧军阀统治下更为残酷。原先在旧军阀统治下有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很多税，除这些税外，没有开征营业税，国民党政府统治之后，在上述各税之外再加征营业税。这些杂捐当然不都是由直接营业者负担，而是要转嫁给普通消费者。这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又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遭到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中国民族资本的纱线锭数在全国总数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我们电工器材工厂也日渐衰退。自关税自主以来，外国人因为中国进口税税率过高，乃于通商口岸纷纷添设工厂，条约规定，外国厂商制造的货物所纳的税同于华商工厂。这样外国资本就日益雄厚以致压倒中国民族资本，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就连国民党官办的“中华文化建设协会”所编的《十年来的中国》也不得不承认，自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28年内，国人投资一种新工业，资本超过100万元者，几如凤毛麟角。

我有一个朋友曹志圣，开设一家德泰机器厂，专制双轮牌闸门开关。数年以来，产品颇受用户欢迎，营业日渐发展。而美国慎昌洋行进口的飞轮牌闸门开关，中国人订货越来越少，年复一年，其进口数量迅速下降，美国慎昌洋行大起恐慌。他们探得飞轮的劲敌就是中国人制造的双轮牌闸门开关，于是就捏造事实，诬告曹志圣的德泰机器厂的双轮牌闸门开关侵占了美国飞轮牌闸门开关的专利权，向当时的会审公廨起诉（会审公廨是以外国领事为主，另有一中国“陪审官”，这个中国陪审官仅相当于外国领事的翻译而已），要求赔偿损失，并不许德泰机器厂再行制造。开审之日，美国领事问了德泰机器厂三言两语，不容分辩就判决德泰机器厂应赔偿美国慎昌洋行飞轮牌闸门开关损失若干万美元，并将德泰机器厂封闭，卖价抵还美国慎昌洋行的损失费，不足之数仍向德泰机器厂负责人曹志圣追偿，如拿不出偿款要将曹志圣拘押。一家欣欣向荣的中国工厂立时惨遭破产，而曹志圣本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郁愤已极而自杀。一个经营工业生产的善良的中国人，因为产品生产经营得法较有成绩，就遭到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迫害，平白地飞来横祸，家破人亡。

美国奇异厂就是此一时期在中国开设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工厂，它利用在中国攫取到的特殊待遇与种种便利，对我们中国电灯泡业猛烈戟杀，对我们亚浦耳厂更是凶相毕露，张牙舞爪，大有要把亚浦耳厂吞噬下去之势。它在全国各地，通过种种手段，如以金钱贿赂采、销灯泡的单位或个人，妄图把国货亚浦耳电灯泡的销路全部堵塞。我厂在全国各地设立发行所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一措施完全是为了与美国奇异厂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抗衡。亚浦耳电灯泡当时在武汉、广州销路最畅，我厂把这两地列为重点。美国奇异厂除在全国各机关排挤我厂电灯泡外，还有针对性地猛烈抢占武汉、广州的市场。华北、济南、天津也是国货亚浦耳电灯泡旺销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压制国人抵制日货，日本灯泡在华北一带很为猖獗，天津、济南首当其冲，亚浦耳电灯泡在华北销路遂大受影响。在这一时期我厂的营业网被美国奇异厂及日本厂商仗势破坏，但我们决不后退，边破边补，且不断增加外埠新的营业机构，所以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时，中国电灯泡业中弱小的工厂纷纷倒闭，存者亦苦力支撑，万分凄惨，我厂幸而发展较速，营业地盘较大。南洋群岛一带国外华侨激于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及对国货的狂热感情，因此憎厌日货欢迎国货，于是亚浦耳电灯泡在国外销路剧增。美国奇异厂虽想千方百计挤垮我厂，但看到我厂的发展情况也无可奈何。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无忌，国民党政府对外推行卖国政策，对内实行苛杂捐税，层层加码。在这双重压迫下，我们民族工业一直在苦海中挣扎。

P20－22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既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又受到国内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官僚资本的摧残，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胡西园先生的回忆录——《胡西园回忆录》——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胡西园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实业救国的朴素爱国思想，矢志国产电灯泡的制造。1921年，他研制成功了国产第一只电灯泡。解放初期，他主持的亚浦耳电器厂又试制成功了国产第一支日光灯管。这部回忆录记录了胡西园先生艰苦创业的一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西园先生与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国货维持会”，为提倡国货而奔走，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和勉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的爱国工商界发扬反帝爱国的传统，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胡西园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曾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并冒险上前线慰问。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胡西园先生将工厂迁往内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胡西园先生先后在重庆、四川等地建立了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总办事处和西亚灯泡厂、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许多企业。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内迁的民族工业不仅在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大后方工业的开拓与建设，为改变中国的工业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迁川企业为展示在大后方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的实力，于1942年在重庆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胡西园先生作为主任委员积极参与。展览会先后有2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49类，为期14天。周恩来当时是中共驻渝代表，与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曾参观过此展览，并题词：“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分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全力助其成。”周恩来对民族工业给予高度评价，使民族工商业者受到极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商界面临严峻的局势。正当人们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希望成为泡影。为了抗争，胡西园先生与胡厥文、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一起被民族工商界推举为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无果。蒋介石虽也被迫接见过代表，仍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代表人物开始认识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三次会见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和平建国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等。胡西园先生也深受影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此后，他积极参与了黄炎培、胡厥文建立新政党的筹备，成为“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胡西园先生被选为理事，在第一届理事全体会议上又被选为常务理事，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曾要求胡西园先生迁厂赴台，他思想斗争激烈，诚如回忆录中所述，“被国民党反动宣传、反动谣言所惑，对共产党认识不足，歧途彷徨，数夜失眠，难以抉择”。但“当我回忆起在重庆时我曾多次坐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身边，聆听主席的教导……让我不会忘掉。……我遂决计等待上海的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胡西园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高潮中，胡西园先生也积极配合政府搞好企业合营工作。改革开放不久，胡西园先生故去了，没能看到我们国家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如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早已超过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于我国的经济生活中。

陈明德

2005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