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笔写小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疑虑。我之所以称它为小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我有微不足道的故事要讲，我既没有死亡的收场也没有婚姻的结尾。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也是一个故事的总定论。当然婚姻作为结局也很合适，那些见过世面的人用不着去嘲笑世俗认为的快乐大结局。百姓有一种本能，总认为该交代的都说了这才合乎情理。无论男女，在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之后，最终走到一起时，他们就已经履行了传宗接代的使命，兴趣也自然地移到未来下一代人的身上。可我使读者如堕云里雾里。这本书回顾了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我和他关系密切，不过要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见一次面，所以几乎不知道这中间他发生了什么。我想使用杜撰的手法填补缺漏，这完全行得通，还可以使故事情节更连贯；但我不希望这样做。我只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许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小说，名叫《月亮和六便士》。在那本书里，我写的是一位著名画家保罗·高更；他是法国的艺术家，关于他的事，我知之甚少，但我使用小说家的特权，凭借得到的些许提示，炮制了若干情节来述说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在这本书里，我打算不再这样做了。我在书中没有一点杜撰。为了避免还活着的人尴尬，我把书中角色的名字都更换了，并努力用别的办法使人认不出来他们是谁。我要写的这个人没有名气。也许他永远不会出名，也许他一生终结也不会在这个世上留下什么，甚至不及一枚石子投入水中留下的涟漪。至于我的书，如果有人读，那就是它固有的兴趣所在。不过，或许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他特殊的过人之处及受人的爱戴在同类中的影响会与日俱增，这样或许在他死后很长时间人们才会认识到在我们的年代曾有一位非凡的人物。那时你就会清楚我在这本书里写的是谁了，至少那些想了解一点他早期生活的人会在书里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涉猎有限，但对于写传记的朋友来说不失一部可用来征引的书。
我不敢说我记下来的谈话都是逐字逐句一字不差的。在这类或其他场合，我不能记下谈话的全部内容，但与我有关的事却记得很清楚，虽然这些谈话出自我的笔，但我认为内容忠实地呈现了他们的谈话。我说过，我一点没有杜撰；现在想要改口。如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学家们，我已经擅自把我没有亲自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事情放在了我故事人物的口中。我这样做的理由和历史学家一样，是增添场景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如果只有叙述没有对话就会显得没有生气。我想要有人读我的书，所以我觉得为了这个做什么都说得过去。聪明的读者自然会明白我在什么地方使用了增添手法，他完全可以自由地摒弃它。
使我对写这部小说有忧虑的另一个理由是书中要描述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了解人是件很难的事，我觉得一个人除了本国人以外说他真正地了解了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男人女人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因素决定的；还有他们的出生地、学会走路的农场或城市的公寓、儿时玩的游戏、不经意间听到的愚蠢迷信、吃的食物、去的学校、从事的体育、朗读的诗句和信奉的上帝。所有这一切造就了现在的他们，而这些事情绝非道听途说可为，你只有和他们共同生活才能知晓。你只有是他们才能知晓他们。除了观察之外，你不可能了解你陌生的民族的人，所以把他们真切地呈现在书中不是容易的事。就连亨利‘詹姆斯’那样细致的观察家，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没有创造出一位地道英国味的英国人物来。至于我，除几部短篇小说外，从未打算去写本国以外的人。即便在短篇小说中斗胆染笔，也是因为在这些书中你可以更为粗略地交代人物，让读者大概地了解，让他们填补细节。人们或许要问，既然你把保罗·高更编成了英国人，为什么不能把这本书里的人如法炮制呢？答复很简单：我不能。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我不要把他们装扮成美国人眼里的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眼里的美国人。我不想仿效他们说话的特点。英国作家试图做到这一点闹出的乱子如同美国作家模仿英格兰人说英语也是弄得一团糟。俚语是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语小说中经常用，但从来都不像英国人用的那样，所以不但没有达到他想要的地道效果，还常常使英国读者感到有一种颠簸的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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