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编著的《炉边絮语话文坛(精)》文章的资料性翔实新颖，但采用了尽可能吸引人的叙述方式，篇篇精悍，可读性强。体现了作者“史料、理论、文采”有机融合的学术风格。书中文坛轶事由作者娓娓道来，不仅向我们呈现出当时文坛色彩纷呈的人际网络，也呈现出了当时独特的文化生态。

这本学术散文集是陈漱渝先生近作的选萃，以史料、观点、文采相结合为特点，来畅谈许寿裳、胡适、郁达夫、巴金、冰心、汪静之、李霁野等文化、文学名人大家之旧事，涉及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其中主要是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炉边絮语话文坛(精)》作者陈漱渝，提供了更多的新史料、新视角，并融入作者的新思考，使读者耳目一新。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许寿裳

鲁迅的抬棺人黎烈文——以《中流》半月刊为中心

并不神秘的许羡苏

“交谊至深，感情至洽”——鲁迅与郁达夫

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至死的女子

汪静之：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

读巴金《随想录》的随想

我接触的第一本新文学读物：《关于女人》

寻找高长虹

石评梅：她在悲剧中体验人生

文中有画的凌叔华

朱自清去世前后

雨打芭蕉——台北温城街访台静农

春风化雨忆恩师——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110周年

学术有规范文章无模式（后记）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许寿裳

鲁迅一生助人甚多，特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和文学青年。他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又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为人力车夫包扎伤口的故事，为女佣王阿花赎身的故事，以及甘为文学青年当梯子、当垫脚石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然而鲁迅一生也得到了一些中外友人的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一生的挚友许寿裳先生。虽然许先生十分崇仰鲁迅，视鲁迅为相交35年的畏友，也被鲁迅研究的通人冯雪峰称为“终生忠实于鲁迅的一位朋友”(见冯雪峰遗稿《鲁迅传》)，但有一点却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他同时也帮助鲁迅改变了命运。东京结缘：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奏

许寿裳先生1883年(清光绪九年癸未)2月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水澄巷，是鲁迅的同乡，比鲁迅小两岁。他们都轻功名，不重视科举考试。1902年初秋，许先生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浙江班补习日语；其时鲁迅已早半年入校，编人江南班。这两个班级的寝室和自修室相毗邻，为两人提供了接触之机，他们很快订交，终成莫逆。1904年，21岁的许先生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先读预科，后入史地科；鲁迅则于1904年9月考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虽然学业各有专攻，但他们始终是革命营垒的战友，文学事业的同志。

在弘文学院期间，鲁迅对文学已产生浓厚的兴趣，买了不少日译世界名著，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罗马神话，还有一部日本印行的《离骚》线装本——鲁迅赴仙台前送给了许寿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解决这三个问题，成为了鲁迅后来从事文艺运动的宗旨。1907年夏天，在留日学生普遍鄙弃文艺、重视实用学科的“冷淡的空气”中，刚从仙台医专退学的鲁迅集合几个志同道合者，准备筹办一份名为《新生》的文艺杂志。鲁迅说，“新生”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呐喊·自序》)；许寿裳说，“《新生》之名，取于但丁作品，亦不为人所知”(1944年2月4日致林辰信)，但也许这两种含义兼而有之。由于原来几位答应为刊物出资和供稿者爽约，杂志遂告流产。坚持到最后的三个人中，除开周氏兄弟之外，仅有许寿裳一人。

鲁迅和许寿裳文学上的合作还表现在替《浙江潮》撰稿。《浙江潮》是一份综合性月刊，1903年2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第五期起由许寿裳接编。应许寿裳之约，鲁迅先后在该刊发表《说鈤》《中国地质略论》《哀尘》《地底旅行》等译文和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些译作均为鲁迅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字。《哀尘》是法国作家雨果《随见录》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雨果又将这个情节写入了他的史诗性巨著《悲惨世界》。翻译《哀尘》，显示出鲁迅非凡的艺术鉴赏力和战斗的现实主义倾向。《地底旅行》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鲁迅试图通过这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在文盲充斥的中国普及科学知识。《说鈤》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射线的经过，表明鲁迅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有及时的了解，并且已经开始运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考察问题。《中国地质略论》既是科学论文，又是一篇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警世之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在中国地质资源惨遭列强豆剖瓜分的岁月，这些力敌千钧的文句奏响了救亡卫国的时代最强音。《斯巴达之魂》写的是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悲壮故事，通篇张扬着一种反抗强权暴行的尚武精神。在1903年4月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乃至于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文中歌颂的“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牺牲精神，都使读者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文中烈女埃烈娜的形象，正如许寿裳所说，“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许寿裳通过媒体首次把鲁迅推上了文化舞台，而首次公开亮相的鲁迅也表现出了他在人文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丰厚潜质，预示了这位文化巨人在未来岁月中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P1-4

“叙旧文丛”出版弁言

叙，讲述，盼侧耳倾听；旧，过去，期一日相逢；叙旧，网罗旧闻，纪言叙之，以温故，以溯往，以述怀，以知新。

搜寻、稽索、钩沉、抉隐，一句话，一件事，一本书，一个人，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在琐细字间，鲜活，绽放。

走进旧时光，来一场返程之旅，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我们相信，叙旧的过程，是唤醒记忆，省思历史，亦是安顿今者，启示未来。

学术有规范 文章无模式(后记)

这是我的又一部学术散文结集，涉及的都是中国现代作家；其中主要是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散文”泛指韵文之外的文体，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大散文”。时下作家创作的散文主要是五四时期提倡的“美文”。西方的散文即“essay”，日本有人译为“随笔”，但也不准确，因为日本的“随笔”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学术札记，相对而言文学性比较差。

我书写的其实是一种资料性的文章，但为了读起来较为轻松，我采用了尽可能吸引人的叙述方式，遣词造句上也不敢懈怠。跟峨冠博带、并无创见的理论文章相比，拙文提供了更多翔实而新颖的史料；跟枯涩繁琐的考证文章相比，拙文又多少提供了一些看了不至于头痛的观点。史料、理论和文采的有机融合，是我多年的学术追求。用“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这样的套语来评价拙作，那自然会给人以溢美之感；但如果认为拙作有个性色彩或个人追求，那倒是一种知己之言。我不敢径称之为“学术美文”，姑且给它们戴上一顶“学术随笔”的帽子。

书名中采用了“炉边絮语”四字，是受到了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的启发。该书在概括散文体裁的特色时写道：“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我还记得儿时跟妈妈在炉边絮语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长沙郊区唐家巷一处小茅房里，居室旁边便是猪圈，母猪小猪的呼噜声清晰可闻。冬天北风透过门窗的缝隙直往里灌。我跟母亲哆哆嗦嗦地围挤在一个小煤炉旁边，这个小煤炉既用于取暖，也用于做饭，阴雨天还用于烘烤衣物。煤块燃烧时窜腾闪动的是蓝绿色的火舌，但因为茅屋四处透风，不至于担心煤气中毒。南方有钱人家用的是铜火盆，烧的是黑亮黑亮的木炭。有一种“欢喜炭”，无烟，燃起来通体红火，一看就会顿时感到浑身暖洋洋。然而有亲情在，小煤炉同样让人感到“欢喜”。有一年除夕，家中无肉也无鱼，我跟妈妈剥了一斤虾皮，就算是除夕大餐。妈妈有说不完的话。正是她的炉边絮语，激发了我对文学的最初爱好。今天恰巧是感恩节，不知不觉写下了这些离题的话，感恩母亲——我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人！

在选编这本学术随笔的时候，媒体正围绕“西式论文”的利弊展开了一场讨论。我感到“西式论文”的优点显而易见。在这个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西式论文”中的“关键词”能帮助我们迅速检索到所需的材料，详尽的注释显示出学术的严谨和学者的功底。特别是对前行研究的尊重和介绍，显了论文的学术生长点，抑制了据他人成果为己有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把“西式论文”模式奉为“洋八股”却又产生了一些弊端，特别是不能尊“西式论文”为唯一的学术表达方式而低估了其他学术文体。我的意见是，学术虽有规范，但文章并无模式。鲁迅的文学思想深刻而广泛，这是众所公认的，但他的表述方式却极其灵活，终生也没有写过一篇“西式论文”。比如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研究魏晋文学之经典之作，新论纷呈，给人以凝重的历史感，但采用的却是娓娓道来的讲演方式。《门外文谈》是《中国文字变迁史》的雏形，平实中见功大，通俗中见深刻，有利于文字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更是中国新文学史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的精辟总结，点评的是刊物和作家，勾勒的是一部社团史和流派史。我很担心这样的文章如今上不了“核心期刊”，评不上研究员或教授。这是时代的腾飞，还是学术的歧路？至于奉一切西方理论为圭臬，不辨良莠，所产生的流弊那就更无法估量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诸位友人，是他们不计工本，策划了这套“叙旧文丛”，才使非驴非马的拙作在书林中有了侧身一隅的机遇。

是为跋。

2014年11月27日夜